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ale of Sanyu’s Quatre Nus at Sotheby’s salesroom in Hong Kong in July 2020.
Courtesy of Sotheby’s.
在2020年7月的香港苏富比晚间拍卖会上，已故华裔法国艺术家常玉（Sanyu）于20世纪50年代绘制的代表作《四裸女》（Quatre Nus）以2.583亿港元的价格成交，成为其在拍卖会上成交价最高的两件作品之一，仅次于去年在佳士得拍卖会上以3.039亿港元成交的另一幅画作《五裸女》（Cinq Nus，约1950-59）。上述傲人的拍卖成绩，成功让常玉成为拍卖会上家喻户晓的人物。
Sanyu, Quatre Nus, 1950s.
Courtesy of Sotheby's.
在10月早些时候的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常玉的两幅作品以4580万美元的高价成交，占到了拍卖总成交额的近一半。《青花盆与菊》（Fleurs Dans Un Pot Bleu Et Blanc, 1950）和《翘腿的裸女》（Nu, 约1950-1960）分别以1.87亿港元和1.686亿港元的价格售出，成为该艺术家成交价第五和第六高的拍品。此类优异的价格表现不仅表明了常玉在艺术市场上地位的不断提高，也意味着常玉的传世之作正不断走强，逐步拥有全球性的艺术视野。
Sanyu, Fleurs dans un pot bleu et blanc, 1950s.
Courtesy of Sotheby's.
1901年，常玉出生于中国四川的一个富商家庭。1918年移居日本后，常玉第一次接触到了现代绘画。此后不久，他决定因循当时艺术运动的轨迹，追溯现代艺术的源头。20世纪20年代初，他便与一些中国同窗来到巴黎寻找灵感。在那里，常玉逐渐形成了他的标志性风格，塑造出一种优雅、流畅的艺术形象，既结合了中国书法和静物的特点，也融汇了野兽派的调色和形制，被众人誉为 “中国的马蒂斯”。
常玉艺术生涯的跨文化特质是他最近成为“蓝筹画家”的重要推力。他将中国和欧洲的绘画风格巧妙融合，很早就引起了法国艺术商亨利-皮埃尔·罗谢（Henri-Pierre Roché）、荷兰作曲家约翰·佛朗哥（Johan Franco）和摄影师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等众多赞助人的兴趣。尽管如此，常玉生前并没有在商业上取得多大的成功。在1966年于巴黎去世之前的几年里，他或多或少地生活在贫苦之中，多年来一直拒绝别人购买他的画作，也将宣传自己作品的机会拒之门外。在此之后，他的艺术创作几乎销声匿迹。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常玉独特的风格又开始引起收藏家的共鸣，而日益壮大的亚洲收藏家队伍更是对之抱有浓厚的兴趣。
Sanyu, Nu, 1945.
Courtesy of Sotheby's.
“在亚洲，人们对艺术的理解和收藏在过去几十年里飞速发展，”台湾大未来林舍画廊（Lin & Lin Gallery）的负责人林岱蔚（David Lin）说道。作为大未来林舍画廊展览的一部分，林岱蔚自20世纪90年代初便开始展示常玉的作品。“作为最重要的中国现代艺术家之一，常玉无疑是关注的焦点。”
引起公众更广泛关注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988年在台北美术馆（Taipei Fine Arts Museum）举办的一场展览。该展览强调巴黎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并重点关注常玉的作品。在那次展览成功举办之后，台湾的艺术商和拍卖行便开始发掘这位艺术家日益增长的市场人气。在大未来林舍画廊的前身大未来画廊（Lin & Keng Gallery）开始展出常玉作品的同一时期，这些画作也首次出现在了二级市场上。香港苏富比以83.4万港元的价格售出了三幅常玉的作品，其中便包括《菊花》（Bouquet de marguerites, 1930）一作。即使在最早期的拍卖会上，常玉的作品也能拍出高价。
Sanyu. A Nude Lady lay on a chair.
Lin & Lin Gallery
1995年，苏富比将约翰·佛朗哥收藏的21幅常玉画作带到台湾拍卖，进一步扩大了这位画家本已不断上涨的艺术市场。所有的作品都超出了高估价，其中许多的成交价甚至是标价的两倍。苏富比香港现代及亚洲艺术销售主管郭东杰（Felix Kwok）指出，这场拍卖和1997年罗伯特·弗兰克的常玉藏品私人拍卖会一样，都是常玉作品市场的重要催化剂。
“这两组收藏至关重要，不仅出处无可挑剔，而且均受到了亚洲藏家的欢迎，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郭东杰说。他特别指出，常玉参与了20世纪上半叶风头正劲的巴黎艺术圈，这也是他身后大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因素。郭东杰解释说：“作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唯一参与巴黎画派（École de Paris）的中国现代派先锋，常玉的画作受到了重要藏家的追捧，成为亚洲现代艺术市场的增长引擎。”
Sanyu. Basket of Flowers, 1931.
