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后以字行，改字徵仲，号衡山居士，苏州人，其与沈周、唐寅、仇英并称“吴门四家”。文徵明擅画山水、花卉、人物，是明代中期画史中影响极大的书画家。他的设色画《湘君湘夫人图》，被鉴评为“只此一幅为真迹”的仕女画，但细究起来，似并非真迹。
一、问题的缘起
《湘君湘夫人图》（图1，以下简称《湘君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曾屡被展出、影印，并多有研究评述。周道振、张月尊同纂的《文徵明年谱》一书中指出，该图上的明王穉登题跋，与清初吴升《大观录》卷二十著录该图的同题文字并不相同，指出：“岂吴氏所见，另是一幅欤？”这说法并未引起注意。其实不只是《大观录》一书，清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卷二一书著录王穉登书题文字，与《大观录》相同，而不同于《湘君图》上的王穉登题跋。显然，吴升、高士奇见到并著录的《湘君图》一图，并非我们看到的这一幅，孰真孰伪，就需要讨论了。
《湘君湘夫人图》，故宫博物院
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湘君图》，画屈原《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图绘两仕女。本幅上有文徵明小楷书“湘君”“湘夫人”歌词，署款：“正德十二年丁丑二月己未，停云馆中书。”左下又有小楷书自题五行，述及绘制该图的原委 ；图右中部有文徵明次子文嘉小楷书题，时间为“万历六年七月”（图2）。
文嘉小楷书题《湘君湘夫人图》
上述书题与《大观录》《江村销夏录》的著录有个别文字不同。该图右下王穉登小楷书题为：“少尝侍文太史谈及此图，云 ：使仇实父（英）设色，两易纸皆不满意，乃自设之，以赠王履吉先生。今更三十年，始获睹此真迹，诚然笔力扛鼎，非仇英辈所得梦见也。王穉登题。”（图3）《大观录》《江村销夏记》著录的王穉登题为 ：“文太史此图，笔法如屈铁丝，如倪迂（瓒）所云，力能扛鼎者。非仇英辈可得梦见也。戊寅七月。王穉登题。”题跋文字间的不同，显然不是传抄有误所能解释的，更何况《湘君图》上没有高士奇的收藏印记，而有与其同时的收藏家耿昭忠父子的多方收藏印。说明此图与著录本的另一《湘君图》，在清初被不同的收藏家各自收藏着。
王穉登小楷书题《湘君湘夫人图》
二、王穉登题跋文字的讨论
王穉登（1535—1612），字百谷，长洲（今苏州）人。据《明史 ? 文苑传》记 ：“吴中自文徵明后，风雅无定属，穉登尝及徵明门，遥接其风，主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文徵明长其六十六岁，故徵明与其交往在晚年，所谓“遥接其风”。《大观录》《江村销夏记》著录文徵明次子文嘉与王穉登题《湘君图》，同为万历六年戊寅（1578）七月，距文徵明创作《湘君图》的“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二月己未”，正合文嘉所记的相距“六十二寒暑”。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湘君图》王穉登题跋文字，需要讨论的问题为：其一，王穉登题跋中说是其“少尝侍文太史（徵明）”时，听其说起此图，而“今更三十年”才得见此图真迹。题跋未署年款，也就无从得知他何时知道，又在何时见到此图的确切时间了。假定按《大观录》著录王题的万历戊寅（1578）计算，则王穉登在其十四岁时，从八十岁的文徵明那里得知此图，又到四十四岁才得见此图，如此似符合“少尝侍文太史”。问题是，已经创作了丰富书画作品的八十老翁文徵明，会情有独钟地记住《湘君图》，并向一个十几岁的小青年叙述吗？他的儿子文嘉反倒在题跋中无任何表述，似乎毫不知情。如果王穉登在十四岁之后的什么时间内书题，则该图已先有文嘉的题跋了，似乎文嘉不知道的事，反倒是后来的外姓人知道得更清楚。其二，王穉登题说此图是“以赠王履吉先生”，即文徵明将此图送给王宠，但画面上没有任何与王宠相关的题记、印章。
