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谢北徐之间 鉴定家谢稚柳与徐邦达的过往

 徐熙 雪竹图 绢本水墨 151.1×99.2cm 上海博物馆藏

 
　　文/杨桂思

　　谢稚柳与徐邦达是中国书画鉴定界两位鉴定大家，为我国古书画的鉴定和收藏作出了杰出贡献，被称为“南谢北徐”。谢稚柳出生于1910年，比徐邦达长一岁。解放后，谢稚柳工作于上海博物馆，该馆所藏书画，有许多是经谢稚柳之手收进的，而且其藏品也都经他鉴定过；徐邦达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故宫博物院书画馆的筹建立下了汗马功劳。谢稚柳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分别于1962年、1983年组织的两届中国书画鉴定组，并且任1983年书画鉴定组的组长，率领鉴定组专家历时8年，对国有所藏历代书画藏品进行鉴定和整理，并造册出版；徐邦达为1983年书画鉴定组7位成员之一，也参加了为古代书画立户口的工作。以二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鉴定地位而论，旗鼓相当，但二人的鉴定风格不同，由此也引发了一些学术之争甚至一些矛盾。本文将其二人过往之事简述如下，也许会对我们研习书画有些借鉴。

　　徐熙《雪竹图》之分歧

　　《雪竹图》是一幅没有题款的绢本画，原为近现代著名收藏家钱镜塘收藏，后入藏上海博物馆。谢稚柳鉴定此图出自五代南唐画家徐熙之手，而徐邦达认为，此图早不过南宋中期，晚可到元明之间。因此不会是徐熙或徐派画作。二人的不同观点主要体现在三篇学术文章中：谢稚柳于1973年发表了《徐熙落墨兼论〈雪竹图〉》，徐邦达在1983年第2期《艺与美》上也发表了《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谢稚柳1986年在香港看到徐文后，又撰写了《再论徐熙落墨花——答徐邦达先生〈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

　　二人的分歧焦点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落墨”的理解上。在《徐熙落墨兼论〈雪竹图〉》中，谢稚柳引用了许多记载徐熙画法的文献史料，他认为所谓“落墨”，是一切以用墨来奠定，而着色只处于辅助地位。在一幅画中，技法的运用只是随着真实的艺术变化，绝对没有固定的规律。因而，当时特别用“落墨”来区别这种体制。谢稚柳认为，《雪竹图》没有任何旁证说明此画出于何人或何时，只有从画的本身来加以辨识。“从它的艺术时代性而论，不会是晚于北宋初期的制作。”谢稚柳还详细分析了此画的画法，认为总体是工整精微的写实，是多种笔势与多种墨彩的组合，是一种突破了唐代以来各种画法的新颖风格。谢稚柳认为此画完全符合徐熙“落墨”的规律，断定是徐熙的画迹。徐邦达在撰写的《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中，引用的画史资料几乎和谢先生的相同，但他认为“落墨”即是“落笔”。“……‘落墨’即‘落笔’，墨不能离开笔显现在纸绢上，所以论画都以‘笔墨’合称，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所谓落墨应是一种怎样的风格面貌的花卉画了。”

　　其次，徐邦达又从绢的尺幅来考证，认为“徐熙是五代人，那时画绢的门面不宽，一般不能超过60厘米以上(这是我们用许多两宋画来对比之后得到的结论，详见拙著《古书画鉴定概论》第三章)，此图阔约1米，系独幅绢，那起码到南宋时期，才能见到。凭这一点，至少不能承认它是南宋以前之物，是无可争辩的。”谢稚柳针对此回答说：“徐先生‘不迷信旧说’，却迷信于绢，以绢来评定画的时代，这说明绘画不可认识的了，要认识只得靠绢。”

　　两位鉴定家尽管存在着矛盾，但主要是学术之争，而不是派别之争。

　　“华夏第一拍卖案”

　　1995年，中国书画市场出现了一桩著名的拍卖案——关于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真伪之争。此案引起国内外书画界、收藏界、拍卖行业和众多书画爱好者的广泛关注，号称“华夏第一拍卖案”。1995年10月28日，在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举办的杭州’95秋季书画拍卖会上，浙江绍兴中澳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定林以110万元拍下了张大千的画作《仿石溪山水图》。这张画上右侧有谢稚柳的题跋，左侧有徐邦达的题跋，认定作品为真迹。但王定林听说台湾也有一幅同样的画，于是对此画产生怀疑。拿到北京找到徐邦达，徐先生看字是自己题的，可自己几年前是在画的右上方题的，现在怎么跑到了左下方，自己的题跋属于书画作伪中典型的移花接木。于是出具了亲笔鉴定书：“(此画)审视乃为摹本。裱边上拙书之跋，本题在原画右上方，今为移装于摹本左侧。”

　　谢稚柳凭着自己和张大千几十年的交往，对张大千的绘画风格了如指掌，确信此画为真品，也出具了亲笔鉴定书：“确定此图为真迹无疑。”王定林于是要求退画，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不同意，因此，王定林先后向杭州市、浙江省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此案持续了几年，最终于1998年12月30日，在谢稚柳去世以后，国家文物局11位专家接受委托，对张大千的《仿石溪山水图》进行鉴定，最终认定此画是伪作。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败诉，赔偿王定林总计127.5万元。

