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何以独立？这一问题的解决根本上取决于批评家的素养。而批评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具备什么样素养的人才有资格享有 “批评家”的荣誉？享有批评家荣誉的人又该如何保有其独立人格和社会良知？由此波及后辈。那最年轻的批评者应该如何培养高尚的素养？其应该以具备什么样素养的批评家前辈为榜样？应该以何种健康姿态致力于未来批评事业？等等。如果谁有解决“批评何以独立”这一问题的雄心，那他就不得不解决这里接二连三更加棘手的一系列问题。鲁虹与王南溟是已经被艺术界承认的“批评家”，因此他们二者的批评举动与其自身的素养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当代艺术批评界的问题。（这里虽然不能以其二者代表整个批评界、理论界，但二者批评举动所反映出的若干问题实为当下批评界所共有。）也就是说，鲁虹与王南溟之间的争执显露出中国当下批评界最致命的弊端。在争论中，无论是王南溟对鲁虹某些理论观点的纠缠不休，还是鲁虹被逼迫不得已的人身攻击，都显现出两位批评家的素养。笔者认为，鲁虹与王南溟之间的争论，正好可以作为解决“批评何以独立”这一关键问题的实际案例。鲁虹与王南溟的争论事件与去年王文彬（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学生）因评价焦兴涛雕塑作品问题攻击王小箭（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副教授）事件、季广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因《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一书遭到批评而攻击批评者钟华（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为“屁眼教授”事件相类似。这三件事都反映出一种类似的状况，这种状况是中国当下批评界的一大怪现象，即很多批评者容不得他人的批评，并且其反抗批评文字中加杂着大量的人身攻击，语言恶毒而肮脏。
一 、批评家的素养
纯粹谈论“批评”容易流于空洞，除非将其上升到纯粹精神层面（形而上学层面）探讨。但是，批评的精神性又不能不谈。当下批评界有一个迹象：不谈精神层面的东西，只谈物质层面的东西，也就是只谈艺术机构、体制等对艺术的影响，而不谈精神之于艺术本身的决定性作用，好似新艺术的发生真是由机构催生一样。这恰巧显现出一个问题：当所有人不谈精神时，就意味着批评的的精神性在中国当下艺术界已经死亡。美术批评在诞生之时与美术创作有一种天然的关系，那就是“次生”与“原生”的关系，但是当美术批评发展到一定阶段（到达理论建构反过来影响实践创造时），它就会打破“次生”与“原生”之天然关系而获得各自独立发展身份——精神相平行，谁是“次生”谁是“原生”之身份含混不清、相互换位。当下艺术界谈论批评，一般都是从批评史着手，说具体点，也就是先列举中国现代艺术批评从萌初到兴盛再到衰落的历程，然后再寻视衰落的原因，最后提出批评崛起的建构方案。但是这种视角的批评本身是相当无力的，因为即便我们知道新潮时期批评家与艺术家是有共同精神追求的，那也不能在今天依然要求批评家与艺术家的艺术追求相一致，因为艺术演进到当代形态，批评、艺术理论等已经不再是起初仅仅充当描述、归纳艺术创造活动的“次生”活动，而发展为时时与艺术创作本身形成互动的“原生”性活动。在此种状况下，批评家与艺术家一样，需要具备独立性和原创性。
