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记录你真实的那一面”

普利策摄影奖得主约翰·卡普兰说：“如果为了让我拍照片，自己却因此死了，我会非常内疚的。”这是新闻摄影工作者的伦理 在香港浸会大学普利策新闻奖工作坊邀请的六位得奖者中，约翰·卡普兰(JohnKaplan)是最特殊的一位，不仅因为他是惟一一位摄影奖获得者，还因为他有一个四川籍的中国妻子。 除了获得1992年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约翰·卡普兰还先后获得美国年度摄影记者奖、全球新闻俱乐部奖，先后两次获罗伯特·肯尼迪奖以及尼康纪实摄影基金。从1999年开始，约翰·卡普兰在佛罗里达大学新闻和传媒学院教授国际新闻、新闻摄影和设计。 “他的快乐是一个面具，背后隐藏着沉重的悲伤” 21岁的布莱恩 约翰·卡普兰的普利策得奖作品，拍摄的主题是21岁的年轻人，对于这个系列，约翰·卡普兰有着明确的目标：“我以21岁作为纪实的题材，目的是让观众就我们文化中不同的生活方式，寻找自己的结论。今天的美国，有着那么多的对，也有着那么多的错。透过直接审视21岁年龄层的角度，我希望观众明白美国正朝积极方向演进，同时也能理解到对机会有限的人来说，无论那是经济机会或个人机会——时间看来是停滞不前的。” 21岁的布莱恩是这个系列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他出生在一个公务员家庭，全家居住在华盛顿，那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当布莱恩告诉他的双亲自己是同性恋时，他们不再理睬他。无奈的布莱恩离家出走，去了同性恋云集的旧金山。 一天，约翰·卡普兰在街上遇见了布莱恩，当时布莱恩为了毒品正在街头出卖自己。那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都认识他，他有着快乐的天性，擅长讲故事，就像外交官一样，很懂得和人交往的技巧。但是，敏锐的约翰·卡普兰马上就注意到布莱恩和别人迥异的个性：“他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喜剧演员，他的快乐是一个面具，背后隐藏着沉重的悲伤。作为一个人，他有很多优点，他应该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演员，或者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推销员，他却在街上出卖自己的肉体。” 由于布莱恩快乐的天性，每个人都喜欢他，所以大家开始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一次，北旧金山一个供同性恋者居住的旅馆请他做经理。那里风景优美，盛产葡萄酒，大家以为布莱恩将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布莱恩身上的自我毁灭倾向和毒瘾再度无可挽回地发作，一个周末，他又跑回了旧金山，失去了工作。约翰·卡普兰在和布莱恩接触的时候，发现他生活的重心只有high，他喜欢像风筝一样飞在天上，自由自在，这也是为什么他愿意为了毒品出卖自己身体的原因。 布莱恩无忧无虑的个性使得约翰·卡普兰很容易和他成为朋友。约翰·卡普兰对布莱恩说：如果你还要注射毒品的话，我会拍一张你正在注射的照片。你要记住一点，你注射毒品不是为了我注射的。约翰·卡普兰注意到布莱恩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自我评价很低，他希望让别人高兴。约翰·卡普兰对布莱恩说：如果为了让我拍照片，自己却因此死了，我会非常内疚的。在约翰·卡普兰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解释，因为这是新闻摄影工作者的伦理。 和这个系列中的每一次拍摄一样，约翰·卡普兰为布莱恩拍了数百张照片，从中选出了得奖作品中的这一张——布莱恩在浴室的镜子前往自己的胳膊上注射毒品。约翰·卡普兰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你拍得越多，出现好照片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你拍很多很多的话，一定会有一张好的，现在有了数码相机就更容易了。 约翰·卡普兰通常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拍摄之前与拍摄对象的交流和沟通上。为了拍摄布莱恩，约翰·卡普兰多次去旧金山。约翰·卡普兰说：“有时候，我会问我的拍摄对象，如果我早上6点出现在你的卧室，你会有什么感觉？