高潮来了，拍卖业何以争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带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特色的拍卖行已没有了生存的条件。建国初期，上海尚存25家拍卖行。 　　1958年，旧中国遗留的最后一家拍卖行在天津关闭，一个拍卖业的旧时代终结。 　　1986年，国营广州拍卖行正式成立。 　　1986年1月，佳士得在香港成立子公司并举行首场拍卖，推出十九及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和翡翠首饰珍藏，反应热烈，总成交额逾1,400万港元，翌年举行首场“中国陶瓷及工艺精品”拍卖，为香港佳士得日后的发展奠下稳固基石。 　　1989年3月，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1989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中明确要求，要在若干个中心城市试办拍卖市场，开展各类公务的拍卖业务。随后，国家体改委决定，在沈阳、北京、广州、天津、上海、哈尔滨、大连、重庆等城市进行试点，恢复拍卖业。这是我国政府首次在正式文件中对拍卖业加以承认。 　　1992年10月3日，深圳市动产拍卖行(现深圳市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深圳博物馆举办了“首届当代中国名家字画精品拍卖会”，这是国内首次举办的中国书画拍卖会，标志新时期中国艺术品拍卖的开端。 　　1993年5月，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12月更名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1993年6月，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举行首届中国书画拍卖会，这是上海开埠150多年来举办的首场大型艺术品国际拍卖会。 　　1994年2月，国内首家由文物经营单位设立的拍卖公司--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成立，9月18日举行了首场拍卖会，总成交额3338万元。 　　1994年7月，国家文物局颁布《文物境内拍卖试点暂行管理办法》。 　　1995年6月22日，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在北京成立。 　　1995年12月15日，国家文物局批准，在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荣宝、中商盛佳、上海朵云轩、四川翰雅等6家企业实行文物拍卖直管专营试点。 　　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第二十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1997年1月1日正式实施）。 　　1999年8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中商盛佳、上海朵云轩、北京荣宝、广东古今等七家企业联合发出“行业自律倡议书”。 　　2003年6月19日，国家文物局颁布《文物拍卖管理暂行规定》，7月14日实施。 　　2003年11月，苏富比拍卖行总裁拜会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并考察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 　　2005年11月，北京永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经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授权，使用“佳士得”注册商标进行了首场拍卖，并取得了成交9700万元的成绩。半个月后，永乐的首席拍卖师刘新惠被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吊销了拍卖师职业资格证书。 　　2006年4月，北京市文物局公布去年北京市文物艺术品拍卖总成交额约为91.6亿元人民币。这一统计数据来自各拍卖公司上报的自2005年1月1日至12月25日的统计资料。资料显示，去年全市44家文物拍卖公司中，有36家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文物拍卖业务，有8家因各种原因没有拍卖业务。有业务活动的36家公司全年共举办大、中、小型拍卖会137场，比2004年多19场。 　　2006年4月，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公布，截至2005年12月，中国拍卖行业有拍卖企业4000余家，年成交额近3000亿元，其中涉及艺术品拍卖的有160多家，年成交额超过150亿元。 　　。。。。。。 　　面对这一系列的大事记以及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火爆现状，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非常肯定地指出“这里面肯定有水分！”因为涉及到相关企业的经营秘密，“水分”到底有多大，外人难以知晓。 　　事实上，虚报成交数额在全国拍卖行业中都存在。不难想像，高成交率和成交额无形中预示了拍卖企业的实力，这样的不真实会给拍卖企业带来诸多现实的好处，更会给今后征集拍品、举行拍卖带来便利。