如果不从单纯精神性的维度谈论批评家的独立性，通常的理解是，批评家必须在社会性中保持一种精神的纯洁性。由此，批评家与其他与艺术相关的职业就被划定了界限，这种界限通过营造一股外力强行使批评获得独立性，而事实是，这种所谓“独立性”只不过是一种切实的假象。若干批评人士对批评何以独立的要求是：批评不依附于艺术家，批评不依附于体制，批评不依附于自己。这在一定程度说明了批评家保持独立性的基本要求，但并未上升到更高层面。因为当我们在要求一位批评家遵循基本的批评游戏规则时，恰巧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批评家作为批评家所最为荣耀的东西实乃自己对批评事业的热爱与信仰。也就是说，如果一位批评者始终致力于名利，那即便要求其不依附于艺术家、不依附于体制、不依附于自己，其同样会以多种坑蒙拐骗的手段掩人耳目，而从事背离批评核心精神的勾当。批评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精神，人类自能进行思考的第一天就诞生了批评，因为有思考就有反思，而反思是最有力度的自我批评。而同样的事实也存在，人不可能通过自我批评认识所有问题，而不能认识的部分只能变相的接受他人的批评。无疑，当批评坠落为一种职业时，其是一出悲剧。因为真格的批评并非炫耀文笔、攻击谩骂。而批评的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和反思意识才是批评家独立性的真正体现。而批评家与艺术家不同的一点是，艺术家面对的是自己的心灵与个性，而批评家所面对的最为重要的对象应该是历史，（也就是说，批评家决不能自言自语，写点零星的文字，而其最终要面对历史）。因为，历史意识是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的道义、良知和责任。可以说，只有当批评作为一种信仰时，它才有可能获得独立。也就是说，只有作为信仰的批评才能具备批评家自身人格独立性。批评家的人格是否独立与健全是决定批评能否独立的最关键要素。
巡视以上若干规则，从中国当下的批评家身上能窥出几点？按理来说，批评是对艺术创造活动、艺术现象进行阐释后的一种价值判断。因而，阐释是批评的前提，而价值判断乃是批评的根本归宿。而从技术层面上讲，批评又是一种文字写作，单从语言学上讲，书面性语言表述自当具有逻辑性和工整性。因为书面语乃是“知识分子”专用语，不能流利运用专用语，那就意味着此等“作者”不具备批评资格与条件。事实上，熟练运用“书面语”乃是一位批评者最基本的技术要求。单从这一点讲，中国当下的若干批评价就很难合格，还不用说让其对某一艺术创造活动和事件进行阐释，进而进行价值判断。可以随便摘几段所谓批评家的“批评性”文字来看看部分批评者的低下水准。这纯然是名副其实的人身攻击与泼妇骂街，纯然一副流氓口吻，纯然不是出自知识分子之口。这等批评者人格散发着十足的贱气：
“这种鸟人，在下一般不去理他。不理有不理的道理：跟畜生摔跤，输了，畜生不如；赢了，比畜生还畜生。总之，不是畜生，也成了畜生。……不过，这回有当一当畜生的必要，因为见过无知的，没有见过这么无知的；见过无耻的，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见过狂妄的，没见过这么狂妄的；见过下流的，没有见过这么下流的。其知识之贫乏，其逻辑之混乱，其用心之险恶，其语言之变态，罕见。所以放下身段，做回畜生，求（原文如此）尝不可。”（季广茂：《做回畜牲》博文）
猛然想到了李敖，忽然敬佩起他的“王八蛋理论”来：“我骂人的方法就是别人都骂人是王八蛋，可我有一个本领，我能证明你是王八蛋。”不妨深入学习、努力实践李敖的“王八蛋理论”：不仅骂某人“屁眼教授”，还要证明某人就是不折不扣的屁眼教授。
今日酒足饭饱之余，于醉眼蒙眬之中，随手翻了一下屁眼教授的大作，还是早就翻过的第4页（此作翻了一个多月，才翻到第5页，因为它一地鸡毛不说，还满裤的阴虱，没有点超强的忍耐力，还真是无法抵御），赫然看见下列文字，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真的认真读过拙著（而不是貌似认真地读过），如果脸蛋子上长着的是“人眼”而不是“屁眼”或“鸡眼”，他就会看到，拙著至少有两处明确界定过意识形态……智商再低，即使脑袋进屎，也能看明白……（季广茂：《不折不扣的屁眼教授》博文）
