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空前繁盛时期，在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思想、科技等领域趋于高峰。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一、宋韵美学的文化内涵
宋代涌现了数量远过前代的文化大家与名家，他们犹如群星璀璨，将宋代文化的星空装点得分外绚丽：后人推崇的唐宋散文“八大家”，宋代占六家；宋画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不二高峰，它以高超的技巧和独具一格的审美眼光，实现了自然与艺术的完美平衡。文学、音乐、书法、绘画、戏剧、陶瓷工艺等艺术门类相互启发、促进、融通，共同构成宋韵的丰富内涵。
“韵”的本义为和谐悦耳之声，从声乐、韵律到诗画各个领域，从周朝《诗经》句句用韵，到现在新旧诗韵并存、共用。“韵”是艺术领域最高的评价尺度。宋韵美学，是通过艺术的审美语言和方法，构建的一种对美的意识与认知的思想体系；是两宋文化中优秀的文明元素、内在精神，以及传延至今的人文价值。
从汉唐立马横刀式的向外开拓，到宋朝庭院踱步式的内敛沉思，中华文化发生了重要变化。如果说唐型美学的核心范畴与审美精神是“境”、是“神”，那么宋型美学的核心范畴与审美精神，则是“意”，是“韵”。在艺术和生活美学层面，宋代凸显了“悟”(“妙悟”、“透彻之悟”)、“趣”(“兴趣”、“理趣”、“别材别趣”)、“韵”(出入之间、有无之间、远近之间)、“味”(平淡、天然、自然)、“逸”(出尘、逍遥)、“闲”(心闲、身闲、物闲)、“适”(适意、心适物闲)等范畴。宋韵美学反映的，正是两宋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高度辉煌的状态。
二、宋韵美学的六重特征
宋韵文化深植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展现出独特的精神内涵和美学特质。宋代美学强调生活化与艺术化，追求生活情趣与艺术境界。无论是情感的抒情写意、艺术的细腻精致，还是思想的哲学思辨、生活的雅俗共赏，皆反映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
1.理性思辨之美
宋代理学高度发达，深于思辨。理学通过对佛、道辩证的扬弃与融合，使自身发展成为细密严谨的思辨理论体系，深刻影响着包括美学在内的各个领域。宋代理学使文人士大夫自觉地对理性的、形而上的世界进行追索；语录体诗话、文论、画论的勃兴，促进了宋代美学理性精神的空前高涨。在审美哲学层面，形成了“理－气－象”的本体论结构，“理”(含“心”、“性”等)为本体，“气”为实性，“象”为显现。
宋代美学普遍追求“理趣”，诗画书法皆然。在艺术表现中，宋诗尤以“理趣”见长，如钱钟书所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代文人对“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理解比前人更为深刻，践行也更为切实，他们善于观察、思考，往往能透过生活表象洞见事物本质，并从中提炼出充满哲学意味的感悟，形诸笔墨。宋代文坛的知名作家，几乎都习于用诗的形式，表达自己从生活现象中抽绎出的哲学思考。如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朱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程颢“万物静观皆自得”，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处”，陆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名句，均表现了融审美本体情感与宇宙人生哲理为一体的一种透悟性意会理趣，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
2.心境理趣之美
宋代理学家注重内在修持和自我参悟；与此相应，宋代美学不再以摹拟客观审美对象、再现现实为第一要务，而是重体认了悟，把外界事物看作是自己主观心境的传达形式，看作是表达内心情感，抒发胸中意气、张扬个性品质的中介。在艺术表现上，宋代艺术不再有磅礴的气势和炽热的激情，也不再有肥满的造型和绚丽的色彩，而是转向心境意趣的精灵透彻。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述：经由庄、禅哲学与理学的过滤与沉淀，宋人的审美情感已经提炼到极为纯净的程度，它所追求的是对某种心灵情境精深透妙的观照，对某种情感意绪体贴入微的辨察，对某种人生况味谨慎细腻的品味。