因为藏家都想把拍品送到业绩好的拍卖企业，这样不仅能卖出个好价钱，而且出手的成功率较高。而眼下的《文物法》、《拍卖法》以及工商和税务法规的不健全，都使虚报落槌价的拍卖企业有空子可钻。虽然刷新拍卖纪录的数据登在报上、散播于世间，但等到税收单位要求纳税时，拍卖企业常常有钱没到位、买家爽约等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责任。 　　伴随艺术品市场的持续火爆，大量企业从其他行业涌向拍卖领域，一涌而上，纷纷举槌。一些没有达到资质要求的拍卖企业混迹其中也冒险开拍。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具备文物拍卖许可的拍卖公司有150多家。其中，北京新成立的具备文物拍卖许可的拍卖公司就有4家，拍卖公司扩展势不可挡。一直以来，北京、上海稳居中国文物艺术品的拍卖中心，但随着南京、杭州、重庆、济南、深圳等地的崛起，再加上天津、广州等地的不断扩容，其稳居中心的地位开始动荡。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副司长王沪生表示，目前拍卖企业的数量虽然不少，但能够真正形成规模效益的屈指可数。而更多的业内专家认为，拍卖公司发展速度太猛，势必给拍卖行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其实，这种负面影响在去年已经出现：2005年初，刚刚成立的北京红太阳拍卖有限公司的第一场拍卖，就刷新两项世界纪录。其中，宋徽宗《桃竹黄莺卷》拍得6116万元人民币，令业内震惊。此前，该公司在业内声名甚微，头场拍卖就红灯高照，业内外的质疑声四起。事后有媒体指出，竞得宋徽宗《桃竹黄莺卷》的上海某收藏机构，仅向红太阳公司支付了1500万元的汇票。而这家拍卖公司的注册地点为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吉祥工业区，而稍后今年的春拍上，北京红太阳又爆出一件宋代汝窑瓷器创国内文物拍卖新高--以1.6亿元人民币成交的特大新闻，号称创造了国内文物拍卖成交的最高纪录。对此，不少行业人士视之为笑谈。 　　有刚刚成立的拍卖企业老总洋洋自得地说，如今文物艺术品拍卖业的门槛不高，拿到拍卖执照就可以经营，是导致市场上产生虚假纪录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实情况是，现在常常有一些自认有实力的经营者，以为拍卖业遍地黄金，觉得自己顺手成立个公司就能开拍。首场轰轰烈烈热闹非凡，二场杳无音信再不见踪迹。不少拍卖公司只拍出一场就转眼倒闭。 　　据统计，目前中国大陆的拍卖公司基本上处于一个月成立一家，半个月倒闭一家的状态。虽然有人说，所信不是半个月成立一家，可见中国的拍卖行业还是在朝良性的趋势发展的。但是，扎扎实实拥有稳定的买家和卖家群体才是拍卖企业立足生存的根基。而这两个稳定客户源的形成，非朝夕就能实现的，靠的是拍卖企业长期的诚信经营和品牌意识。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那种基于毕其功于一役而成立的挣快钱的拍卖企业，只能是短命的流星公司。 　　 拍卖公司的资源之争 　　2005年开始，中国艺术市场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国际化。 　　纵观世界艺术品市场格局，业已形成了以美国纽约、英国伦敦、中国香港、中国北京、上海为中心的几大艺术品市场。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近几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迅速崛起，特别是北京，无论是拍卖公司数目，还是拍卖成交额已超过香港，其地位和影响日益显著。甚至有佳士得国际行政总裁Edward Dolman放言：未来的世界艺术品最大的市场在亚洲，中心是中国北京；而艺术品最大的买家是以华人为代表的亚洲客户群体。 　　毫无疑问，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国际化趋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当利好放在眼前时，千万别忘了，随之而来的一定是风险。 　　中国庞大的市场和近年来持续火爆的艺术品行情，早已引起了苏富比和佳士得的关注，老牌拍卖巨头佳士得对中国内地的拍卖市场可以说窥视已久，1994年就第一个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花巨资在上海搞香港拍卖会的预展，1996年后又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2005年，佳士得授权北京永乐国际拍卖公司商标使用许可，在2005年秋季大拍的热潮中，佳士得终于借授权经营的方式在北京抢滩登陆。虽然不过半个月后，永乐的首席拍卖师刘新惠就被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吊销了拍卖师职业资格证书。但这无疑是国际巨头迫不急待进军中国内地艺术品拍卖市场发出的明确信号。2006年3月31日，由苏富比率先推出的“亚洲当代艺术专场”在纽约顺利举锤，并很快引领中国艺术品市场。这也是中国的当代艺术第一次阵容齐整出现在西方的拍卖场上。 　　对拍卖行的卖家和买家群体来说，苏富比和佳士得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开放性介入使他们成为最大的即得利益者。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许多藏家都已经把苏富比和佳士得当成是价格指导的"风向标"，更是一个"专业、规范、权威"的典范。