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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伯年作品赏析
任伯年(1840-1896),名颐,初名润,字伯年,一字次远,号小楼,浙江山阴人。清末“海上画派”的重要画家,题材广泛,人物、肖像、山水、花卉、禽鸟无不擅长。用笔用墨,丰富多变,构图新巧,主题突出,疏中有密,虚实相间,浓淡相生,富有诗情画意,清新流畅是他的独特风格。
画卷后半部为胡公寿所题“饭石”二字,书法用笔遒劲,相映生辉。款署:“饭石山农青(清)鉴。漱石厉齿,饭石充饥。洵乎君家白石(指姜夔)所云:七十二峰生肺肝矣。姜石农刺史家洞庭饭石峰之麓,自号饭石。公寿书此赠之。”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姜石农因为家住洞庭湖的饭石峰下,而自号饭石。曾经做过刺史一级的官。而任伯年、姜石农和胡公寿三人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
◆ 饭石小像考 ◆
任伯年的人物画取材丰富,具有很强的世俗性。此作属于传统的祝寿题材,创作于1874年34岁之时。任伯年从年近30岁才开始作画,此画体现了其早期的人物画风格。任伯年的人物画早年师法陈洪绶、费晓楼、任薰、任熊等人,其夸张奇伟的人物画法来自陈洪绶,装饰性强的街头描则学自任薰。此作写时,身处上海的任伯年已完全进入任薰所授笔意,深入老莲体。画中老者精神矍铄,开怀畅饮,憨态可掬,沉浸在寿辰的欢乐气氛中。五位老者形貌各异,瘦长脸型者,圆脸者,披布衣长袍者,披毛皮者,各人戴的头冠亦不同,颇有异域特征。每个人物均十分具有特色,且描绘精细,面部与手的勾线细简流畅,肌肉起伏都以明暗烘染,显示出画家高超的写实造型能力。人物衣纹则属于纯粹的钉头鼠尾描,长线行笔迅疾,盘曲回折,流畅有力,精气逼人。笔与笔的组合中造成了“浏漓顿挫”的韵律感,起迄回旋,千姿百态。任伯年巧妙融会中西画法,可以说达到了造型与笔墨的完美统一。
出身于民间艺术、成熟于传统艺术、精进于西洋艺术、擅名于商业社会的任伯年,不仅是中国近代绘画艺术开山第一人,是最早在中国传统绘画基础上吸收西式绘画速写、设色等技法并取得成功的艺术家,也是名副其实的海派鼻祖,是最早投身商业经济大潮并将其与艺术成功结合的典范,其影响至今不坠。以致徐悲鸿盛赞他是继仇英之后中国画家第一人,王雪涛则谓其用色造诣极高,尤其用粉,近百年来无比肩者。
任伯年的主要成就在其花鸟画,这也是花鸟画一直占有海派绘画主流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任氏花鸟富有巧趣,早年以工笔见长,纯以焦墨钩骨,赋色肥厚,后取南田没骨法、白阳青藤雪个的写意法,笔墨趋于简逸放纵,设色明净淡雅,形成兼工带写、明快温馨的格调,开辟了花鸟画的新天地。其人物画尤其肖像画也蔚为当时魁首,虽浅描淡染、笔墨无多而能极得神情、形肖骨立;山水画创作不多,上溯元明各家,以纵肆、劲真的笔法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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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佑申先生旧藏并题签。每轴附有“穆清貌斋藏”签条。穆清貌斋主人陆佑申(约1856-?),世居上海,与海上书画名人、鉴藏家交往甚密,对于海派作品之甄别,其所藏皆晚清至民初海上名家,且均为精彩罕见之品。
清德宗八年壬午,上海社会整体“洋化”,任伯年将眼光通向所有可能,构建了虚实相生的小写意花鸟空间。与任伯年同时期的穆清貌斋主人——陆佑申(1856—?),慧眼独揽此四屏大作,称雄任伯年花鸟图绘收藏。