2007年11月，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钟华写文章批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季广茂《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一书文题不符、信口开河以及屡屡出现常识性错误。钟华教授由此可谓引火烧身，季广茂随即发表了8篇文章回击钟华，称钟华是屁眼教授，无耻下流。上面所引文字是季广茂8篇反击文章中的部分摘录，8篇文章题目分别为《做回畜牲》、《不折不扣的屁眼教授》、《哦的神啊，救救我们吧》、《昏话连篇·臭气熏天》、《患上脑便秘，难免满纸都是屁》、《屎壳郎搬家——走一路，臭一路》、《教授与痔疮》、《如此循环运动，简直要人性命》。即便不阅读文章细节，单从文章题目就可以看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季广茂身上的贱气与流氓口吻，假如没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标贴的话，我们很难想象，这一系列文章是出自一位名校教授之口，那一系列反击文章甚至比黄色小说还要恶俗。而我们再来看几段被吵得很热的艺术批评的文章摘录：
……两个人我是很清楚的, 他们与王南溟一样, 长期郁郁不得志, 所以仇恨所有的成功者。其一是川美的年青老师，此人曾在一年前写过一篇批著作《越界：中国先锋艺术》的文章。在文章中，他用一个章节几千字专门批我对“70后”的论述，还大口大气地教训我说：“鲁虹，你以后不要‘70后’、‘80后’的乱说了。”但我的著作从未谈论过这一问题。经人家批评，他不得不承认我书中并没有说过“70后”这个词，但又认为意思大致相当。最近重发这一文章时，他已经去掉了这一小节。由此可见，王南溟对青年一代的毒害有多深；其二是深圳一个搞卫生的，六年前他曾拿着极为差劲的“抽象书法”和“抽象水墨”给我看。我也曾多次善意的提出了批评与意见，但这个人心太招急，才气又差。眼见得做艺术一下子出不了名，便学习王南溟搞起“批评”来了。企图走靠骂名人出名的路。他40多岁转行也不容易，出道虽晚，已“吸血”多位知名艺术家、批评家。仅仅对我就写了七篇之多。对于这种“次等讼棍”我更是不会回应。想想他每次见到我一副卑微的样子，再看看他写的文章，我不禁感到十分恶心。在此我想对他说的是：他与王南溟的确是靠骂人出了一点小名，但这种臭名、恶名，还不如不要。……
王南溟是从行为到相貌都让人感到猥琐的人，这与他阴暗的心理、坎坷的经历有关！他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以解决心理上的问题。否则他永远是自己的麻烦制造者。
（鲁虹《回答骂骂咧咧的王南溟——兼谈反对“讼棍批评”》博文）
鲁虹反击合情合理，因为他要为自己辩护，但问题是，这里实际可以看出，鲁虹是在什么层面为自己辩护的，或辩护的实际目的是什么？通篇未提水墨争论问题，而充斥着人身攻击。无疑，鲁虹有一点是说对了，那就是王南溟对很多批评家持批评态度，但其批评的目的也不是简简单单的扬名立万。从鲁虹的文章可以感觉到，他被怒火烧坏了心智。即便说王南溟批评文字多带有攻击性，但从笔者读过他的批评性文字来看，从来没有看到过像鲁虹攻击王南溟的如此恶毒的言辞。其实王南溟也只不过是说鲁虹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不反思自己的问题罢了，持这种言论的批评者不止王南溟一人，因为在鲁虹自己不反思自己的问题这一问题上面绝大部分批评者对鲁虹持批评态度，这有目共睹。但也不曾见得王南溟就对鲁虹多么不怀好意，因为王南溟的文章至少依旧谈论的是水墨问题，并没有涉及鲁虹似的人身攻击。这里于情于理都没有可能，何况王南溟不可能是出于嫉妒而批评鲁虹，因为王南溟在艺术理论方面的建树远远超过鲁虹。很显然，这些摘录的文字中没有阐释，没有“道理”，而只有乌烟瘴气的谩骂跟诅咒。加上前几件争论事件，这接二连三的谩骂现象足以让艺术界的很多人心忧。这种另人痛心的现象足以使从事批评事业的年轻人绝望。批评鲁虹并不重要，鲁虹接受还是不接受别人的批评也并不重要，因为鲁虹已经“成名”，他是一位既得利益者。而这里鲁虹与王南溟争论孰是孰非亦不重要，也就是说，这里贬斥鲁虹或王南溟，抑或批评鲁虹而为王南溟辩护，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这种争论的现象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病垢，这种病垢远非单纯意义上的个人恩怨。这折射出中国当下艺术界部分批评家的病态心理，这使人有理由发问：中国当下艺术界的成名批评家都是些什么货色？如果只能盛产那一篇篇肮脏的带有人身攻击性的文字的话，那他难道还会比一个大街上鬼混的流氓更令人尊敬吗？