　　谢老的夫人陈佩秋亲历了整个过程，包括此画最早在拍卖会前的鉴定，中间拍卖公司和王定林的探访，谢老鉴定此画的经过，并且亲自拿着台湾出版的图录和拍卖图录相对照(陈佩秋认为，两幅画为同一幅画。从大陆至台湾，经重新装裱，后又由台返回大陆)。北京的鉴定结果刚刚宣布，陈佩秋立即约见上海多家媒体，坦陈自己的观点。她坚持认为此画不仅是张大千的真迹，而且是真迹中的精品。(陈启伟的《名画说疑——陈佩秋访谈录》中，有陈佩秋关于此画案来龙去脉的详述。文汇出版社，2003年。)同时表态的还有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单国霖，他认为，张大千遗存在内地的画作不多，鉴定家接触的机会也不多，就谢稚柳的学识和与张大千的交往而言，其鉴定张大千作品应当最具权威性。有些话也挑明了：不能因为人去世了就否定他的观点。

　　鉴定风格不同，引发学术之争

　　在古代书画鉴定组中，谢稚柳是组长，徐邦达是组员，二人同时受邀到美国访问，在这些阶段的共事期间，二人也生出一些摩擦。作家郑重讲过谢徐之间的矛盾：1986年，中国书画鉴定小组在上海鉴定。当时，上海博物馆以明清藏画为著，其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故宫，所藏书画许多是经谢稚柳之手收进的，而且藏品也都经他鉴定过，所以谢稚柳采取了回避的方式，因为他考虑有他在场，可能会影响其他人发表意见。但是，在鉴定过程中，参加鉴定的专家对上海博物馆所藏明清书画多持否定意见。消息传到谢稚柳那里，开始他还忍着，但当时的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对那些否定的意见感到无法接受，就要谢稚柳站出来说话。谢稚柳说：“随便他们去说吧，不要和他们争论。”可是被否定的明清书画越来越多，搞得谢稚柳也有气了。一天，鉴定元人书画，对其中一张赵孟的画，徐邦达的王连起说是假的，惹得谢稚柳大拍桌案。后来，谢稚柳的弟子劳继雄告诉郑重：“谢先生一肚皮的气，但无法发作，王连起恰好撞在枪口上……”

　　另外还有匿名信的事情，在上海博物馆，徐邦达收到一封匿名信称谢稚柳在背后对他有所诋毁。徐邦达很生气，鉴定组的人很快都知道这件事，大家都劝他，不要放在心上，应该对谢稚柳有所了解，他不是这样的人，也不会做这种事。但徐邦达执意要交给上海博物馆党组织，并要求调查。馆长马承源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交给书画组的钟银兰去做调查。钟银兰以笔迹对博物馆的人进行排查，查不出一个结果。徐邦达因为得不到满意的答复，随即拂袖而去，自此不再参加书画组的鉴定工作。所以对上海博物馆所藏明中晚期及清代书画，徐邦达没有鉴定，而鉴定明清书画又是他之所长。过了一阵，徐邦达向上海博物馆提出要鉴定明清作品的要求，马承源没有同意，理由是已经鉴定组的鉴定，来看画可以，但不能作为鉴定组的成员重新鉴定。对此，徐邦达难以释怀，这是徐谢矛盾激化的开始。

　　1985年5月，谢稚柳、徐邦达等应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之邀，对美国进行为期22天的访问。期间参加研讨会，走访美国富于中国书画收藏的主要博物馆。在谢稚柳去世多年后，徐邦达在接受记者曹鹏的采访(见曹鹏《大师谈艺录：关于艺术与人生的对话》，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谈到访美期间鉴定书画时，谢稚柳遇到徐邦达和他有不同意见“就跳了起来”，什么原因呢？“因为在国外看东西的时候，人家问我多，问他少，他心里早就憋不住了——”。某次，劳继雄和徐邦达相遇，他拿出元代画家倪云林的6张作品照片，让劳继雄鉴别，并告知其中有两幅是假的。劳继雄鉴别无误，徐邦达说：“不愧为谢老的入室弟子！”接着又说：“你要不是谢老的学生，我就不考你了。”谢稚柳听到这个故事，一笑了之。

　　在鉴定书画的风格上，谢稚柳待之以宽，徐邦达持之以严；谢稚柳从笔墨、个性、流派诸方面来认识作品的体貌和风格。他认为笔墨是形成书画的基本条件，也是书画风格的重要内容，更是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谢稚柳创造性地提出“性格说”，认为鉴定的标准，是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即它的本质；徐邦达在目鉴之外特别注重考订，诸如题款、题跋、印章、纸绢绫、装潢形制、著录等等，他无不精心审察分析。所以有人将谢、徐二人的风格分别定为“艺术鉴定”、“技术鉴定”。

　　谢稚柳于1997年离世，徐邦达今年已经100岁了。两位鉴定家尽管存在着矛盾，但主要是学术之争，而不是派别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