Gagosian
对常玉艺术成就的跨文化交流一直延续到了千禧年之后。2004年，巴黎吉美博物馆（Guimet Museum）举办了名为“常玉：身体语言”（Sanyu: Language of the Body）的回顾展，提升了这位艺术家在欧洲的知名度。同时，他的画作也不断涌现于以香港为主的多场拍卖会上，成交价也越来越高。其中最抢眼的包括常玉晚期的代表作《侧卧裸女》（Reclining Nude, 约1950-60）——2004年，该画作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以730万港元的价格成交。
然而，这位艺术家的作品直到第二年才突破100万美元大关：《四裸女》（Quatre Nu， 约1950-59年）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以1630万港元售出。今年7月，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3330万美元成交的《四裸女》就是同一件作品——15年后，它的价值增长了近1500%。创下纪录的《五裸女》（Cinq nus）在二级市场上也有类似的发展轨迹。它曾在2011年由罗芙奥拍卖行（Ravenel）在香港举行的一次拍卖会上以1.283亿港币的价格售出。这在当时创下了常玉的拍卖纪录，也是其作品有史以来第五高的拍卖成绩。8年多后，当这件作品于去年11月的佳士得拍卖会上再次出现在众人眼前时，其价值已经翻了一倍有余。
Sanyu, Cinq nus, ca. 1955.
Courtesy of Christie’s Images Ltd.
这些画布上呈现的鲜明主题，道出了常玉可能最受欢迎的作品系列：裸体油画。郭东杰表示：“常玉笔下的女性群像裸体画在市场上很罕见，尤其是那些规模宏大的画作更是屈指可数。常玉早期的女性裸体画往往以单个人物为主题，而他后期创作的群像裸体画则标志着他在构图、风格和透视法运用上的重大突破。”常玉职业生涯后期的群像裸体画似乎特别受到藏家的珍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该艺术家许多高价成交的画作都是50年代及以后的作品。
然而，在常玉最贵的十大拍品中，只有一半是裸体作品。其余的画作则呈现了艺术家另一独特的主题：花卉静物。今年7月，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以1.916亿港元的高价售出了《青花盆中盛开的菊花》（Chrysanthèmes blanches dans un pot bleu et blanc, 1940-59年），以此为代表的系列作品展现了常玉对花卉优雅姿态的刻画以及野兽派风格的色彩选择。在该艺术家的顶级拍品中，有数件同类型的花卉静物画。
Sanyu. Chrysanthemums in a White Vase, 1930.
Asia University Museum of Modern Art
常玉最近一段时间火热的市场表现，也可以同样归因于以国际交流为基础的艺术机构展览。2014年，香港艺术馆（Hong Kong Museum of Art）与巴黎多家博物馆展开合作，举办了名为“巴黎·丹青：二十世纪中国画家展”（Paris · Chinese Painting: Legacy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Masters）的联展，展出了常玉以及徐悲鸿、林风眠等同时代艺术家的作品。2017年，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in Taipei）则成功举办了 “相思巴黎——馆藏常玉展”（Parisian Nostalgia —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s Sanyu Collection）。
在此后的几年里，常玉的市场表现又上了一个台阶，仅最近两年就创下了新的六大高价作品记录。Artsy 的数据也反映了这一趋势：从2018年开始，平台上对常玉作品的需求明显上升，其作品的咨询量较前一年增长了650%以上。据郭东杰介绍，除了中国大陆、法国和台湾等长期以来都一直走俏的市场大本营之外，常玉的吸引力也正在别处不断上升，这种风潮甚至进一步扩展到了欧洲和美洲。这种空前的受欢迎程度加上亚洲藏家日益增长的购买力，似乎注定会将常玉的作品推进到艺术市场的最高层。
Sanyu. White Roses, ca. 1930.
Gagosian
“面对常玉的走红，香港苏富比不得不在连续两季的拍卖会上先后修改拍卖基准，而这恰恰是衡量艺术家在藏家眼中名望的标准之一。” 郭东杰说，“随着人们对常玉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预计他的市场将在全球范围内继续蓬勃发展。”
与此同时，林岱蔚也特别希望常玉的艺术地位能在其故乡中国继续提升。他指出：“我们相信，常玉的作品市场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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