四屏花鸟相合,点创出季节性的四时景象,季春紫藤,倦懒稚雀凑栖枝头,紫藤树以花青泛紫,浓淡不壹的透明渲染,凸显紫藤繁密的丰茂体积感。早夏枇杷,撞粉赋写橙绿渐变、生熟窜簇的明丽球状果实,壹白羽体丰禽鸡晓藏树后,眼神机警,紧盯观者。秋日劲竹燕轻斜,竹与燕阵依两个曲度相近的弧形结构布局,燕身壹抹橙红与竹兰草色形成对比,以竹枝、燕背的墨色中和。仲冬鹌鹑戏水仙,石面略倾,六只羽翼丰满的鹌鹑分处岩崖,有随时滑落的危险,依靠最左侧鹌鹑伸颈观水仙的动作,得以平衡画面,竹叶竹枝、水仙以双钩填彩绘制。
任伯年采用局部事物写实的造型与整体散点透视。四屏皆取“之”字分割,对角留白,主从、疏密、虚实的布局形成视觉秩序引导,画面空灵明快,动静有别,藏露得宜。造型恰当写实,摆脱文人大写意概念化和象征性的表现,独创全新的花鸟绘画语言元素——没骨点去与写意勾勒结合的小写意花鸟世界。
上海社会风行崇洋审美,并没有彻底抛却对中国传统笔墨依恋的大方向,任伯年在两者间探索,走着壹条与传统法则贴近,又重西法与自我独建的道路。此四屏花鸟,对自然的再现过程中,将表现对象瞬间动作的活感,及试图体现花鸟自身心理活动和生理感应置于首位。自然生命的意态表绘,是此时画艺名躁东南的任伯年对自然与绘画领悟开化的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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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屏花鸟画作于1883年。19世纪80年代是任伯年艺术的鼎盛时期,其花鸟画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格局,题材亦扩大了,艺术手法更加纯熟、大胆、概括,已至炉火纯青之境,从这四屏花鸟中颇可见之。任伯年的花鸟画早年以工笔见长,“仿北宋人法,纯以焦墨钩骨,赋色肥厚,近老莲派”,后吸取恽寿平的没骨法,陈淳、徐渭、朱耷的写意法,笔墨趋于简逸放纵,设色明净淡雅,形成兼工带写,明快温馨的格调。而且他善于将民间艺术中的元素融入文人画中,使古雅的文人画出现一些装饰意趣,开拓了艺术表现空间。他的画法既具继承性,又具开创性,在中国近现代花鸟画史上是承前启后的。
此四屏均以禽鸟为主,内容各不相同,又有内在的关联性。构图均颇富巧思,造型亦各具趣味。其中一帧取树木、柿子、芭蕉叶、一对鸟儿的组合。柿子树的树干向上倾斜,构成对角线状,枝条上,墨叶下,掩映着数个成熟的柿子,一对鸟儿栖息枝头,相互对语,状极亲昵;下方几片芭蕉叶铺展开。画中物象极其简单,但布局疏密得宜,色彩搭配巧妙,芭蕉叶和柿子均以鲜艳的色彩画出,构成一种明艳灿烂的氛围,而鸟儿又以水墨写出,以明亮色调衬托出其安静沉稳之态。另一帧中,整体为冷色调,岩石、树枝皆以水墨而出,树叶以水墨融合石青、石绿画出,层层叠叠,显出厚重之感,数只鸟儿穿插枝叶间,不易察觉,已与自然融为一体。其余两帧,亦为一冷一暖的搭配。一帧为一棵树与一只鸡的组合,树木造型奇特,在画面中弯折成三角形状,下端的枝条上挂着数个荔枝,树下的一只母鸡体躯浑圆,以几笔淡墨绘出羽毛的质感,红色的鸡冠与荔枝相呼应。另一帧中,一只鸟儿停在果树枝头,鸟儿的羽毛略施暖色,其余的枝叶、果实、山石均施冷色。整体而言,此四屏花鸟画通过题材、造型、色彩的相似、相异、对比来构成了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画风简约自然,笔墨简率纵逸,既有源于民间绘画的装饰性色彩,又表现出了真实生活中的情趣,是为任伯年花鸟画盛年佳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