文嘉在题跋中说“藏者其宝惜之”，也不知道此图曾为王宠所有。在文氏创作此图的前一年，即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的秋天，文氏曾到王守、王宠兄弟家中，并为之绘《落木寒泉图》，赋“过履约（王守）”七言诗。该图为《石渠宝笈 ? 初编》著录，七言诗辑入文氏《甫田集》中。此后不逾半年，文徵明又赠该图给王宠，是不是太过频繁了呢？其三，无论王宠、仇英，文嘉应该都与之有过亲身接触并十分熟悉，其题《湘君图》的万历六年戊寅同年的“仲春”，他为仇英《玉楼春色图》题云：“仇生负俊才，善得丹青理。盛年遂凋落，遗笔空山水……偶见此图，不觉生感，乃题数字于上，览者当宝之。”此图为《大观录》卷二十一著录。吴门四家中的仇英，盛年而卒，这是与之熟悉的文嘉的披露。
徐邦达先生据此得出仇英五十岁左右而卒的推断，并根据文氏弟子彭年在“嘉靖壬子（1552）腊月”为仇英《职贡图》所书跋“而今不可复得矣”，得出仇英那时已卒，又推断仇英生年约为弘治十五年（1502）、十六年（1503）间。为了辅助这一推断，徐先生历数了文献著录或现存仇英作品中有纪年的作品 ， 同时得出另外两点结论 ：一是仇英“和沈周、吴宽、祝允明、唐寅、王宠等人，多不能在成名后有所往来”；二是“凡文徵明所题仇画真迹，多在文氏的老年，又可见仇英的成就，不能早于嘉靖中叶”。按照王穉登的题跋，以及徐先生考订仇英的生年，则文徵明创作《湘君图》的四十八岁之际，已经教导十四五岁的仇英如何设色了。即使按照某学者关于仇英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的又一考订，仇英其时也不过二十岁左右。如果属实，那么仇英早年师法吴门画师周臣的记载，就应该补充为兼师文徵明了。而且为什么在仇英成名之前，文徵明的师友、子弟、门生大都与其没什么交往呢？综上几点讨论，王穉登的题跋，似应属于虚构的文字，反不如《大观录》等书著录的王题更为可信。
三、相关作品间的比鉴
《湘君图》绘湘君、湘夫人为二仕女状，“淡设色画，衣纹作游丝描，主色只朱磦、白粉两种”。《大观录》一书记：“设朱碧色，能以幽淡取胜。”《江村消夏录》记 ：“运笔如丝，朱碧简淡。”可见，吴升与高士奇同记为“朱碧”的设色，即有朱红色、青绿色两种，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湘君图》有朱、白两色的设色并不相同。同样表明，著录本《湘君图》是另外的一本。《湘君图》为文徵明传世仅见的仕女画。本幅上有文徵明小楷书题，以及文嘉、王穉登的小楷书题，却均非罕见的孤本之作，因此可以用相关的作品加以比鉴。上海博物馆藏文徵明小楷《离骚 ? 九歌》卷，其中有“湘君”“湘夫人”歌词，因文字相同，方便比鉴《湘君图》上方所书。虽影印不甚清楚，但大致可以看出两者书字结构间似少有区别。而且，上海博物馆藏文氏小楷书，其笔法略显圆厚，与《湘君图》左下文氏所书五行小楷的题记书法更为接近（图4） 。但上海博物馆藏文氏小楷书，署年款为“嘉靖丙辰春三月之望”，即嘉靖三十五年（1556），文氏时年八十七岁。《湘君图》为文氏四十八岁所作，两作相距三十九年，似乎文氏所擅长的小楷书被定格不变了。
文徵明小楷对比（左题《湘君图》，右为小楷《离骚·九歌卷》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文徵明《致吴愈札》（图5），即其写给岳父的家书，以信中涉及内容的考订，应为文氏五十岁左右的作品。该信札所书小楷，在结构上有严谨修长与方整遒劲的两种体势，是文氏从师法唐欧阳询并转师晋王羲之《黄庭经》小楷的变化所致。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内中谈到书法鉴定时说：“故凡得名迹，一望而知为何家者，字字察其用笔结体之故，或取晋意，或守唐法，而通篇意气归于本家者，真迹也。一望而知为何家之书，细求以本家所习前人法而不见者，仿书也。以此察之，百不失一。”这就是说，如文徵明写给其岳父的一封信札，出于尊敬长辈，一定用恭楷，又自然流露出所师法欧阳询或王羲之楷法的遗迹，但又形成自己书法的特点。按照包世臣总结的鉴定之法，以此札小楷来比鉴同为文氏五十岁左右的《湘君图》上所书小楷，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望而知为何家书”。