笔者曾在多篇批评文字中强调过，真正的批评不是打口水仗，批评家首要的是独立人格，而独立人格本身既包括学识的渊博、思维的敏锐，也包括高尚的素养。“骂”乃是泼妇的伎俩，其并非批评的精神，而人身攻击更是下流的勾当，其与批评的精神格格不入。西方近代以来，思想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重大变化，传统（古典）系统魂大叙事，以建构宏大精神殿堂为目的思想活动趋于终了，而思想家转向从前代思想家的著作中汲取营养，以创造自己的思想。他们所采用最有效、最重要的思想方式就是“批评”。批评成为获取真理的最有效方法。也就是说，近现代的绝大多数思想家都是通过批评前代思想家思想而创造的，黑格尔式的思想不再出现，而尼采的思想显现出十足的影响力。包括后来的奥利塔、德理达、福柯、罗蒂等20世纪后半页的伟大思想家无一不是批评家。而在众多思想家中，尼采的独立人格显示了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的最高素养。他曾在自传《瞧！这个人》中这样声明：
“攻击是我的本能。……我的战略包含于四个原则中：第一，我只攻击那些胜利的东西——如果必须的话，我会等着它们变成这样时才攻击它们。第二，我只攻击那些我在攻击时我找不到盟友的东西……第三，我从不攻击人身——我只运用人物当作一个有效的放大镜，借此可以使那一般的，但捉摸不定且难于接触的丑恶看得更清楚。……第四，我只攻击那些排除一切个人差异的东西，只攻击那些其中缺乏不快经验之背景的东西。诚然，对我而言，攻击是善意的证明，同时，在某种环境之下，也是感激的证明。我借着它来表示我对一件东西的尊重，我借着它使某种东西显得与众不同；无论我是否把我的名字与一种制度或人的名字连在一起，无论我对两者是赞成还是反对，对我而言，一切都是一样的。……”
这里“批评”已经上升为一种思想方式而非简单意义上的思维举动。笔者引用尼采的这段自述想要说明的问题是，批评并不恐怖，恐怖的是我们是否已经丧失了真正批评的能力和基本素养。尼采身上所显露的才是批评的真正精神和素养，我们是否可以拿此精神审视中国当下艺术界的所有批评家？可实际情况的确令人汗颜。去年一个黄河清，跟别人争论时将自己留过学、获过博士等资历用来当辩护的挡箭牌；今年一个鲁虹，学术论证逼急动阴招进行人身攻击。笔者并不知道，这等素养的批评者是怎么样爬上去的，还竟然被称为中国当代最前沿的批评家、学者。这确实反映出中国当下艺术界的黑吃黑、马屁至上、忽悠至上等的宗旨。哀哉！当批评的独立性受到一系列蛀虫的玷污时，批评何以独立？我们是否应该从今日起多谈谈本民族精神的净化和批评家独立人格的重建。“出来混的，就得陪人家玩”，如果自己没有能力，那最好不要混，批评不是自言自语，而是一种术业的互动。学术观点的正面交锋乃是获取真理的必备条件，谁不情愿别人指责自己，那最好不要对他人指指点点。因为只有可接受他人批评者才有资格批评他人，这里接受别人的批评是前提条件。所以，即便我这里对鲁虹有十万分的尊敬，也不能不冒昧的批评，虽然鲁虹攻击王南溟猥琐，（这里姑且不论王南溟自身是否真正是猥琐的），而就从攻击性文章本身来看，鲁虹绝对不是一个高尚的人。如果说他认为王南溟是猥琐的，那鲁虹自己充其量也是比猥琐还猥琐。攻击性文字中加杂着流氓气跟贱气。年轻人所信仰的批评，难道是此等货色？奈何如？
二 、鲁虹与王南溟的学术分歧
从80年代开始，中国画领域的争论就持续不断。稍稍熟悉有关“中国画”争论史实的人都知道，鲁虹与王南溟曾在中国画领域的争论是对中国画、水墨画理论建构有过比较大的影响的人。王南溟奉行普遍主义理论，当时成为“水墨媒体论”的代表人物，而与其相对立的一群人奉行相对主义理论，即“本质主义”理论，也就是“画种论”。鲁虹与王南溟各自所持理论最大的分歧点是：画种的去留。由于二者面对“画种”的不同态度，导致二者理论立场的分歧。当然，双方理论见解谁对谁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有不同的声音在那争论。