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翻开何东君先生的草书作品集《东君书法》，扑面而来的开卷之作便是这首李白的名篇《庐山谣赠卢侍御》。登高壮观天地间，这一千古名句，恰好是欣赏东君书法的要点。
因为确实有着“登高壮观天地间”的生活阅历、事业成就，东君书法处处流露出大气、豪气、英雄之气，以及由此变化而来的静气、逸气、恬淡之气。观其书，想其人，读者得到的不仅是书法美感，还有人生的启发，这正是臻于妙境的书法艺术带给人们的高度享受。
东君先生的人生足迹，跨越东西，纵横南北。他从中国人民大学上学起，就一直在中国的北部或西部学习、生活、工作。1993年之前，他先后在新华社甘肃、内蒙古、四川分社当记者、分社领导，之后，又再进北京担任新华社办公厅主任、秘书长、副社长。故乡山水的清秀、京华学府的高雅、沙漠戈壁的苍茫、草原牧场的辽阔、巴山蜀水的灵动、国家喉舌的权威、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大，一一在他的身心留下印记。他领悟了书法大师董其昌提出的认识世界的硬功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格言真谛。数十载手不释卷，笔不停挥，脚不停步，使他在文章、为政等方面均有建树。而且酷爱的书法也随之登堂入室。
在新华社，东君先生的学问文章有口皆碑。他采写的《河西走廊行》《农家小院玫瑰香》《“马超龙雀”》等作品早就归入新闻名篇之列。至于书法，几十年来，他将其视为做文章、写公文、赋诗词的书写工具，从未想当个“专业书法家”。周围人们都知道他“一笔好字”，来往的书简，喜欢就留下来，舍不得扔掉，如此而已。几年前他从领导职位上退下来后，倾注毕生学识，整理书学感悟，致力书法创作，积月累年遂成大观。
他承认，由于对毛笔的生疏，点画粗糙、笔力散弱确为今人通病，“非专业”书家尤其如此，但他同时坚持认为，书法之美，原不仅在点画线条，它是字，是有意义的文字，绝大多数是有内容的文章、诗词。欣赏其美，须将形式与内容结合，形式对于内容的表现力是书法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只看形式，点画的虚实、间架的均衡、格局的小大、行气的畅滞，都影响着整体的美感，都需要学养与阅历作为支撑。孙过庭所谓“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固然反映了学书过程的规律，但点画分布终系人力所为，可以幼而学之，未必不能壮而学之。以草书为例，在掌握各种偏旁的简化符号写法之后，学书者往往最重视的就是“流畅”，而实际上，这只是基础，尽管达到“流畅”二字并不容易。真正好的草书，在规矩无误、书写流畅之外，还有一个“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的功夫，能够将这些感觉写出来，才能“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恰恰是这一点，不特初学执笔的孩子万不可能达到，就是绝大多数涉世未深的青年人，也难以掌握。万水千山走遍的东君先生，对此充满自信。他坦率地断言，正如古代绝大多数的书法大师都不是“专业书法家”一样，今天也必定如此。在他看来，“历尽沧桑成学问，归写山海表此生。悬针垂露穷肌理，点画使转达豪情”，不仅是扬长补短的功课，也是人生丰收时刻的赏心乐事。
登高壮观天地间。东君先生的书法博采古今名家，却决不肯做一家一派的“传人”，他甚至不愿意为了所谓的“自成一家”而去设计、固守什么“个性特征”，比如“扁势”“方势”“倚山之势”“碑味”“帖味”等等。因为他的经历告诉他，要热爱大自然和尊重人类，春花秋月各擅胜场，要有“个性”，但不能僵化个性辜负了自然和人生的千姿百态。
草书，是东君先生钟爱的书体。他收集、临摹了大量古今草书名家法帖，平素喜以草书抒情言志，对草圣张旭“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深有同感，但他不愿让自己的草书呈现出张旭狂放不羁的意态；他欣赏怀素草书字字飞动的灵气，但对怀素的“圆转”则不打算全盘接受；他钦佩鲜于枢的气势筋骨，又总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一些不那么规矩整齐的拙趣。祝允明的天真纵逸，王铎的“以奇寓正，纵而能敛”，傅山的雄奇浑厚，在《东君书法》中都有一些痕迹，又都有一些变动。早年他曾专心摹仿“毛（泽东）体”，人谓“神似”，但自五十岁以后，他放弃了这种在别人看来殊为不易的“神似”。登高壮观天地间，任何凡人都在他可学之列，任何伟人都不可能让他盲目膜拜！
