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人物的斑驳影子---刘树勇

徐肖冰、侯波这对革命伉俪的摄影及不凡的经历，近些年来，通过展览、报刊杂志、电视采访，被人们不断地看到和提及，溢美之辞自不必说。说到他们的贡献，多说他们对中共领导者革命活动的图像记录，亦多说他们与领袖人物在一起的事迹，而且说得兴奋，而且神秘。再说到重要处，亦只是说到他们采集的那些图像，已经成为对现代中国这段红色历史的珍贵解说。这些都是好的。但，这不够。 2006年春天，我见到了这两位年事已高的著名摄影家。徐肖冰，小个子，典型江南人的相貌，精神矍铄，坐在那里，思路清楚地与我谈着那些过往的岁月。他的夫人侯波，安静地坐在一侧，间或插言提示着一些徐老说不到的细节。此前，我早已见过她一帧在延安抗大学习时的照片：与三位同学坐在一面土坡上，剪了短发，正是青春昂扬的年纪，仿佛歌声刚刚歇住，看着远处，心中自是风景无限。如今，他们都已经是蔼然长者，用那种只有民国时人才有的质实朴素的语调，告诉我这个无名的晚辈那些在他们来说平素动人的山河岁月。 1、战士 不妨就说他们拍摄的那些红色领袖吧。红色领袖在他们的眼中是什么模样儿？怎么个拍法儿？拍成个什么样子？ 徐肖冰1936年在太原已经见过了周恩来。此前，他在上海数家电影公司作摄影助手，亦做过吴印咸先生的助手。他参与拍摄的电影如《桃李劫》、《自由神》、《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等等，已是我们熟悉的民国电影中的经典。那些彼时风靡国中的大牌明星们，包括后来做了毛夫人的蓝苹，当然是一一都有过往。此前他还在国民政府的机构中做过摄影师，我看到他存有当年身穿军装的一张照片，端的是气象英武神色俊朗，真是好看。 彼时中共领袖什么模样儿？我们想到的那些中共领袖的神采，多是建国之后那些宣传教化的图像样式及其高频率传播在我们的头脑中建构起来的。彼时的中共领袖在徐老的眼中，尽管已是万里长征刚刚过来的人中之杰，却也是一种平然质朴的样子，做着一些艰难且重大的事情，却也无我们后生晚辈们想象当中的那样高大了得。他们居一贫瘠荒凉之地，日本人已经进了国门，四周正是烽火狼烟起来了，其中困难窘迫，其中危重险恶，以区区数万之众，赖以何种力量得以生存下去？非有常人所无的大勇和坚毅，哪能后来就夺了天下？所以，看看彼时的中共领袖，真也是万千兵士中的一骑骁勇，平常村落街头的麒麟，自有一种内在的大力量，却无有什么刻意的炫示招摇。 1936年底，徐肖冰到了延安，成为此后成立的由吴印咸主事的延安电影团的一员。虽说中共早已有了记录中共各类活动的动机，却也并无美化中共本身的企图，正是民国中人的平然心境。徐老跟我说到，彼时并无什么宣传领导特别的指示，要刻意地去拍好什么人，只是要他自由地去做他认为有价值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徐肖冰辗转各个战场，拍摄那些在硝烟中前行的士兵将勇，拍摄那些后来声名显赫的领袖。今日看他拍摄的那些照片，那些在正步操练的军人，那些坐在窑洞前面读书的抗日军政大学的女学生（她们读的是什么书？），那个在母亲身边识字要打日本的孩子，那个在树上暸望的哨兵，那位在弹雨纷落当中执望远镜观察战事的彭德怀，那个在简陋的房间里请国民党要员吃饭（吃的是什么？）和美国特使赫尔利谈判的毛泽东，哪里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神话人物？分明只是个心中有了大信仰、且要为着这信仰一路走过去的平常中人。我喜欢看这样的照片，不仅仅是因了徐肖冰和与他同时代那些摄影师所做的无可替代的工作，而且也是羡慕徐老这样的摄影师工作的那个自由的年代，羡慕他在镜头中自由地看到过那一代充满浪漫温情的理想主义想象和勇气的战士，见识过那些没有虚饰掩遮、且有点儿粗服乱头、正处在他们人生当中精力最为丰沛时期的大人物。这样的观看和图像记录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作为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也让我们知道，自由的观看和表达，乃是一个摄影师接近真实的唯一道路。 2、领袖 吴印咸先生在世的时代，我和他多有来往。闲谈当中问及，延安时期，中共领袖人物可有专门配备的摄影师？他说不曾有。再证之于徐老，亦说，不曾有过。 侯波，徐肖冰的夫人却是这样一位被命为专职拍摄领袖人物的摄影师。三十多年前，我尚在山东一个小小的山村中读书，教室墙上贴着毛泽东穿呢制大衣，站雪地中的彩色照片；毛泽东与一群肤色不一衣着花哩胡哨的外国友人一齐合影的照片；毛泽东戴一草帽站在天津杨柳青一片庄稼地里的照片。没有注明摄影者——文革时期的领袖照片多不注明作者。今日知道，这些图片，都出自侯老之手。 我不知道建国之后在领袖身边做一个摄影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问侯老，她亦只是说，很紧张，总怕拍不好，领导不满意。不满意是指的什么？满意不满意的判断标准是什么？说不清楚。 我想，此时已经有了一个标准。众人知道，领袖的图片在建国后不仅常人不可能拍到，也不是随意可以发表的。用，也只可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选择图片。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与摄影本身无关。 