当时，鲁虹与王南溟都试图让中国画走向现代，但由于二者着眼点的不同而促使其各自理论见解分道扬镳。王南溟见解是，中国画的“画种论”必须摒弃掉，只有摒弃“画种”，中国画才能真正走向现代，与国际接轨；而鲁虹的见解是，“画种”——中国画、水墨画的材质特性与地域特性一旦取消，那“中国画”、“水墨画”就不是中国的、本民族的了。但是从各自所持理论观点、立场上来看，鲁虹显然有“民族主义”的嫌疑，而王南溟有“西化”的嫌疑。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什么问题，有分歧就会有争论，只有通过讲道理、争论、雄辩，有些被遮蔽的理论问题、分歧才会被理清楚。
在王南溟的理论体系中，中国画只有抛弃东西方二元对立时才可能成为当代普遍主义的知识资源而成为当代艺术一部分时，才有出路。而当时争论的相对方是郎绍君，他所持的理论见解是，中国画是一个本体，有结构笔墨等语言模式，中国画的精神本体有能力和权力在当代文化中与四方中心对抗中获得一个席位。很显然，前者激进，而后者保守。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无论激进还是保守都试图为中国画寻找一条通向当代的道路。包括当时黄专所持“水墨文化论”等等立场都试图对中国画本身革新有所贡献。
但从前辈学人之间的争论可以看出一种希望，那就是民族艺术获得突破的可能性。但很难理解的一点是，以前的学术争论怎么会演化为今天的人身攻击。这不能不说是当代艺术界的坠落。鲁虹称王南溟为“马虻”，称王南溟的批评为“讼棍批评”。他这样攻击王南溟：
在我看来，王南溟一向的做法足以表明，他就是中国美术批评界的一只“马虻”，从他由学法律不成功转向美术界以来，他已创造了对众多知名批评家、艺术家的最高“吸血”记录，人数之多, 至今还无人可以超越。其方法为“讼棍批评”。步骤是先搞“罪名认定”，然后再在文章中寻找有利于他的论证，而对不利于他的论证却视而不见。或断章取义；或无限上纲；或先歪曲，后批判，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于被这只“马虻”吸血也没大碍，加上大家都有“君子不与小人斗”的心理，所以，王南溟这些年骂来骂去，极少有人回应。我被王南溟盯上是出于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2005年，我与孙振华策划“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时曾请他出席，他送交了一篇名为《邱志杰懂艺术吗？陈嘉映懂哲学吗？》的文章，因文章与论坛主题不符，又涉及了对多人的辱骂，所以我们就请他换文。他在感到自尊心受伤害后，就对我与孙振华接连发了多篇所谓“批评”文章。有一次《画刊》转来了他“批评”我的著作《越界：中国先锋艺术》的文章，我忍不住问王南溟仔细看了原著没有，他回答说没有看，原因是手上没有书。显然，这已不是在做学术讨论了，而是在以学术与批评的名义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我对其“讼棍文章”根本不予答理。我的想法是：与其费力气解释他是在歪曲与抹黑我，还不如请大家看我的原著与原文。（鲁虹《回答骂骂咧咧的王南溟——兼谈反对“讼棍批评”》博文）
这里谁是“讼棍”，谁是“马虻”观众很清除，鲁虹所说的与实际事实之间的落差足以显示鲁虹是在进行人身攻击。王南溟正是因为其独立的批评身份而赢得了学界的认可，而并非一只可恶的吸血鬼。问题是鲁虹怎么不谈论水墨，要是真懒得理，那也至少现在依然可以保持沉默，但事实证明，鲁虹压根就不可能高尚，因为他还是对王南溟发动了人身攻击。这里犯了一个常识性的写作错误，那就是，如果一个人怒气中烧的话，那笔者劝其最好不要写辩驳文章，因为越写越离普。说得越多，别人越能从其文字中窥得其狭隘的心胸和疯狂的心智。
