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检察史的艺术变身
建国60周年献礼检察题材剧《最后防线》剧本主创人员访谈
近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筹划拍摄的40集长篇电视连续剧《最后防线》完成了分集剧本大纲的创作。
盛夏傍晚,窗外,淅淅沥沥的雨点前赴后继地在路上跳着舞,咖啡屋里,剧本主创人员之一高伟宁刚一落座便点着一根烟,在袅袅烟雾中讲述起这部剧的创作之路。
60年检察官命运的全景式展示
问:《最后防线》这部剧的源起是什么?
答:我们一直想拍一部影视剧来反映法治文明的进步,反映检察机关在这五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作为向建国60周年的献礼。这部剧既要真实地记录,但是又不能拍得像纪录片,所以我们考虑通过刻画大时代里的人物的不同命运来表现这一宏大的主题。
这样的想法与中央电视台影视部的人沟通后,他们很认同。和我们影视中心的领导汇报后,领导也很支持,并给我们提了两条基本要求:一是要让检察系统内部的人挑不出毛病,二是要好看,让普通观众能看得下去,喜欢得起来。这是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啊!(笑)
问:前期做了哪些准备?
答:去年8月份,我们开始启动。这期间很多朋友给我们提供信息、思路、建议,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对检察史比较了解的检察官。10月份,我们从南京到上海,后来又到福建、吉林等地采风,也就是搜集素材。很多检察官,比如上海的逄政、苏州的谭金土、江苏省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吴汝信、吉林省检察院原检察长索维东等,提了很好很具体的建议,让我们了解了很多检察知识。他们中很多人的事情成为我们剧本创作的素材。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省检察官杨颜桐创作的小说《检察官世家》。这部书描写的就是几代检察人的命运纠葛。在《检察日报》连载后引起了我们的关注。还有河南省检察院原检察长赵文隆,他在建国初期从一名师级干部到了检察机关,从对检察业务一窍不通成长为一名检察长。他创作的《检察官的生涯》很重要,这本书的文学性很强,作者很平静地写了很多苦难的东西,给我们的启发很大。
问: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和挑战?
答:一个难点是,寻访“文革”前的那些老检察官太难了,还原“文革”前检察院那段历史比较困难,活生生的史料太少了。还好我们原来拍《雪白的墙》的时候,采访了一批老人,留下了一些珍贵的资料。
在搜集材料过程中,我们还有一点感受,那就是从文艺创作、从人物形象这些角度留下来的检察史料非常少。充其量就是一些回忆文章,其中还有很多是专题性的回忆文章,比如审判日本战犯等。总的来说,从文艺角度特别是可视的影视的角度记录检察史的东西是非常缺乏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因为文艺是深入心灵的,心灵史、情感史也是还原历史的一种重要途径。
问:大纲出来后各方反应如何?
答:大纲出来后,我们先拿给中心的领导看。领导比较肯定,说拍好了要比《亮剑》好看。拿给广电总局的领导时,他们说你这不能叫涉案剧,你是在检察制度的历史沿革的背景下,描写检察官命运的跌宕起伏,对整个过程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广电总局的领导还耐心地给我们讲了一上午拍法治题材影视剧必须注意的问题。中央台影视部的人看了后也有意与我们合作,他们的感觉是,这是一部真正站在为国家付出为民族分忧的角度创作的法治作品。
将人物命运放在检察史的长河中展开
问:跟我们简单说说故事梗概和主人公的特点吧。
答:故事的跨度比较大,从建国初的50年代一直讲到现在,故事发生在三位检察长也就是剧中的三个主人公赵元普、陈雷和郑天亮身上,有利益、情感,有抉择、奉献,他们的成长伴随着检察机关几十年来的经历。陈雷待人待事严谨、智慧、率真、坚定,赵元普是富有斗争经验的坚定的老共产党员,沉稳但内心情感非常丰富,郑天亮是集新时代多种元素于一身的学者型检察长。
问:您以前拍过一些法治题材的影视剧,《最后防线》和以往的几部剧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答:这部剧的确有些不同,它不是单纯地写检察官如何办案,而把重点放在描写三代检察官职业生涯中很有代表性的故事,把人物丰富的情感融入到故事当中去,再将故事的展开放在检察史的长河中来考量,这种讲述方式是我们以前没有用过的。
问:信史的严肃性和文艺表现之间存在矛盾吗?
答:去年10月底开始的剧本策划,这期间也确有检察机关的历史和文艺作品在形式上的冲突,既要忠于现实又要高于现实。不过我们认为,首先它是一个文艺作品。好看的剧就是要写人,把人写生动,人物命运写生动,人物关系写复杂,这就好看了,历史的质感丰富,故事情节曲折,这剧的亮点就出来了。
我们将主题定位得也很明确,反映观念的变革与国家法治文明的进程,比如从只重视实体法变为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从只重视打击犯罪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以及检察职能的变化,等等。这些变革是通过三代检察长的成长来表现的。三代人之间除了情感纠葛,还有新旧观念的冲突,非常剧烈。
问:观念的冲突与变革如何用情节来表现?
