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收藏的汉朝玉角形杯
台北故宫收藏的战国玉螭纹觿
如今去台北地区旅游的大陆游客，台北故宫博物院基本上是必去之处，因为那里收藏了当年国民党从大陆运走的珍贵文物。其种类繁多、年代久远，令人叹为观止。
在日军一步步加快其侵华步伐之时，有识之士就开始担忧六朝古都北平的文物安全。自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故宫所蕴含着的文化、历史、艺术等多重价值日益焕发，为民国学者们施展才华、深入研究提供了广阔无比的平台。但随着“九一八”事变，时局动荡，这一短暂的黄金时代终为旷日持久的国难所中断。随之而来的，故宫文物的命运牵动国人的心魂，在文物的迁移历程中，当时的学者们意见不一，互有争论。蔡元培、陈寅恪、马衡等人的贡献与意见，可圈可点，值得国人铭记。而在将故宫文物南迁之前，还挑选一部分远赴英国伦敦举办展览，并影印四库全书作为“国礼”赠送苏联。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又将故宫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突显，甚至还赋予其文化外交的重要使命。
1933年2月至5月，故宫、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19557箱文物（其中故宫1.3万余箱）从北平运抵上海。1936年底，南京朝天宫库房建成后，文物被运抵南京。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这批南迁文物加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今南京博物院前身）等单位的文物，分三路在日军炮火下紧急西迁，被运抵四川，直至抗战胜利后被运回南京。南迁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代的宫廷收藏，堪称国宝，其中就包括鼎鼎大名的毛公鼎、翠玉白菜、玉石东坡肉和著名的《快雪时晴帖》等。在15年的时间里，南迁文物行程上万里，穿越大半个中国，然而上百万件文物中没有一件丢失，也几乎没有毁坏，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这批南迁文物中，最终有2972箱被运至台湾，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留在南京的文物，在1951年后陆续运回故宫博物院1万余箱，剩余2221箱留于南京，划归南京博物院所有。
本期品读讲述的，就是在那个动荡年代里，民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在文物南迁中的争论。
1 故宫内部对南迁有争议
即使在故宫内部，也对是否应当把文物南迁有争议，比如同为故宫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的吴稚晖和蔡元培，吴稚晖就反对蔡元培的文物南迁之议。吴稚晖又称吴敬恒，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1933年2月16日，北平《世界日报》第五版刊载了一封吴敬恒致蔡元培的公开信。编辑给这封公开信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吴敬恒妙论，古物是臭东西”，这吴、蔡二人是要谈论什么呢？
从这封1200余字的公开信来看，吴敬恒对故宫文物南迁是持反对意见的。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局势危急，故宫文物应迁移别处保存的计划迅即被提出，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等坚决主张南迁，以免国宝沦落日寇之手。但由于南迁涉及环节众多，运作不易，且社会各界阻力极大。一来普通民众对战局的判断不一，有相当一部分民众认为，日寇未必敢于进占北平，或者说不相信中国军队无力抵抗；二来当局高层人物如孙科等，也颇重视“民意”，认为此时不保土守民，却大费周章的去迁移古物，是舍本逐末，会失去民心。因此，当时的反对声音也相当大。
在信中，吴敬恒说：说起故物，弟都当他是虞舜进瞽叟的钵头，周公挞伯禽的杖，孔夫子设教书坛的席，虽也跟着人称故物，骨子里还是对牛操琴。半月前，我从家中到市上去，经过马霍路，在洋车里看报，刚看见政治会议决议，派我为古物保管会委员之一，对面梅白格路口，刚有两个石人，我便联想到吴县江弢叔的诗调，冲口而出，吟曰：“行向仲翁成一笑，吾身今与尔同看。”（翁仲原来是仲翁，不是我杜撰的，凑韵聊一用）。于是想到我这老而不死，自己已成故物，需人保管，安能保管别的故物？讲起故宫故物来，最初只是北平的一班人，如江（瀚）马（衡）易（培基）诸先生，主张不迁，我说对啦，这种臭东西，迁他做什么呢？现在日本小鬼，没有情理讲的来欺侮我们，我们应该抵抗，应该死守很久如常山、睢阳一样，只叫做维持人格。说起打胜仗，恐无把握罢，北平抵抗到三年，全城陷落，故物让他拿去就是了，可是临去的时候，对他说，前车之鉴，不要像观象台的天文仪器一样，抢回柏林，再请轮船恭恭敬敬送回来。我们历史上也有所谓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故物已经装箱，也就不必分辩。弟本来根本瞧不起这类的臭东西，然弟又相信我的朋友，个个十分忠实，他们主张搬西安，如何如何安全，我觉得十分有理，又有人主张搬洛阳开封，弟觉得同样的有理，又有主张迁南京，弟觉得他的理由也充足，又有人说迁上海，弟觉得理由同样的充足……