我会告诉他说，我不是记录生活的表面，我要记录你生活中真实的那一面，是发自内心的。” 看到那些悲惨的场面，约翰·卡普兰会抢拍，免得因为没有拍到而后悔，然后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再决定要不要发表，新闻伦理和道义会帮助他作出决断。约翰·卡普兰对那些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的拍摄方法嗤之以鼻：“很多成功的摄影家只是把拍摄对象作为实现自己的野心的工具，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关心或者对人有同情，这一点让我觉得很羞愧，虽然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给不同的人拍照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如果我在他们这样的处境，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每次看到那些在农村的非常贫穷、辛勤劳作的人们时，都会觉得是他们教会我脚踏实地地、谦卑地做人。很多人说你获了那么多奖，应该目标很明确才对，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的心里经常充满了同情和怜悯。” 《饥饿的苏丹》，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得普利策奖？ 凯文·卡特之死 约翰·卡普兰先后做过两次普利策摄影奖的评委。普利策摄影奖的评委会由5个人组成，1994年那一届，评委们被一张来自非洲的照片所震撼。这张著名的照片就是《饥饿的苏丹》，由南非自由摄影师凯文·卡特拍摄。照片上一个头大如斗、皮包骨头的小女孩又累又饿趴在路边，一只饥饿的秃鹰在不远处虎视眈眈地盯着她，随时会扑向自己的猎物。 约翰·卡普兰说：“这可能是《纽约时报》这样一张著名的报纸第一次得到普利策摄影奖，那时《纽约时报》并不因为它的照片而出名。从那以后，《纽约时报》的图片质量不断提高，后来又得了一个摄影奖。” 颁奖之后不久，约翰·卡普兰接到一家日本电视机构驻美国的记者打来的电话，该记者表示他们正在做关于普利策奖的专题，希望采访作为评委之一的约翰·卡普兰。约翰·卡普兰接受了采访。 记者一开始问了一些关于评审程序的问题，话锋很快一转：对于《饥饿的苏丹》的争议你是怎么想的？约翰·卡普兰十分诧异：什么争议？在评审的时候，评委们没有任何争议。日本记者转述了佛罗里达一个记者就这张照片写的一篇专栏文章，大意是：你看这自私的、不关心民众的媒体和记者，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得了普利策奖。 约翰·卡普兰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评论，他对记者回忆道，评委们当时非常仔细地看了这张照片，照片有注释，提示会有人来帮助这个小女孩，给人的感觉小女孩不是独自一人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约翰·卡普兰还指出，小女孩的手上有一个环，说明她当时受着人道保护，所有的评委都注意到了这些细节。在评审的时候，评委们都信任这个摄影师——如果这个小孩需要帮助的话，摄影师一定会施以援手的。但是，这个节目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约翰·卡普兰的陈述被无情地切掉了，节目还是紧紧围绕新闻伦理和道德观展开，对凯文·卡特和普利策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电视节目播出不久，1994年7月27日深夜，南非警察在约翰内斯堡的一辆货车车厢里发现凯文·卡特已经僵硬的尸体。凯文·卡特在汽车的排气管上套了一截软管，把废气导入货车车厢，用一氧化碳自杀身亡，年仅33岁。货车的座位上有一张纸条：“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从某种角度而言，在媒体的重压之下，凯文·卡特就像照片上的那个小女孩，媒体就像那只凶猛的鹰。约翰·卡普兰质疑道：“有道德问题的究竟是摄影师还是电视台？我虽然不认识凯文·卡特，但是我有认识凯文·卡特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说，凯文·卡特在生活中遇到了其他的困难……” 凯文·卡特的遗书中这样写道：“心情恶劣，没有电话……没有付房租的钱……总是警察、总是屠夫……”(感谢王宁、顾文君、卢隽婷对本文提供的帮助，沈亦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