抛开了门派的羁绊，放下了“自成一体”的负担，东君书法进入了收发由心，随物抒怀的自由境界。《庐山谣》气势豪迈，《山居秋暝》清新恬静，《赤壁怀古》潇洒达观，《登高》中点画飘飞，正合于风急天高、多病登台的悲凉氛围，《题破山寺后禅院》的线条宛若春藤绕树、枝叶婆娑，真有禅房花木深的实感……正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恰似《书谱》对王右军的描述——“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则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不必硬求“个人风格”，而风格自显！
登高壮观天地间。阅尽春秋的东君先生对于世间万物产生了发自心底的包容之心。在他看来，美与丑、强与弱、大与小、是与非、善与恶、真与伪，往往并不绝对，可以对立统一，可以互相转化。人生如此，书法同样如此。
东君先生真诚待人，光明磊落。他把三教九流当作自己的镜子，在朋辈身上寻找可取之处。“要善于扶正，但更要善于祛邪”是他多年担任领导而总结出的“名言”。他说，邪非天生，而是生于形势。形势改变，邪可变正。扶正即是造势，往往可以化邪。疏于祛邪，必使歧途之人失去自新之路而越来越邪，堵塞了正人的一个来源，有害无益。事实上，正是因为有此博大胸襟，他的任职之所，总是留下他感化后进的故事。几多桀骜不驯，放浪散漫之青年，感于他的知遇，发愤成才。
对事物的兼容，对自己的自信，使东君书法卸去了“不能失误” “不能小气”，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的思想包袱、精神枷锁。容人所难容，发人所未发，于是他的作品就具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奇宕之气。巧与拙、实与虚、疾与徐、浓与淡、轻与重、疏与密，都成为他随意点染、尽情挥洒的工具。他深知，有无相生、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前后相随的辩证法无处不在。在动态中变换，在行进中增减，乃至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实有无穷快乐！在此基础上，他深刻理解了傅山关于“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的论述，领会了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所说的“枯木朽株齐努力”的境界。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秋词》《春晓》《唐诗四首》等作品中，这些理念得到了充分体现。
登高壮观天地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完成使命，修身养性，是新华社高级记者和领导者何东君一生的主要内容。早年在内蒙，他曾写下“愧无文章惊海内，幸有膻粥润诗肠”的诗句，既是励志，又是述志。新华社严格的传统，把握大局的长期训练，对各行各业的广泛了解与理解，使他养成了遇事首先从宏观着眼的习惯。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对于全局观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抓住枢纽，运筹全局，更有了近乎艺术的要求，这些经历，给了他性格和艺术更为扎实的锤炼。
每一幅东君书法作品，都有着自然的完整性。无论是表现何种内容，何种心情，都有浑然一体的篇章之感。而在一篇之中，又总有一种内聚之力。
有一派草书家，极力追求线条连缀，全篇从头到尾蜿蜒相接，称为“一笔书”，此时的草书，内容退居次要，点线成为主角，类似于绘画。而东君草书，与其说是飞舞的点线，不如说是快写的诗文。在他的作品中，上下句之间总有句读之感，意群和词组相对聚合，中心字句突出表现，有明显的诗文节奏之美。在这种节奏引领之下，你也自然合上了节拍，舍去了字字细抠的小气，加入到一句一句吟诵，一篇一篇赏析之中。这种诗韵节律和篇章的整体感，在那些同时兼为文学家和书法家的古代大师的作品中，时有流露。即使是十分强调连贯流畅的草书，也不例外，如黄山谷的《花气诗》《洛阳雨霁诗》，王铎《草书杜甫诗卷》。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东君书法继承了传统，当然，是借助书法之外的途径。
登高壮观天地间。何东君先生数十年“置身须向最高处”的志向、理论和实践，把他引上了一座又一座人生的高峰，在他的书法中融入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概，也为我们理解他的情怀、他的书法提供了难得的法门。文/李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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