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开始创作《给卡塞尔的7000棵橡树》，此后5年间，7000棵橡树被种植在德国卡塞尔市。在近日开幕的“漆山计划”朱青生作品展上，朱青生欲通过对博伊斯理性精神的批判，将艺术作品的解读权还给观众。他表示，艺术家不是说教者，艺术作品只是为公众的思考提供平台，解读权属于每一位观众。
商报：您创作“漆山计划”的起因是什么?
朱青生：1988年中国现代艺术进入摆脱模仿西方艺术手法转向自我艺术创作的转折期，在此期间有几位艺术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影响最大的是艺术家徐冰的“刻字”和吕胜中的“小红人”，他们分别用文字和中国剪纸进行艺术创作。他们的这种艺术试探试图将中国现代艺术从模仿西方的手法中摆脱出来，而进入自我试探、创造的阶段。
我在“漆山计划”中所创作的作品，实际上在探讨如何解除自己的创造力，将自己归入自然的状态中，用创造即自我清除的方式来获得对当代艺术更新的理解。很多公众都认为艺术需要创造，但当这种创造变为一种说辞后，通常人们并不怀疑，实际上这很危险。人为何要创造?为什么只有创造，人才会有人性，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深究后，可能更需要注意的是“人有哪些东西蒙蔽了人本身”，因此我便开始创作“漆山计划”的作品。
商报：很多人认为您的“漆山计划”作品关注环境问题，这是否是对环境问题的反思?
朱青生：对于将自然作为创作题材，其实德国著名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便开始创作与自然有关的作品。他在卡塞尔文献展上开始创作作品《给卡塞尔的7000棵橡树》，该件作品历经5年才得以完成。目前，创作自然题材作品的艺术家很多，“保护自然”被很多艺术家所运用，而我在做另一种概念的作品，这是对博伊斯理念的追问。
我认为，如果人有保护自然的意识时，人本身是否已经违背了自然的性质?通过这样的思考，我开始有了创作“漆山计划”作品的想法。同时，我将人本身的反省看做该系列作品的目的之一，作品不在于对自然的保护，而在于启发人的反省能力。博伊斯提倡一种理性精神，而我提倡反省能力。因为，人仅仅有理性精神是不够的，同时必须应具备反省能力，正在做的事情以及运用理性所做的事情中所暗含的问题，要有一种反省能力。
商报：本次展览展出的作品，更像是一种“观念”的传达。
朱青生：是的，本次的参展作品基本上都是观念艺术，如果将其称为实质上的作品，便会回归到古典概念。作为当代艺术，主要是借助艺术的行为，使得公众通过该件作品在精神上获得启发和提高，而不在于作品的具体形态和方式，当代艺术最极端的方式是没有作品。
但是，今天我们对当代艺术的关注不是看它是否会发展到极端，而应该注意世界艺术发展到博伊斯、安迪·沃霍尔之后，艺术还将有哪些作为。
商报：您认为当代艺术中的 “观念”，在今后发展中是有形还是无形的?
朱青生：有形与无形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与现实遭遇后会产生什么，现实的立足点在哪里。如果现实的立足点需要有形，作品也是有形的，有形与无形永远处在交涉的状态中没有固定方法。
商报：“漆山计划”之前预想在桂林实施，将一座山漆成红色，您认为这是否是对自然的破坏?
朱青生：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质疑，如果“漆山计划”能够真正实施，我将用无害油漆进行创作。同时，将要实施“漆山计划”的山是一座荒山，将其变为一片绿色是不可能的，我将它漆成红色也是对环境保护的一种警示。
商报：您如何理解当代艺术?
朱青生：目前，很多人在理解当代艺术时都会将其看做一门生意，实际上当代艺术品才能够当做生意看待，当代艺术真正的性质是反商业、反流行和反传统的，这是当代艺术的特点。例如在法国，1900年后，不会有很多艺术家按照卢浮宫中所展出的作品风格进行创作，因为艺术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今天我们之所以需要艺术是因为它可以使人成为更完美的人，而不是使人在艺术欣赏中被人牵引，这就是当代艺术的价值所在。
我们在创作当代艺术作品时，一直在追求这种可能性。我在创作“漆山计划”作品时，根本是在建造一种可能性，借助艺术寻找今天不太能理解的东西，而不是做公众认为很好接受的作品。
同时，目前的当代艺术更加关注现实问题，作品中有哪些批判性，但实际上我们还有更为基础的问题，例如对于本质的问题，艺术也应该有自己的回答。
商报：您如何看待目前当代艺术家与公众的关系?
朱青生：我认为，目前艺术家应该放低姿态，不应将自己的作品看成是对公众的教诲。艺术家在创作一件作品时，应该让每个人看到它时都会产生自己的理解，并给出自己的解释。
朱青生
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后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专业以及海德堡大学美术史研究所。现为北京大学艺术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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