与摄影有关的部分，是图式。侯先生与我说，此时宣传部门亦对她的摄影方式无特别的要求，摄影是摄影师的事，领导部门只重结果。但这个结果就图像本身来说，就与摄影师采用何种图像样式有关。也是个人理解的偏狭，我总以为这些我从小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有关领袖的图像总是出于特别的考虑。比如，一定要把领袖人物拍得高大伟岸；一定要表达领袖人物深邃了得的神色；一定不能有任何丑化曲解的嫌疑，等等。我们看到，出自侯老的这些图像都拍摄得严谨、重大、富有强烈的戏剧性和仪式感，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有点儿像是圣像，亦因此作为展现中共领导人风采的标准的视觉符号在一个年代里被广泛印刷和传播。从图像学的角度来说，这些图片的风格样式，奠定和构成了新中国领袖摄影（特别是肖像摄影）特有的视觉样式和图像传统。这些图像样式，亦为我们研究在一个特殊的造神运动时代领袖人物的图像语言，研究这类图像生产与使用的政治动机和传播方式，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本。 3、常人 但问题并没有这样简单。随着一个时代的远去，侯老更多的有关新中国领袖人物的图片公诸世间。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看到了与那些被拿去发表和广泛印刷传播的图像迥然不同的图像样式。这部分图片的内容主要有关那些中共领导者的日常生活，记录了作为普通人的中共高层领导者世俗化生活的种种细节：节日游园、朋友聚会、天伦之乐，谈天说地、出行宴饮，等等。更为生动的却是领袖人物的家庭生活场景与细节：在海边游泳的刘少奇一家人，拍摄古建筑的朱德，结婚多少年后的周恩来夫妇的纪念照，庭院内与孩子们在一起安享天伦之乐的毛泽东，大海边儿与孩子们嬉戏的毛泽东，给父母上坟的毛泽东，身穿泥污的睡衣与平民交谈的毛泽东，等等。成为侯老摄影中数量巨大且极为生动的有关中共领袖人物生活记录的图像。 我问侯老：这些图片上面可有特别的要求要拍吗？是谁规定你必须要拍下这些图片？侯老回答我说：她的身份只是作为中南海中的一位摄影师。除了那些重要的会议和活动之外，有关中共领导人的这些日常生活的内容，并没有谁特别地要求她一定要拍下来。 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她的这部分图片亦只是个人的一点感觉的捕捉罢了。要说有敬仰虔诚在，彼时有谁没有这敬仰虔诚在？她看到了一个场面，一个景象，有什么扰动了心中，遂起了拍摄的用心。她亦不曾想到这些图像会有什么大用。她拍的一切有关领袖人物的照片的使用，都取决于彼时政治宣传的需要，也取决于当下权力如何看待和评价过往领袖的政治需要——就像现在的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仍然在左右着图像真实地阐释与表达一样。事实上，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在领袖人物的神圣光环尚未褪去之前，我们很少能够看到这部分图片流行世间。我相信，尚有更多的由侯老和后来与侯老做着同样事情的摄影师如杜修贤等中南海的摄影师拍摄的这类图片，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到达我们的面前，甚至，它们永远也不会到达我们的面前了。 从图像学的角度来说，这些照片脱离了被用作宣传教化的那些照片中所具有的那种仪式化的庄严感和整饬完美的样式，不仅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些领袖们鲜为人知的生动质实的一面，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摄影家另一种观看的特别视角和平易朴素的图像姿态。端赖这些看似随意的非仪式化的图像，在神灵不再缠绕着我们内心的时代里，打破了我们关于领袖神圣化的认同和想象，让我们找到一条重新理解历史的重要线索。 昨日，看到了一辑荷兰人编辑出版的画册《摆拍》，上面使用了徐肖冰夫妇拍摄的一些有关中共领导人世俗生活的图片，我想是一种特别的理解和视角的阐释。类似的视角和阐释，在许多国内外有关中共领导人的图书出版和媒体报道中，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了。但我并不完全认同这种阐释。因为一方面不合摄影者彼时拍摄的现实；另一方面，亦不明了国人生活特别的形态。正如历史文化学者们谈到的那样，中国是帝王都有躬耕垅亩的事功，都要吃饭穿衣如平常人家，都有家长里短的荡荡世俗样貌。无视此点，于国人甚至帝王的理解，都尚还远着。 当然，强力权贵的特别诉求和政治功用，要拿摄影师的照片来说事儿，说得辽远无边，说得与本来无涉，也真是让人没有话说。检视国中摄影，特别是新中国以来的摄影用项，在在俱是这样的凡例，叫人知道中国的摄影远没有达到它该应有的样子和尊严。尽管如此，多少年后，再来看看徐老、侯老为我们留下的这些珍贵图像，我们依然相信，重要的是摄影家的当下立场，重要的是适逢其时，重要的是你要在那儿，重要的是你要以一种敬从摄影的专业姿态和纯良用心，拍下它，而且要尽你的所能拍得好。 2006年6月2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