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鸿信2016春拍丨董其昌：他何以傲视晚明

   董其昌，历经三位皇帝，叱咤一生，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为官期间从未被剥夺过官职，际遇完全与当时动辄得咎的官员不同，在仕途经营上可以说相当成功。
   但他并不甘心于政治上的如鱼得水，他在书法的造诣追求上更是傲视晚明，其书法不仅被誉为独步明朝三百年，更有推为羲之、献之伯仲，无论是个人艺术造诣或是历史定位，都获得极高的成就和肯定。
   此卷抄录了唐代李商隐《谢河东公和诗启》，李商隐以“情诗”闻名，其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等广为传颂，诗风缠绵悱恻，优美动人，董其昌亦为之“倾心”。而此诗想必打动其抄录并不仅仅为“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这美妙的诗句，更为李商隐与柳仲郢这知己难逢的情谊。
   李商隐仕途坎坷，一直郁郁寡欢，大中五年（851年）年秋天，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随自己去西南边境的四川任职。李商隐接受了参军的职位，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是李商隐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稳定的时期，李商隐已经再也无心无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而他的才华一直被柳仲郢所赏识，并总以书信往来。

在梓幕生活期间，李商隐曾作《西溪》
怅望西溪水,潺湲奈尔何。
不惊春物少,只觉夕阳多。
色染妖韶柳,光含窈窕萝。
人间从到海,天上莫为河。
凤女弹瑶瑟,龙孙撼玉珂。
京华他夜梦，好好寄云波。

   柳仲郢对此诗大加赞赏，李商隐便写信写给柳仲郢即《谢河东公和诗启》，诗中这样说：我于日前偶然出城，偶然到了西溪，偶然有所感触，我就写了一首诗，没想到被您见到了，我很惭愧。我这首诗只是偶然的感兴，没有特别的意思。但柳仲郢觉得他写得很好。董其昌在晚年向其求书的人颇多，此卷想必也为其知己所书，因以此诗以寄情怀。
   对于董其昌的书法理解，以其性格也许只有他自己的评价可以让其信服，“吾书无他奇，但姿态高秀，为古今独耳。心忘手，手忘笔，笔忘法，纯是天真潇洒。”

董其昌   行书李商隐《谢河东公和诗启》
中鸿信2016春拍作品
手卷   绢本水墨
25.5×341cm
   释文：前因暇日，出次西溪，既惜斜阳，聊裁短什，盖以徘徊胜境，顾慕佳辰，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思将玳瑁，为逸少装书；愿把珊瑚，与徐陵架笔。斐然而作，曾无足观，不知谁何，仰达尊重。果烦属和，弥复兢惶。商隐曾读《隋书》，见杨越公地处亲贤，才兼文武，每舒绣锦，必播管弦。当时与之握手言情，披襟得侣者，惟薛道衡一人而已。及观其唱和，乃数百篇。力均声同，德邻义比。彼若陈葛天氏之舞，此乃引穆天子之歌。彼若言太华三峰，此必曰浔阳九派。神功古迹，皆应物无疲；地理人名，亦争承不缺。后来唱和，罕继声尘，常以斯风，望于哲匠。岂知今日，属在所天。坐席行衣，分为七覆；烟花鱼鸟，置作五冲。讵能狎晋，实见取曾阝之易，不以衅鼓，惠莫大焉。恐惧交萦，投措无地之盟。
   款识：董其昌。
   钤印：董其昌印（白文）、玄宰斋（朱文）、太史氏（白文）
   鉴藏印：次屏秘玩金石书画印（白文）、殿藩平生真赏（白文）、喜见云章（朱文）
   题签：王之翰：董文敏公墨宝。
   藏家简介：王之翰，字次屏，山东潍县人。道光间(1821-1850)由翰林院编修，历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工诗文，善楷书，笔法类砖塔铭，向无苟笔，亦无讹字。尝主顺德龙阁书院、广平清辉书院。
   此卷董其昌行书李商隐《谢河东公和诗启》正是其意之表达，展卷，数十字姿态之悠雅，风神之俊朗，则又处处溶于绢素，溢出于笔墨之外。用笔看似平淡却隐含变化，点化表现也趋向质朴苍劲，单字结体则是寓奇巧于平稳中，舒朗的间距透露出空灵的气息，达到一种既雄强又从容不迫的淡雅和谐境界。这种带有质朴外貌的书风似乎更能代表董其昌在书法上的追求与成就，也成为他晚年用来诠释书法的本体风格。董其昌在晚年更接近李邕的体势，主要以敧侧取势，从此卷书中不难看出，字字结体偏于右方，以此可证为其晚期作品。他曾将自己书法与赵孟頫相比，甚是精彩。“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诏书亦输一筹，苐作意者少耳。”
   这里他将自己的书法说成“姿态高秀”而且得“秀色”，去吧赵孟頫书法形容为“俗态”。当然，这里的“俗”当指习也，因为书写的太熟练而形成的习惯，二就是带有较多的习气，而非低俗的意思。
   董其昌的书法，350年来，受到历代珍视。各种艺术家、收藏家都对董其昌给予特别关注。八大山人到70岁，还在写信求人家借阅董其昌画册；康熙皇帝一生临写董其昌书法；高士奇这样的大收藏家，在他的《江村消夏录》中，特别指出，董其昌是近代第一，其书画另外单独列出，在他的私人账本《江村书画目》最后，罗列了他收藏的53件董其昌书画。这样的社会风潮，就带来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目前董其昌传世作品中，手卷很多，立轴相对较少。但这一切，似乎也是董其昌的预想，董其昌对书法最初的追求就一定要在书史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他不仅在笔墨上极为用心，而在形式上页颇有一番见解。
向董其昌求作的人络绎不绝，而且都是社会阶级较高的文人或者鉴赏家，通常他们手上都有古代法书名迹。熟悉古代经典书迹的董其昌当然不至于不清楚卷册在书法史上的主流地位，若要让自己的作品跟这些名作产生关系，除了让他们的主人打交道以外，形式上的接近也很重要，至少可以确保不会因为尺寸的差异和无法与这些名作收藏在一起。此外，董其昌最在意的就是书法上能否与大家并列，由于他对自己的学书成就深具信心，自然选择与经典名作相近的卷册尺寸，好让评论者可以更客观公众的评论其书史地位。时至今日，确实也印证了他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