答:我们设置了很多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来表现。比如有一个情节,是刚到检察院的陈雷有一次骑马奔赴乡下查办悬案。到了乡下,农村的落后与愚昧出乎他的意料。他发现询问有关人员时,在苏联学到的询问技巧根本派不上用场。老村长说你那些洋玩意儿在农村根本不实用,建议用刑。陈雷当即表示这是违法的,可如何破案他却没一点头绪。悬案不破就无法回城,陈雷急了。这一天,正逢当地一个民间节日,家家户户杀鸡摆酒大搞祭祀活动。听老村长说最近一段时间村里闹鬼,可能是悬案的死者阴魂不散,所以专门请了巫师施法驱鬼,陈雷灵机一动,让老村长找来一个“巫婆”,精心策划后开始跳大神,“巫婆”神乎其神地摆弄一阵,一口认定那个村妇就是凶手。几个回合下来,村妇的心理防线被攻破,突然跪地求饶承认自己就是杀人凶手。
还有很多情节来自真实的案例。比如山西有一个案子,一个盗窃团伙的主犯被判死刑,在判决书送达的期间,新的刑法实施了。于是就出现了这名犯人在押赴刑场的路上,被检察官紧急追回的现代版的“刀下留人”。我们把这个真实的案例变成了剧中的情节,而且通过艺术的形式把它演变成了新旧两派检察官的观念冲突,同时融入了人物之间的特殊关系和情感冲突。
所以中央台的人就说,你们这个剧里有很多东西是很独特的,和普通的行业剧完全不一样。
用最通俗的方式表现历史的宏大逻辑
问:检察事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用人物的命运来表现这种历史的逻辑是不是有困难?
答:首先,我们的作品要尽可能地坚持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准确的人物关系,讲有质感的故事情节。莫言有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说每一部作品都是有他的命运的。他说“为人民写作”应该改成“成为人民写作”。我觉得说得非常真诚,其实艺术创作和做人是一样的,要厚道,好剧情别绕着走,观众就想看剧中人物是怎么克服困难的,你就老老实实尽可能地把情节表现出来。
还有一点,我前面也强调过了,就是将三代检察官的不同境遇风云际会在整部检察史当中,这种尝试是种摸索,也是在推陈出新,当下的一些成功影视剧,在表现宏大的历史事件时,也都是在选取一个或几个人、几件事来作为节点铺开来,没有人的参与,这部剧不能好看,把人写活了,你就成功了大半了。比如前段时间贾樟柯拍的《二十四城记》,它就是通过在宏大的历史语境里,描写平凡的个人似一叶浮萍。寄身流波,随风靡倾,平凡个人的言语,大多烟消云散,消逝在历史记忆的最深处。然而,正是这一叶叶浮萍,让我们看到其下涌动的历史潮流,正是普通人的质朴言说,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个历史转折中的真实生命。人物命运的逻辑与潜藏背后的历史时代逻辑,实际是一致的。
我们这部剧,所力求的就是突破以往行业剧的桎梏,拍成一部塑造检察官形象、反映检察机关历史变迁的精品剧。
问:你觉得过去检察院的一些办案情节方便展示给观众吗?
答:过去那个特殊的年代,就有与之相适应的办案方法。正是有了检察机关一波三折的命运,才有了检察官跌宕起伏的人生,这些有意思的故事不写出来就太可惜了。
我记得一位老检察官概括得很简练,他说检察机关前期办理的三件大事,镇压反革命,审理日本战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不能绕过的。这些事情在该剧的前半部分都有所反映。
问:《亮剑》里的李云龙是性格很鲜明的人物,可能更容易被人记住,而检察官的内心世界表现起来会不会难度更大一些?
答:中心的领导在审读大纲时建议,这部剧的主要人物和《亮剑》里的人物在气质上应该是不同的,他们应该是充满智慧的、坚定的、理性的。但是,并不是说人物表面平静他的内心冲突就不剧烈。剧本一开头,我们就将悬念和矛盾展示出来了,陈雷利用职务便利来到公安局档案馆调取几十年前的档案,翻开以后他意外晕倒,送到医院后,众人到处寻他不到,而此时的他,攥着弹头躲在卫生间里,只要一松手,他一世英名就保住了,但是为了法律尊严,他牺牲了自己的荣誉尊严。
问:塑造正面人物的形象怎样才能不落入高大全的俗套?
答:我们的故事是写实的,我们的检察官值得歌颂,但这种讴歌不是一种单纯的讴歌,也不是硬性拔高的。读过大纲你会知道,这部剧实际上是写了一个昭雪的故事。这也是有原型的:上个世纪80年代,哈尔滨市检察院曾经处理过的一个冤案。那是几十年前,办案人员出于特殊原因,把一起普通刑事案件变成了一个特务刺杀的事件。检察官重新侦查,洗清了这个案子。这在当时很轰动,而且拍成了电影。我们就是借用这个结构之壳,并把它更戏剧化,使剧情里充满了很多情与法的冲突。
但法律和情感并不是为了冲突而冲突。《潜伏》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啊?就是做到了把行业剧拍得惊心动魄、浅显易懂。我记得一个很有名的导演说他当初怎么拍人类登上月球,那时人们还没有实现登月,苦思冥想后他说我就拍一个人走下公共汽车,这就是登月。好的艺术家就是把人们不知道的领域,用最通俗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也是想把办案的神秘用普通人的视角展现出来,检察机关的戏要拍得好看,必须走人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