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捐赠奠定上图历史文献馆藏特色基础

张元济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出版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事业家，毕生与书有着不解之缘。他缘何这么爱书，其藏书的最初动因是什么？　日前揭幕的“菊香书林———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文献精品展”上，一幅《涉园图咏手卷》　泄露了“天机”。

作为上海图书馆精心筹备的年度大展，本次展览集中呈现了张元济译书、印书、藏书、著书以及社会交往五个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亮相的107件珍贵文献大多为首次公开展出。

生于藏书世家，立志恢复祖先藏书

描绘海盐张氏藏书之处涉园的《涉园图咏手卷》，被摆放在了展厅的显眼位置。根据该手卷后面所附的张元济亲笔题跋，他生于海盐藏书世家，其十世祖张奇龄将海盐南门外居“大白居”设为书斋。九世祖张惟赤拓建“大白居”，将其改名“涉园”，开始藏书。此后，张家一直对涉园进行扩建，而藏书也日益丰厚，到清嘉庆年间，涉园声名远播，成为江浙一带藏书、刻书、读书及游览的胜地。太平天国期间，涉园被毁，所藏图书也散佚罄尽。张元济立志恢复祖先藏书，多方收集，其中尤以原涉园藏书、刻书及乡邦文献为重点。

据史料记载，为了得到心仪的古籍，张元济不惜花费重金。比如，从本次展出的元刻本　《纂图互注南华真经》上的题跋可知，张元济为了得到此书花了180圆，而此前为了购得宋刻元修本《纂图互注荀子》，更是花了340圆。对此，张元济的态度是“先人手泽，得以来归，虽糜重金，亦所不惜”。

“这便是张元济与书结缘的最初动力，但如果只局限于藏书，他仅仅是一位固守传统的藏书家，但张元济的步伐并不止于此。”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高洪兴告诉记者，二十世纪初，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在中国刚刚出现，与时俱进的张元济便敏锐地感受到新式图书馆取代旧式藏书楼的必然性。本次展览上，一封1911年3月3日张元济写给盛宣怀的信函透露了相关信息：当时盛宣怀正在筹办愚斋图书馆　(亦名上海图书馆)，信中，张元济对图书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询问“图书之府何日观成”，并提出“能否邀求特允先往参观”。

与时俱进，将毕生所藏向公众开放

事实上，早在1904年，张元济便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创立了图书室，1909年定名为涵芬楼，起初是为满足商务印书馆同仁编辑图书时参考所需，到了1926年将其改组为向公众开放的东方图书馆，开馆之日，便被时人誉为“上海文化上的伟举”。

而私人所藏的涉园藏书，张元济也在考虑发挥更大社会效益，向有需求的公众开放。1939年4月，张元济、叶景葵、陈陶遗合众人之力发起筹建合众图书馆。该图书馆成立伊始，张元济即将所藏涉园图书寄放馆中供公众阅读之需，后又改为永远捐赠。根据本次亮相的1946年合众图书馆编印的　《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　
所载，张元济当时捐赠了原涉园藏书和刻书达104种，海盐先哲遗书355部，旧嘉兴府先哲遗书476部，另有石墨图卷各1件。

“这批珍贵的藏书经合众图书馆到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收藏，1958年后成为上海图书馆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今日我馆历史文献的馆藏特色基础。”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告诉记者，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丰富的张元济文献，除了这批旧藏外，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张元济及其后人的捐赠。比如，张元济的多部手稿在上海图书馆珍藏至今，如1912年至1926年的《张元济日记》《涵芬楼烬余书录》修改稿本，1938年至1941年间张元济为整理出版脉望馆钞校元明杂剧的通信　《校订孤本元明杂剧往来信札》等。

在整理馆藏盛宣怀档案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也发现了张元济致盛宣怀的40封书信和4篇文稿。其中，《南洋公学译书院己亥年总报告册》中所述张元济任职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职务是“总校兼代办院事”，厘清了以往人们所说的“院长”、“主事”之误，对研究张元济生平具有重要价值。最近，该馆更是整理发掘出上千封张元济与他人的往来信札原件。此外，张元济还陆续捐赠了参加社会政务活动的文献，比如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档案等。“从这些馆藏文献中，我们精选了107件展品向这位保护和传承中国文化的先贤致敬。”陈超透露，展览期间，该馆还将推出　《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文献图录》《涵芬楼烬余书录》《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等一系列专题图书，并举办学术研讨会和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