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5·12大地震与当代美术创作（图）

《地恸·重生》 油画局部

　　《生命的礼赞》 油画

　　我演讲的题目是《四川5·12大地震与当代美术创作》。这是邵大箴先生、王镛先生给我的命题作文，我很感激二位先生的信任，因为在我看来，在当下这样一种心境里，我们实在找不出比这个题目更有价值的课题。双年展研讨这样的题目，不仅表现出学者们特有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人文传统和道德修养，也显示出这个群体所独有的学术敏感和问题意识。面对这个课题，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和心虚，因为它过于巨大、过于沉重了!我缺乏回答和解读它的学理准备，更准确地讲，在精神层面上，我无力面对它。也许，在多年后，我们才能真正理清楚这个课题所蕴含的精神、道德和学理价值。今天只能简单谈谈自己肤浅的看法。

　　四川大地震与同步性美术创作现象

　　回顾19世纪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我们不难发现，苦难和抵抗、战胜苦难的英雄主义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成长。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性之路，是在历史的苦难和困厄中不断延伸的。对其中成长起来的近现代艺术而言，苦难及抵抗苦难的英雄主义不仅是创作的巨大来源，也由此铸成其现代性品格之一。从历史的角度讲，身为中国艺术家，就要具有面对苦难的勇气以及承担苦难的英雄主义情怀——这是历史的宿命，我们无力也无法拒绝。

　　四川5·12大地震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上千万人无家可归，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中华民族的英雄主义性格再度被唤醒，那些似乎久违的品质，如牺牲、奉献、无私无畏、勇敢、从容等犹如火山喷发似地爆发出来，书写了和平时期的英雄主义史诗。汶川大地震刚刚两小时，温总理就带领工作人员到达灾区，冒着强烈余震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亲自指挥抢险救灾。胡锦涛总书记也在抗震救灾的危急时刻赶往灾区，慰问群众，看望奋战在抗震一线的部队官兵和志愿者，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从胡锦涛总书记振臂高呼“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到温家宝总理以近70高龄多次亲赴灾区，从9岁儿童在废墟中救出同学的从容姿态，到一位母亲以微弱之躯为两个月的婴儿筑成的生命空间，几个月来，我们每日都在震撼中经受灵魂的洗礼和精神的自救。所有这些，都成为当代美术创作的巨大的精神动力和题材来源，由此产生了中国艺术史上的第一次与灾难同步性美术创作现象。

　　5月20日，在时代美术馆的策划和鼎力支持下，写实画派全体艺术家吹响了抗震救灾的“集结号”，以《热血5月·2008》为主题，创作大型抗震组画，写实画派艺术家的集体行动在美术界尚属首次。经过艺术家们的反复推敲，确定了以抗震救灾中16个可歌可泣的瞬间作为表现对象。方案确定后，以艾轩、杨飞云、王沂东、袁正阳、徐芒耀、何多苓、徐唯辛、王宏剑、朝戈为代表，28位艺术家连夜进驻时代美术馆，住行军床、吃方便面，在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创作了16件抗震组画，在嘉德义拍会上以3350万元的高价成交，所有拍得的款项通过中国艺术研究院全部捐给了四川灾区。

　　6月12日，地震后一个月，由130余位国内外艺术家参与创作的《地恸·重生》巨幅油画在广东美术馆展出。如此众多的艺术家参与是主办方始料不及的，随着活动影响力的逐渐扩大，许多画家纷纷前来，主动请缨，从最初设想的28人，一直扩大到130余人的创作阵容。在没有空调的封闭画室，艺术家们分时段轮流上阵，以盒饭、饼干果腹，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完成了这幅巨作。《地恸·重生》全长50多米，以1000多张新闻图片为线索，真实记录并表现了汶川地震后国家领导人、人民子弟兵、白衣天使、救援人员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英雄主义群像和场景。作品展出后，得到了包括国家博物馆在内的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拍卖所得全部用于灾区重建。