可以说，这也是两家国际巨头二百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品牌成效。 　　苏富比（Sotheby‘s）诞生于1744年。目前，苏富比在世界各地约有100多家分公司，1980-1981 年度，苏富比的交易额为6 亿美元，到1988年，达到18 亿美元，1989 年，更是增加到29 亿美元，近几年来，每年的交易额仍保持在数十亿美元。2005年，苏富比拍卖行拍卖的艺术品总值为27.5亿美元，收入5.135亿美元，净收入增长幅度高达85%，达到6300万美元。目前，苏富比每年在全球17个国家举行的拍卖会达500多场。 　　佳士得拍卖行全名克里斯蒂、曼森和乌兹有限公司（Christie, Mansan & Woods Ltd.，Christie‘s），1766年创立。佳士得目前已经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设有上百家分公司，1983-1984 年度，佳士得的全球营业额达3．6 亿英镑。2005年其全球年度拍卖总成交额达18亿英镑，较2004年增加超过30%，创下其240年历史的最高记录。2005年，佳士得的成交额不仅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而且超过了苏富比。 　　在二百多年的历史中，苏富比和佳士得这两家国际拍卖巨头在艺术品拍卖场上屡屡创高，很多纪录至今无人超越。 　　 　　其实这正是为什么在苏富比和佳士得公开设立“亚洲当代艺术专场”后，中国当代艺术价格狂飚的重要原因。 　　 　　伴随而来的，是各大涉及中国艺术品交易的拍卖行的资源之争。苏富比和佳士得强势介入中国艺术品市场，更使这种资源之争进入白日化状态。 　　在2006年香港苏富比的春拍上有不少中国古代杂项艺术品推出，竹木雕、印章石、铜佛像、剔红剔犀等（玉器除外）占了相当的分量。但是从拍卖结果来看，杂项的成绩并不是太理想，与过去两年的火暴相比较甚至有所回落。先看统计数据：这次杂项共计推出76件，成交36件，成交率正好约50%；成交额为2446.48万元，刚刚超过估价的50%。透过现象看本质，至少说明在拍品征集上出现了问题，货源出现短缺状况，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品质虽下降，估价却上升。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目前艺术市场的焦点，即各大拍卖公司的西画及雕塑专场上。有消息称，苏富比和佳士得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征集除了海外藏家的贡献外，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艺术家本人。而对中国内地的拍卖行来说，这些没有经纪人、成功成名也很富裕的艺术家常常是最不好合作的卖家，也是最难争取的货源。 　　中国大陆有一些拍卖行已经有数十年经营历史，具有广泛的社会声誉和知名度。但同样也在资源之争上大伤脑筋。今年春拍中，历数内地的几大拍卖公司，中国嘉德一向以坚持推广中国当代油画为先行，但是本季拍卖的油画雕塑专场中，却明显感到中国当代艺术版块的拍品弱势；北京保利和北京华辰的油画专场虽然有不少热卖的当代艺术家作品，但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写实油画的大卖场； 北京翰海的西画及雕塑专场则以海外回流的老油画和部分当代学院派为主。 　　中国嘉德副总经理寇勤说：“艺术品拍卖不是想卖大价钱就一定能达到。首先要有重量级拍品，具很大偶然性，但常常这种拍品可遇不可求。” 　　中国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张新建指出：拍卖公司不是越多越好，这跟菜市场不一样。拍卖公司拍卖的是原创的、不可再生的文化、文物艺术品，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就会存在恶意竞争、炒作，如果市场不规范、不健全，往往正规的拍卖公司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达不到优胜劣汰的效果，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货源的紧张无形中也造就了拍卖场上的“三假”盛行，这“三假”包括造假、售假和拍假。全国目前约有上千家大大小小的拍卖公司，每年要进行800场左右的大型艺术品拍卖活动。市场已经从分散走向集中，首先是地域上集中在北京、珠三角和长三角，而且50%以上的营业额是由排名前20位的大型拍卖企业所完成的。但是还是有不少拍卖公司钻《拍卖法》的空子拍假画，甚至和制假者沆瀣一气。张新建甚至认为，2006年可能成为“拍假纠纷年”。 　　放眼2006年，应该说是各大拍卖公司直接面临货源紧张、接受严峻考验的一年。首先是中国大陆拍卖市场的货源还没有进入良性循环的阶段，可是大大小小的拍卖公司风起云涌，货源大战使各路人马急功近利。苏富比和佳士得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参与又使过去仅限于中国经典艺术品的货源争端直接蔓延到了大部分中国艺术品的范畴。各公司间争夺货源的白热化状况会愈演愈烈，最后只能按照经济规律适者生存。 　　 艺术品拍卖是否需要市场前瞻性 　　一位熟知拍卖的知情人士说，拍卖行通行的观点是：拍卖仅仅提供了一个公平交易的渠道，至于委托人与竞买者有什么更“深”的目的或者做法，拍卖公司作为中介一般很难知晓。就如同商场和银行，都为顾客提供了一个交易场所，但顾客在进行交易后到底拿商品或金钱去干些什么，则商场与银行并不去管，更不是他们的责任。 　　