这里笔者既然是谈批评，那就需要指名。还是谈谈我们的水墨吧！骂了那么多，费了那么多口水，有什么好处？都在从事艺术活动，时不时在研讨会上还会碰面。连笔者都甚感担忧，鲁虹把话说得那么绝，他如何正面面对王南溟。当然笔者此时也萌生一种猜测：鲁虹把《回答骂骂咧咧的王南溟——兼谈反对“讼棍批评”》这篇攻击性文章发在美术同盟这样的门户网站后，他肯定会后悔，因为，这篇文章对他丝毫没有带来任何申诉的机会，相反，恰好显现了自己作为一个批评家的素养。从素养上讲，鲁虹的批评素养是不够的。其实从前面鲁虹与王南溟在关键时候的争论事实来看，鲁虹与王南溟都不是那么差劲的，他们都有很多学术成果，策划了很多有意义的艺术展览和社会活动。按理来说，在一个风气正常的学界，谁的学术研究成果多谁就会按理受到学界的敬仰和尊重。客观的讲，鲁虹与王南溟都是有成就之人，于身份于学养于生理年龄都不应有此举动。鲁虹今天怎么表现得像个幼稚的孩子。
这里笔者给鲁虹与王南溟分别示以警告：
鲁虹先生！希望您多谈点水墨，争论还是要走向良性化，经后作文切忌不可攻击人身。
王南溟先生！希望您应明白“狗急跳墙”的道理，不要逼人太甚。
三、年轻批评者的方向性
年轻人到一定时间段必然会接替前辈的位置与术业，这根本上由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在笔者看来，要是老一辈批评家都是鲁虹一样的素养，那最好赶快将自己的术业传给下一代，而不要在严肃的场合“表演”、“演戏”。中国当代学界人士大多可能会有一种困惑，即中国的艺术界为什么出了几个罗斯金、波德莱尔、阿瑟·丹托等而只是出像黄河清、鲁虹等这样的人。前辈们怎么样争论似乎不关后辈的事，但是前辈身上所流显出的作风会给后辈们产生怎么样的毒害呢？前辈已经成名，对于成名的他们，放弃自己的尊严与知识分子的良知那是很随便的事，但是年轻批评者是否可以质疑，假如有一天你们没有话语权力了、同时做了攻击别人人身的事情，那你凭借什么在年轻一代批评家眼中赢得应有的尊重。恒量一位批评者是否有重大贡献，一方面取决于其学术研究成果，也就是出书、策划展览、参加研讨会，而另一方面则是向世人展现出自己的人格尊严和高尚素养。在笔者看来，后者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假如一个人敢放弃自己的良知与尊严像地痞流氓一样，那我们难道会赐予其最高的批评家的荣誉吗？应该提示些什么呢？前辈们，成名了的他们做什么别人都没有能力管，但似乎应该还是得注意点影响。公共传媒用于讨论公共事务，当然“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学术当属公共事务，由此，个人恩怨的事情应私下里面对面解决。如果是一位批评家，还是多发些有意思的文字吧，攻击别人人身的文字最好不要通过公共传媒公示。当然，切实能感觉到的是，鲁虹的文章给人一种有人挖了他家八辈子祖坟的怒气在里面。
当下年轻人的批评活动已经有了一些可以归纳的征兆，这一系列征兆中也存有很多弊端。第一点是，现在从事艺术理论、批评等事业的年轻人只能做访谈，根本没有能力对某一艺术活动或现象发表自己的阐释，也就是说不具备将艺术活动纳入文化史进行巡视的能力。思维系统发育不充分，只能搞点技术性的采访和展览助理。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在于绝大多数年轻人急功近利，缺乏足够的学养，没有潜心思考某些东西。第二点是，频繁策划展览，但有意义、有影响力的展览少的可怜。这根本上是因为，策划展览者不具备症断艺术史脉络的能力，盲目求多。第三点是，年轻批评者举行研讨、论坛，故意营造“新锐批评家”群体、“第四代批评家”群体等的团体头衔，但没有人潜心做文化史梳理，因此所有研讨会毫无意义，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有影响力的专著，但是事实情况是：成名的批评家忙于应付各种社会活动，而未成名的批评者匆匆欲动，拿不出一本有价值的专著来，由此成绩干瘪。当然，这里鲁虹与王南溟争论的事件又助长了第四点征兆，那就是，部分年轻批评者如鲁虹，攻击文字恶毒而肮脏。当然，年轻批评者崛起已成事实，但问题仍需正视。
鲁虹攻击王南溟的事实能提供给年轻批评者一些警示：1、应容许别人的批评；2、切忌不要攻击别人的人身；3、多谈“学术”——艺术问题，少闲扯、谩骂。
二零零八年六月五日于虎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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