2 鲁迅赋诗讽刺南迁
此外，一些著名学者也明确反对古物南迁，如鲁迅、胡适等也就此发表意见。鲁迅曾赋诗一首讽刺，诗云：“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胡适也提出，不赞成迁移之举理由有三：第一，因在国际人士监视之下，未必有人敢于破坏文化古物；第二，因故宫古物数量极巨，迁移并非易事，万一发生意外则责任谁负；第三，在南京上海均无适当地方存储，非万不得已时，绝不应轻易迁移……此外，社会上更谣传有当局变卖古物抵偿国债、故宫内部已在倒卖古物等骇人听闻的所谓“内幕”，闹得满城风雨，人人提古物南迁而色变，群情激愤的反对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起来。
在这种情势之下，故宫博物院内部意见也极不统一。比方说后来押运古物南迁的吴瀛，时任古物审查会专门委员，他起初的意见也是不支持南迁的，他在《故宫尘梦录》（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中回忆道，“我一度与易培基发生争执，我以为应该观望一下，我说：‘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问题非常多，责任既重，闲话也多，内外的敌人，都等待着！我们最好不做此事！’”
当然，吴敬恒的反对意见，与上述种种还有区别，这种反对意见在当时显得极为特别，也极为与众不同。说直白一点，吴对故宫古物的观点就是听之任之，置之不理。他认为，抗战大局才是关键，打了胜仗自然古物无虞，打了败仗要那些古物何用。古物之所以是“臭东西”，就在于其无用；而在日寇进逼的危局之下，还要去为这些“臭东西”争来争去，更是莫名其妙。
吴敬恒的信中引用了一个当时在国际文博界非常著名的成例，即那个“前车之鉴”——“不要像观象台的天文仪器一样，抢回柏林，再请轮船恭恭敬敬送回来”。这是指一战后，战败国德国所履行的《凡尔赛和约》第131条规定，即“所有1900年及1901年德国军队从中国掠去的天文仪器，在本和约实行后12个月内概行归还中国。所有实行此项归还之举，所需费用，包括拆卸包装、运送北京建设之费用在内，亦由德国担任支付”。
原来，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德军掠得古观象台天体仪、纪限仪、地平经仪、玑衡抚辰仪、浑天仪等5件仪器，并运回德国收藏。1919年一战结束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德国应归还曾掠走的天文仪器的要求，并最终将这一要求写入《凡尔赛和约》条款。1920年6月10日，德国当局将这批仪器在波茨坦拆卸后，装入日本“南开丸”号轮船，运回中国。轮船于1921年4月7日辗转到达北京，由荷兰公使欧登克代表德国将仪器交给北京观象台。而“九一八”事变后，为避免日寇掠夺，当局又决定将明代制造的浑天仪、简仪、漏壶、圭表和清代制的小地平经纬仪等七件仪器，运往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吴敬恒之所以举这样一个成例，用意相当明显，即战争取得胜利，国家权益自然得到保障；战争尚未分出胜负，搬家逃避毫无意义。言下之意是说，全国民众不仅应有如此大局观，你蔡元培等主张古物南迁者更应有此大局观，无须为一堆古物殚精竭虑。
3 蔡元培力挺文物南迁
蔡元培于1934年被推举为故宫博物院理事长
应该说，当时文化界反对文物南迁的声浪还是很大的。反对的意见中，一种是把保全文物的希望寄托于国际监督或者战后归还。自己不掌握国家珍宝的命运，反而交由他国掌握，无疑是幼稚的。另一种是担心以文物南迁之名行出售文物之实，比如顾喆刚等教授就联名致电政府，要求不要迁移文物并拍卖，而要妥善保存。
当然，支持文物南迁的学者也很多。比如黄炎培，他在中山文化教育社的茶话会上提议“取北平文化古物速运沪”。而当时学术教育界的大腕、时任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也站了出来，公开支持文物南迁。蔡元培谈道：“北平故宫古物，及本院所有者，均属吾国数千年来之国粹，若不妥善加以保存，后患诚难设想，故宁未雨绸缪，即使苟有损坏，但以全局被夺与损坏小部相较，孰轻孰重？”概而言之，蔡元培认为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