新闻报道《废墟下的光亮》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令无数人感动的有关坚强、执着、乐观和勇气的故事：5月12日下午，什邡蓥华镇中学教学楼垮塌，100多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之下。5月13日凌晨，当成都军区特种兵大队官兵救援时，发现了废墟下的一点光亮，一个被埋在废墟中的女孩正打着手电筒看书。这个女孩儿叫邓清清，她的事迹感动了中国，但遗憾的是并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得知这个故事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高研班的邵亚川、秦文清、忻东旺、王克举等10位在京油画家用3天时间，经历了构思、再现、寻找、创作的复杂过程，最终完成了这幅名为《生命的礼赞》的巨幅油画，在向世人再现这段感人故事的同时，也发起了一场爱心筹款的接力。现在此画已拍得1000万元，而且慈善义拍仍在继续。艺术家们的愿望是以更多的捐助为灾区建设永远震不垮的希望小学。

　　在与灾害同步性创作现象的背后，我们欣慰地看到，一直被误解为特立独行、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群体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集体主义精神和人性良知的真正内涵。他们迅速而卓有成效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艺术家善良与博爱的高尚情怀，真心地为我们国家拥有这样一支优秀的艺术家队伍而感到庆幸与自豪。

　　同时，与灾害同步创作的现象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课题：如何评估这种创作方式所拥有的精神、道德与学理价值?现实主义创作方式的当下意义是什么?艺术史的写作如何处理道德与艺术的关系?艺术创作如何把握国家意识形态、民族文化价值观与个人艺术经验之间的关系?同步性创作方式是否具有普适性价值?等等。这些问题让我们再次返回历史，重新思考艺术史上那些艺术与政治、艺术与道德、个人前途与民族命运、艺术趣味与艺术责任之间的著名论争。我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同步性美术创作现象会产生出准确而深刻的评价。今天，我只想谈谈这个现象所带来的两个积极成果：崇高性价值观重塑和新现实主义创作的时代特点。

　　英雄主义归来——崇高性价值观的重塑

　　5·12大地震之前，我们谈当代美术创作中的英雄主义、崇高性价值观是要汗颜的，因为我们已丧失了谈论它的现实依据，不仅在当代美术创作中，英雄主义少见踪迹，而且常常被视为“假、大、空”。也许是“文革美术”留给我们的记忆太深刻了，以致于我们不敢正视英雄主义及一系列崇高性价值观。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对“文革美术”反思不断累积下来的嘲讽式情绪，以及消费主义文化思潮所特有的解构性，从不同层面颠覆了英雄主义。近30年美术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英雄主义逐日消减的历史。时至今日，我们差不多已经丧失了构建英雄主义史诗的兴趣和能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美术实际上几乎被两种价值观所控驭：后殖民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后殖民文化通过国际大展、媒体和市场，将中国形象病态化，以泼皮、政治暴力、迷茫、东方风情、色情等话语强行为中国形象定位;消费主义文化观则注重人在物质时代的欲望表达，并以欲望表达的合理性有效地把消费图像作为时代视觉的主流。在近20年的美术创作中，躲避崇高，消解英雄，几成普遍的价值趋向，甚至成为当代美术创作的主流。

　　我想提醒各位的是，这一时期正是美国、韩国等国家塑造英雄主义的时期。在美国大片中，一旦人类遭受到某种灾难和危险，总有美国人以各种英雄方式来拯救人类，挽狂澜于既倒，美国大片由此向世界推销出一系列他们认为的普世性价值观：正义、人权、人性、自我牺牲、奉献等等。韩国文化战略意图更为明显，一部《大长今》使韩国成为儒家文化思想的代言人，其平民英雄形象以善良、正义、质朴和聪慧而深入人心，以此征服了整个东方世界，象征着韩国在东亚的崛起。

　　面对如此状况，我常常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是中国当代缺乏英雄主义创作资源，还是整个社会丧失了对英雄主义的心理渴求?抑或是我们的艺术家缺乏对英雄主义的兴趣和责任心?我想问题还是出在后者。前一段时间电视剧《亮剑》热播，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充满人性光辉的英雄形象，这种形象在瞬间满足了时代的心理渴求。对我们这样一个以特殊近代史为前提而发展到今天的民族而言，从来就不缺乏英雄主义的创作资源。3·14藏独分子动乱后，一位年轻的留学生在巴黎向全世界演讲，其深刻的思想、犀利的语言以及充满阳光的形象，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英雄最好的肖像吗?