文徵明《致吴愈札》局部
更何况，其与上海博物馆藏文氏八十七岁所书小楷的相像，不得不产生另外的疑问，孰真孰伪，还是俱伪呢？上海博物馆藏卷的文氏书款识，大意是说有人求书小楷，故用端砚、歙墨，“竟书一日至灯下，复补书《九歌》。书毕，漏下三十刻矣。”故又感慨且有些得意地说：“余今八十有七，明后年将及九十，恐老眼目昏，不知尚能作否？”一个八十七岁的老人，从白天至深夜，先书《离骚》，后又“补书九歌”全文，况且又没有明说是什么人能让文徵明如此地“奋不顾身”，大概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文氏子弟、门生代笔，二是作伪者的仿书，正如傅熹年先生鉴此书为“疑旧仿”。倘如此，与此类小楷相似的《湘君图》上文氏小楷当然也属“旧仿”了。至于文嘉、王穉登二人所书题跋小楷，只要将二人所书加以比鉴，不难看出应为同一人仿书。文嘉、王穉登的书法作品存世尚丰富，在此不再细加比鉴了。
四、《湘君图》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文徵明书题、款识有问题，所画“湘君、湘夫人”的仕女画自然就难为真迹了。《大观录》记王穉登题，称该书著录本《湘君图》：“笔法如屈铁丝，倪迂（瓒）所云，力能扛鼎者。”就是说，文徵明用游丝描的古法来绘湘君、湘夫人，笔法细劲沉着，犹如“屈铁丝”。但我们观察此图的笔法，显然轻弱无力，不会有“屈铁丝”的感觉。该图的设色，如果真如王穉登题跋中所说，文氏让仇英设色，“两易纸皆不满意，乃自设之”，则此图仕女的设色当有相当高的水平。该图为淡设色，淡设色的基本要求，应是淡而不浮，淡而匀净。设色是否轻浮，观者的感受可能会有所不同。可以注意一下，湘君长裙下摆部位，凡稍重的设色处，恐非“匀净”，而有些“脏”的感觉（图6）。
《湘君湘夫人图》局部
《湘君图》在文徵明传世作品里是很“个类”的，似没有类似的作品传世，又因为王穉登题跋的“导引”，我们不由自主地按照他编的“故事”来认识和理解这件作品。但这一“个类”作品，偏离了文徵明书画的基本“个性”。据文氏次子文嘉所撰《先君行略》中记，其父“少拙于书，遂刻意临学”。传说他在郡学读书时，每晚坚持临写《千字文》为“日课”。这就是说，文徵明是一个以勤补拙的书画家，是一个以“功力”为基础的书画家。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指出：“衡山（文徵明）本利家，观其学赵集贤（孟頫）设色及李唐山水小幅皆臻妙，盖利而未尝不行者也。”是说他的绘画兼具文人画、画师画的不同特点。按照这样的认识，倘若他用游丝描法画仕女画，其游动的笔法，必应兼具“屈铁丝”的力度，不会是软弱无力的。同理，所用的淡设色，也应是淡而不浮，色泽沉稳的。
文徵明《惠山茶会图》，故宫博物院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文氏《惠山茶会图》（图7），图绘文氏与友人蔡羽等于无锡惠山茶会故事，时间是正德十三年戊寅（1518）二月，距《湘君图》的创作时间，仅晚年余，可视为同一时期的不同作品，尽管《惠山茶会图》没有仕女，但画有十八个人物，以及设色画山水、湖泊、树木，以淡绿色画湖泊，正所谓淡而不浮，淡而匀净，不难比鉴出与《湘君图》间的差异。《惠山茶会图》才能代表文氏那一时间的艺术水平与个性特征。《湘君图》不仅存在着上述文献记载、文字考据间的问题，就其画法水平而言，也应非文氏真迹。《大观录》《江村销夏录》两书所记《湘君图》，因无传世作品可鉴真伪，但可旁证此幅《湘君图》，只是这一题材的“旧仿本”。
本文选自肖燕翼《古书画名家名作辨伪三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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