而吴敬恒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则是吴公开表达与蔡的不同意见。无论吴是出于怎样一种立场去反对古物南迁，从信中的内容来看，古物已然开始南迁。再从这封公开信中所涉及的古物究竟迁移至何处的各方意见来看，这封信也并不是吴自己在古物南迁之前的率先表态，而应当是在收到古物南迁途中蔡元培的某种要求或建议之后，才有感而发的表态。查阅《蔡元培全集》，可以看一看故宫古物南迁途中，究竟出了什么大事，蔡向吴求助究竟所为何事？
原来，1933年2月10日、11日，蔡元培曾两次致信吴敬恒，皆因“忽接中央政治会议命令不准过江，并有即运洛阳之说……洛阳既无保险之建筑，尤无充分之军警，恐不妥当”，并提议“应如何设法补救，使这批古物不向洛阳而向沪，务请迅速进行”。应当说，这是两位故宫博物院理事之间紧急磋商的公函，吴对此应答与否、怎样应答，都不应当以公开信的方式发表出来。但吴偏偏就这样做了，其态度显而易见，一句话，给蔡送上一碗“闭门羹”。吴本来就不支持古物南迁，至于南迁到哪儿，洛阳还是上海，他都毫不关心。那么，之后的南迁线路如何，蔡究竟如何应对？
从目前可以寻获的文献资料来看，蔡元培之后再未就故宫古物南迁事宜致信吴敬恒，蔡、吴两位故宫博物院元老理事的相关工作交流就此中止。
4 争议声中文物最终南迁
当年，仅从北平《世界日报》对古物南迁的跟踪报道来看，自第一批2018箱古物于1933年2月7日出发，2月9日即抵达南京之后，南迁古物终将迁往何处的相关报道几乎天天见诸报端，迁去洛阳的动议及计划，似乎一步一步将成为现实。但一个月后，1933年3月6日的报道，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最终去向：第一批古物中的1054箱运往上海，其余部分存南京行政院内。
当时的媒体报道故宫文物开始南迁
1933年2月，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装箱待运
至于古物为什么没有迁至洛阳，而仍按原计划迁往上海、南京等军政核心地区，则没有相关报道予以披露，蔡元培从中做过哪些努力，对古物南迁的策略有过怎样的坚持与调整，至今仍不十分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蔡元培一直全力支持着古物南迁，并且凭借自己在国内文教界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让蒋介石、宋子文等当局高层人物对此予以高度关注，为古物南迁获得了更多的、来自国家权力顶层的强力支撑与资源保障。正是在当局高层人物的亲自过问之下，古物南迁去向的种种争论得以遏止，最终都以统一暂贮上海法租界及中央银行，再分批转运南京而尘埃落定。事实上，故宫及其古物保护的头绪纷繁，在当时国内军政各种势力交错之下，除了要为古物南迁出谋划策、铺平道路，蔡还要坐镇北平，为整个不可迁移的故宫及其遗存文物之保护，而四处奔走、呼吁呐喊。
就在蔡元培等通力协作之下，1933年5月23日，由故宫运抵上海的第五批古物，安全送达中央银行暂贮。在这最后一批古物运抵上海之前，北平的故宫及其文物保护工作并未中断，还有所加强。当年5月9日，蔡还向蒋介石致电呼吁，请其“勿在故宫内驻兵”，但同时又要求其为故宫安设防御工事，“免使代表国粹及伟大建设被破坏”。
一年之后，1934年4月4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首次会议在南京召开，一致推选蔡元培为理事长，并决定存沪古物中的部分文献档案运至南京保存。5月8日，蔡元培又在南京行政院，组织召开了首次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会会议。除了审议人事任免、年度预算等，还特别提到彻底清查整理故宫的家底。而故宫文物保存库的建设经费，也增拨了二十万元，即刻可以开工。之后，蔡连任三届理事长，直到“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占领北平，蔡才离开北平。就这样，他南北交驰，在动荡时局与战火绵延中，为故宫及其古物的守护全力以赴。
在蔡连任三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期间，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正式成立，专为保存古物的库房也相继建成，南迁抵沪的故宫古物又分批转运南京。不久，“淞沪会战”爆发，南迁古物也因之开始了更为崎岖多舛的大迁徙，全力向更为偏僻、相对安全的西南方向分散保存；分批多路转运至长沙、贵阳、巴县、宜昌、重庆、乐山、成都等地贮存，直至抗战胜利，方才再次运回南京。而遗憾的是，这些负载着中华文化精魂的国宝，还在跋山涉水、辗转四方之际，蔡元培已于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终未能亲自见证这些国之瑰宝百转千回的最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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