　　一个国家的文化主体中没有英雄主义的位置是可耻的!整个当代美术创作必须正视这个问题。5·12大地震所提供的巨大的英雄主义资源，终于让艺术家有了在良知层面上重塑英雄主义价值观的可能。英雄主义归来——在这几件巨大的作品中，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主题。不期而至的相遇，使我们近乎麻木的心灵再次充满生命的冲动。我依稀看见一系列崇高性价值观奇迹般地复生，并神奇地成长。

　　重塑中国国家形象是《地恸·重生》等绘画的核心价值观之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今日之中国不再是昨日之中国，不仅国力强盛，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先进性思想成为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到达灾区，正是这一理念最准确、最生动的表达。在画面上，他们站在人民中间的形象，正是全新的、负责任的、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国家形象。《地恸·重生》等作品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将这个主题在画面写实性的叙事中展开，以各种典型事件构成的叙事逻辑、所调动的悲壮气氛，在领袖坚定与慈祥交织而成的时代表情中推向了高潮，完成了主题与画面叙事以及表达风格上的完美统一。

　　从根本上讲，中华民族的性格是英雄主义的，尽管中国人谦和、忍让、中庸、克己。《易经》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中国式英雄人格的写照。《荀子》说：“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其赤。”写尽了中国英雄主义人格的内在品质。100多年来，中华民族为民族解放和现代性建设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在世界现代史中，完全可以构成独一无二的英雄主义诗史。可是我们悲哀地看到，从晚清至今的百余年历史中，西方右翼意识形态一直刻意地以“东亚病夫”、“暴徒”、“革命暴力”、“泼皮”等概念为中国形象定位，至今这种思想仍不绝如缕。如何破除这一幽灵般的殖民、后殖民主义迷雾，是我们难以回避的时代问题。《热血5月》等作品成功再现了中华民族性格中英雄主义的一面，让我们再次领略到司马迁所说的“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的英雄主义气概。从当下文化语境来看，无疑是对后殖民文化观的一次重大反击。

　　中国是一个人文主义大国，两千多年前，圣哲们就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仁者爱人”，所以互助友爱构成了中华民族天性的一部分。张载所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不正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原始文本吗?不要忘了，这时的希腊文明还处在半人半神的时代。有些学者喜欢炫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殊不知，它比中国先哲们的人本思想整整晚了近千年。可以说，以人为本的大爱思想构成了中华民族人生观的基础。《热血5月》等作品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它表达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主义思想。它以对生命拯救典型事件的描写，对宏大救援与重建场景的叙述，有力地彰显出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使传统价值观具有了鲜活的时代意义。

《生命的礼赞》等作品还让我们获得另一种激动和欣喜，那就是作品重塑了80后、90后的青少年形象。在此前的美术作品中，他们往往被冠以“自我一代”、“果冻一代”，以残酷青春、迷惘颓废、极端自我化、极端物质化的造型构成画面形象。灾难中80后、90后一代的英雄事迹矫正了这一表象化叙事。废墟下童声合唱的国歌声、废墟下读书的灯光、9岁儿童救助同学的那份从容镇定，分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青春的、充满希望的新一代中国。《生命的礼赞》是一个真理的提示：英雄主义品质和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血脉，它是中华民族在各种历史困厄中渡过劫难、走向光明的精神基础和民族性格。

　　《热血5月》等作品的创作过程是一个价值观重塑的过程。对这样一个以热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机遇，我们没有权利辜负它。

　　新现实主义创作的时代特征

　　从表面上看，《热血五月·2008》、《地恸·重生》、《5·12表情》、《生命的礼赞》等作品与传统现实主义作品并无区别：以现实或历史事件为题材，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表现生活或历史的意义。但我们仔细考察作品的创作理念、过程、模式，会发现这些作品在多方面突破了原有的模式，我们不妨称之为新现实主义。

