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澜：摄影就是生活本身

王文澜，1953年出生于北京。1980年调入中国日报社任摄影部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体育摄影学会副主席、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学术委员。《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顾问、《大众摄影》和《人民摄影报》编委。参加过唐山大地震、老山前线、抗洪救灾等突发性新闻采访和全国人大、政协、各国首脑访华等重大国事及亚运会、奥运会等新闻报道。多次担任全国影展、国际影展、新闻影展及中国摄影金像奖评委。

 王文澜

　　小泽征尔 1983

 　　唐山大地震被埋压13天的卢桂兰获救 1976

　　四五运动 1976

　　上海1991

王文澜 摄影就是生活本身

　　王文澜是喜欢琢磨事情的人，一个篮球架在他眼里也是个有意思的东西。每个篮球架都暗含着与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他见过一个篮球架在村口站着，周围全是荒草;也看见某个篮球架下面一片汪洋，鸭子在水上游……

　　30年前，王文澜在《解放军报》做摄影记者的时候，他想的可不是这些。他希望拍重大题材，遵循的也是摄影为宣传服务的观念。他当时还默默无闻，直到1976年。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一传出来，王文澜泄了气，他父亲在文革时被打倒进了牛棚，他觉得父亲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都知道总理是保护老干部的，他一死，我爸的问题更没指望了!”王文澜带着这种情绪，也没有向报社领导打招呼，就拿着相机去了天安门广场，“我只是朴素地觉得，这些场景应该被记录下来，但记录下来有什么深远意义，那时的我还没有想。”

　　王文澜是穿便装进天安门广场开始拍的，他拿着很老很破的机器，各大媒体专业记者都不允许到天安门广场拍照，在广场上拍照的基本都是业余摄影爱好者。

　　1976年的清明节，王文澜随着长安街上悼念周总理的人群来到堆满花圈的天安门广场，这一天，北京有近百万人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为周恩来敬献花圈，并在纪念碑前朗诵和抄写诗词。为了找到更好的拍摄角度，一向行事谨慎的王文澜不顾一切地爬到了华灯上，对着下面人山人海的广场按动快门，相机成了他发泄感情的工具。

　　四五运动第二天，邓小平被打倒，运动也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胶片就这样一直放了两年。直到1978年，中共北京市委为1976年4月5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一天，在刚刚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头版，登出了一张事件发生当天的照片，这张照片正是王文澜当时在广场上冒险拍下的。

　　后来，王文澜又拍摄了唐山大地震、老山前线等题材，直到他去了中国日报。

　　王文澜去的时候，《中国日报》1981年刚创刊，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它面向的读者多数是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外国人。这份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英文报纸打开了他的眼界。

　　《中国日报》在80年代初期，就开始把图片放得很大，而且是老百姓生活的图片。这些照片不一定是某个重大事件，或重大活动。

　　不久，美联社记者、摄影家刘香成开始注意到了这张报纸上照片的与众不同，几乎每天都能在第一版看到几张有关中国人普通生活的照片，这在当时的其他报纸上是不可能看到的。刘香成很想认识一下拍摄这些照片的人。

　　1983年年底，刘香成即将被调往洛杉矶工作，临行前，刘香成骑着他的长江牌摩托车来向王文澜告别，并给他带来一本自己刚刚出版的作品集《毛以后的中国》。王文澜仅仅看到书名就感到非常意外。

　　王文澜说，他看到刘香成的《毛以后的中国》，觉得后脖埂子被击了一下。他发现，其实，从平凡小事情入手也可以把握到大意思，大题材。摄影记录生活，本身也是生活。突发性事件、决定性瞬间毕竟是罕见的高潮，瞬息即逝，可遇不可求。生活的大部分是平平淡淡，柴米油盐，但在这些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中却蕴涵着无穷尽的潜能。

　　于是他也把镜头对准了社会生活。他觉得需要一个载体承担他对摄影、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他拍了人，拍了花草树木，这些他都不满意，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摄影，后来他发现自行车正是他要找的载体，自行车太普通了，它可以去任何地方，和任何东西搭配。

　　王文澜说，拍摄车上边的人他怎么在生活的，拍摄的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状态。是反映了骑车人生活上的情趣，因为中国人从小都是在自行车上长大的，拍摄的也就是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的状态。

　　《自行车王国》系列里，一大堆的自行车构成了中国的群像。这个题材，王文澜连着拍了很多年。

　　1985年，王文澜和他的三位同胞兄弟联袂在中国美术馆推出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展览《广场漫步》。这是一个以天安门广场作为背景的摄影，已经完全不是从前高大全的宣传摄影的模样。

　　摄影评论家鲍昆在数年后评价说，以王文澜为首的王家兄弟们的这次摄影展，远远超出当时摄影界水准之上的摄影纪实能力，“他们将一个完全政治性的广场拍得活色生香，充满人间凡俗的温馨之气。这个广场在王氏兄弟眼中，是一个包容万象的舞台。国家庆典的欢腾游行、军事钢铁的夜间演练、白天情侣们的情意依依、晚间遛鸟的北京爷们儿们，以至于金水桥上的大碗茶摊档和广场上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的戏耍游戏，都以活泼生动的影像全景式地呈现了。一个坚硬强大的政治广场在这些影像中消解，人民主人的概念凸现出来”。

　　直到现在，王文澜在拍摄的时候，依然关注的是社会中间人和人的关系。他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把摄影看成是很仪式化的事件了，随时随地他都在思考在摄影，摄影就是他的生活。

　　王文澜拿出他刚编的一本叫《百名摄影记者聚焦中国 1949-2009》的图集给记者来看。在这本图集里面，有自由摄影师也有体制内的摄影师。除了解海龙的希望工程大眼睛外，许多作品是记者本人所陌生的，如1951年青海农民在选举农民协会委员;数学家华罗庚在桌子前工作，他穿着西装，风度翩翩的样子;老舍在1963年的春节团拜会上抽着烟，那时候他还没死，脸上还洋溢着幸福……

　　对话

　　优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摄影的?

　　王文澜：我父母从苏联带回的照相机，那时候拍照片用的胶片，是从“代代红”电影胶片上剪下来的，从里面抽出1.5米自己一缠，就相当于135相机一个能拍36张胶卷的长度。相纸，买的是印着毛主席像的白纸边，1斤两块多钱，一次买半斤。家中的小储藏室挂起个红灯泡，布置成暗房。用吃饭的盘子碟子盛上显影液、定影液。自己还做印像箱、放大机、上光机什么的，就这样的折腾起来了，开始拍着玩。

　　优品：在您眼里，中国是个什么样子?

　　王文澜：一辆快速奔跑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