这样的观点中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拍卖企业有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准则？ 　　二是拍卖企业到底需不需要对艺术市场的引导性？ 　　拍卖企业本身确实只承担二级市场公开交易的责任，而不承担任何风险和义务。作为中介平台，赚的就是买卖双方的佣金，自然也是越多越好。但是，正如一家商户都知道如何促销和推广自己的商品一样，总有本身的定位和准则，以及行业规范。如果仅仅是一个提供给委托人和竞买者的平台的话，带来的必将是拍卖企业品牌的受损。 　　比如说艺术市场上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某位艺术家的作品如果能在拍卖行创造一个成交新纪录，很快就会得到社会的关注并提高艺术家的知名度进而带动其作品的市场行情。对于急于在艺术市场中获利的艺术家来说，直接进入拍卖行似乎是一个节约成本并迅速见效的捷径，从而直接跳过专业画廊这个环节，同时也导致拍卖现场的艺术作品质量难有保障，全凭买方的眼力来进行甄选，拍卖行成为一个大卖场而失去二级市场的高端意义，更成为买家眼中品质不能得到保障的代表。 　　众所周知，目前各大拍卖行都有与某些艺术家有私下的协议，成为拍卖企业获利的一部分，甚至有些拍卖行会因为某种合作而大肆降低佣金比例。鉴于中国艺术品市场还处在无序的发展和不完善过程中，这样的做法令多数拍卖企业不得以而为之，其中包括前文提到的苏富比对中国当代艺术品的征集。但是，花费精力和时间加以改善才是真正的立足之本。 　　就这个问题，寇勤也表示很无奈，但是针对某些拍卖企业的做法，他说：“我认为炒作是有用的也是有限的。我们对于买家的10％佣金绝对不会松动就是为了控制炒作。嘉德不管对象是谁，作品不好就不上拍，艺术品提供者对价钱的炒作可以隐瞒，但绝对要付出代价---就是照章支付上下家两头的佣金（卖方和买方各10％，即成交价的20％）。” 　　我们再说拍卖企业到底需不需要对艺术市场的引导性。在企业经营的商业模式中，常常出现的是“战略方向”这几个字。那么，在中国的拍卖企业中，“战略方向”是否应该存在？ 　　毫无疑问，苏富比和佳士得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全面介入，已经给中国的各大拍卖企业带来了强大的危机感。虽然眼下还有本土对拍卖行业的保护政策使得他们轻易不能直接在内地开设分公司，但是，大家都能够意识到这迟早会被打破的事实。而在全球艺术品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如此飞扬的时刻，我们的名牌拍卖公司能做些什么来稳定和加固自己的位置呢？ 　　就事论事说，在艺术市场热情高涨的氛围中，相比那些在行情利好下进入市场的投机型拍卖企业，品牌拍卖行需要经受更大的考验。艺术市场低迷的时候，这些拍卖企业有足够的时间一步一个脚印来完成品牌建立的过程，但在市场飞越的片刻，他们要面对的不仅是其他拍卖企业的资源争夺、更有巨大对手的威胁，以及如何步步为营但刻不容缓的保持先驱地位。 　　作为“中国拍卖行业风向标”的中国嘉德，是否也需要这样的信心来推动市场呢？寇勤是这样回答的：“和已经200多岁的苏富比、佳士得相比，我们只有10来年历史，差距还很大。他们多年来形成的有效管理机制、全球网络使其拍品的征集全球化，反过来拍品的销售也可以全球配置资源，什么东西适合哪里，就拿去哪里拍卖。与他们看齐，嘉德更明确的是要把艺术品拍卖做得更好，而不是数量上更多。” 　　早在1996年，中国嘉德就联合美术史学者，很有前瞻性地推出“1949－1979新中国美术作品”拍卖专场，此后“清道光廿五年贡酒”的拍卖、“翁氏藏书”的回流等等，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奠定了嘉德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 　　回观苏富比和佳士得面对亚洲尤其是中国市场的勃勃野心： 　　佳士得表示，“过去二十年，香港佳士得在亚洲拍卖市场中担当极为重要的角色，成就卓越，在集团240年的历史中写下辉煌一页。亚洲在国际拍卖市场的地位将不断提升。作为开拓市场的先驱，佳士得会继续积极扩展亚洲区业务，并加强投资，制定更为长远的发展策略。我们深信香港佳士得将稳守其领导地位，缔造更多佳绩。” 　　而苏富比欧洲及亚洲区副主席司徒河伟认为，苏富比香港公司的业绩连年攀升，总营业额达18.36多亿万港币，增长率达到了94%，更基于纽约苏富比和香港苏富比在亚洲当代艺术项目的出色表现，令苏富比高层看到了亚洲市场未来的巨大潜力和强大的购买力，也据此对亚洲管理层进行了新的部署。 　　在未来几年中，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资源争夺，将更多体现在对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上，而无论从当代艺术的学术上，还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品本身，中国本土的资源都不能与西方相比：其一，当代艺术源于西方，在学术上对当代艺术的判断力有自身的诸多缺陷，产生的问题是我们的学者和拍卖行到底需要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当代艺术？其二，中国当代艺术的最早收藏家都在西方，在货源的供应上也有很多不足。这些都给中国的拍卖企业带来巨大的难题。 但是提出难题才能解决难题，只有积极认真地审视自身的缺陷，弥补和修正，才能成为本土市场最大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