　　在我们这个现实不断被虚拟，被仿真的时代，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方法也不断被质疑，甚至有批评家大言不惭地宣布了它的终结。我想，结束这种无聊说法的最有力的办法是现实主义以新的方式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在5·12大地震这样重大的事件面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力量再度被激活，并获得了一系列新的时代品质，依我看，这正是现实主义代代相传的生命密码。

　　即便是最不挑剔的批评家也会将风格、语言的统一性作为评论现实主义作品的标准。但在这次集体创作中，艺术家却并没有刻意在乎这一点，他们在良知、人道、英雄主义的层面上集结起来，也将其作为创作的基本观念和理想皈依，以观念统驭了风格，并由此合法地消弥了风格的差异性。在我的理解中，良知是人的一种天赋的道德观念，即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是生而知之，且为“被圣灵充满”的优良之知。人道则如李贽在《明灯道古录》所说的：“可知人即道也，道即人也。人外无道，道外亦无人。”这些传统文化思想在创作过程中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后大放异彩，统摄了作品创作过程，超越了语言，使风格迥异的画家能够如此默契地在一个主题下共同创作。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这次创作活动中，集体主义经验和民族文化记忆超越了个人经验，成为统帅画面的灵魂，没有艺术家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集体主义精神，就不可能有画面的大场面、大境界。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经验被推崇至无以复加的地位，艺术创作的合法性似乎只存在于个人私密性的实验中。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历尽重大历史事件而走到今天的民族，仅有个人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在重大题材面前，我们需要有返回集体主义经验和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勇气和能力。这次的创作不仅是创作经验一次成功的返回和升华，也昭示了艺术家与国家、民族之间关系的那个著名的比喻：眼睛与身体。一如西方古代圣哲卢克莱修所说的那样：“切断神经、脱离眼眶的眼睛，自个儿是看不清任何东西的。”

　　和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相比，此次的创作在表现领导人的方法和营造画面气氛上有所突破。在表现国家领导人时，创作者有意把视角下移，以平视甚至是俯视的角度来表现。但是，胡总书记、温总理对人民的关切之情所形成的画面情绪却使其形象超拔而出，形成画面的中心视点。在这里，平视、俯视不再是简单的画面视角和语言叙事方式，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学含义和全新的价值观。在营造气氛方面，画家们力求保持记者照片中的原生态视点，从而形成视点不断移动、变换的画面效果。最后把这些视点各异的场面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画面。移动视点打破了现实主义油画创作中惯有的一点透视原则，多角度多层次地表现出中国军民奋力抗灾的宏大而复杂的场面。

　　这次创作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即时性和同步性。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油画家就做出决定开始创作，而创作时间也被一次次缩短，这种同步性创作方式在绘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改写了现实主义油画从没有同步地、即时地表现重大事件的历史。应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实验，同步性创作保证了事件的真实性、现场感、鲜活性和当下价值，它也将以这个巨大的理由而作为一种创作方式传承下去。

　　我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热血5月》等作品是史无前例的集体性创作——能在这些作品上签名的不仅仅是参与创作的画家群体，还应该包括记者、救援人员和灾区人民。尤其一线的记者们冒着生命危险所记录的场景和人物，成为创作的基本图像来源。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集体创作模式，它有力地保证了作品的原生态性，保证了图像的意义源自于事件本身，从而使作品具有一种巨大的精神感召力。

　　由此，我们将进入这样的思考：艺术虽是艺术家个体化的创作活动，但其作品价值并非仅仅取决于此。从根本上讲，它更取决于题材自身所拥有的力量、价值以及它的形式、图像与叙事逻辑。这正是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不同于其他方法的地方，也是它的时代特性所在。

　　我相信，这次的创作将给历史留下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对它的研究仅仅是个开始。最后，请允许我代表所有参加创作的艺术家告慰在地震灾难中逝去的同胞：您们虽然逝去，您们的灵魂却在画面中获得永恒。让我们在天上和人间共同祈祷：

　　天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