宋代士人，包括欧阳修、苏轼在内，一生仕途跌宕起伏，鲜有不经历过贬谪生涯的。但他们大多能在日常的生活中表现出一种闲暇自若、无往不乐的姿态，也正是由于他们懂得“达于进退穷通之理”，正所谓“县有江山之胜，虽在天涯，聊可自乐”。入则为仕,出则同尘,或者无可无不可。宋代士人园林，以其简远、疏朗、雅致、天然的风格和意趣，“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营造出借“壶中天地”贯通天人、穿透形上形下、融合宇宙人生的休闲意境，成为满足宋代士大夫在出入之间、仕隐之际独特精神追求的诗意栖居地。
3.深沉平淡之美
宋代在崇文抑武国策、南方文化中心崛起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使得“宋韵”美学追求素淡清雅，守拙简约、含蓄悠长。在美学境界上，由兴象、意境的追求转向逸品、韵味的崇尚，“境生于象”的探讨逐渐转向“味归于淡”的品析；然而这种平淡不是贫乏枯淡，而是绚烂归之于平淡，是平静而隽永、淡泊而悠远。这种美学观念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文化内涵和品位高雅的追求，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含蓄蕴藉之美推向巅峰。
宋代士人的个性不再像唐人那样张扬、狂放，他们的处世态度倾向于内敛、深沉，睿智、平和、稳健和淡泊。宋代诗文的审美追求从推崇李、杜转向崇尚陶渊明,李、杜是入世的,而陶渊明则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很平淡,它成了宋代文人审美的理想风范。宋人在人生得意时，并不如李白般大呼“天生我材必有用”“人生得意须尽欢”；反之，命运坎坷时也很少像孟郊般悲叹“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宋人虽少了汉唐少年般的野性和青壮年的豪迈，却有着中年人“四十不惑”的睿智、冷静和洞彻。与唐人相比，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
在绘画领域，唐代传达的是热烈奔放的气质，宋代传达的则是淡远幽深的精神，其美学风格进一步由纤秾转向平淡，笔法平远、以淡为尚是其主要特征。如文同《墨竹图轴》，以水墨之浓淡干枯表现竹之神态；苏轼《枯木怪石图卷》，以一石、一株、数叶、数茎勾寥落之状。宋代山水画逐渐呈现由重着色转向重水墨淡彩的风格，在简古、平淡的形式外表中，蕴含着超逸、隽永的深意。山水画论则重视平远、自然、气韵、逸格，追求天真平淡，主张表现无穷深意。宋人书法尚意，强调书法的情趣和神韵，字体更是丰富多彩，给人不同的审美感受，如宋徽宗的瘦金体，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名家的字体。瓷艺既体现儒家崇尚的沉静典雅、简洁素淡之美，又表现道家追求的心与物化之趣，还有禅家倾心的玲珑透彻之境，成熟圆融，绝世绝伦。
4.诗情画意之美
宋代美学不再注重形似，而主“韵”、尚“意”、重“气象”，追求以神造形、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宋韵”文化更重视作品的寓意和意境表达。在审美创造的视角上，由更多地关注和表现情景交融的山水境界，转向更多地关注和抒写性情寄托的人生气象。在审美品位的崇尚上，唐代朱景玄提出神、妙、能、逸四画品，逸品居后;但到宋代，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里则把逸品置于首位。所谓“逸”，就是超越、超逸，超越有形、有限而达于无形、无限，平淡天然中从容于法。在表达对象和审美创造关注点上，宋人固然也描山写水，但关注的重点更多地转向人生世界，表达人生境界。
诗中之画，是诗中含有画所具有的意境、体现绘画的意趣。在描绘中，画家将自己的主观精神和情感完全融于自然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之中，融于山山水水之中，寄情于景，化景物为情思，使作品形神兼备、情景交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好的诗，意在言外；好的画，意在画外，画尽意在。“画乃心印”，他们所要表现的不仅仅是一花草、一禽鸟、一山水，他们是以生活中的对象为依托，运用丰富的想像力创造出可视可感的艺术形象，在形象中真正倾注了自己独特的心理感受，他们是在“写意”、“写心”、“写情”。
在书法领域，“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宋人突破唐人重法的束缚，而以意代法，努力追求表现自我的意志情趣，形成“尚意”书风。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庭坚的“书画当观韵”，强调“韵胜”，皆是此意。宋代“尚意”，书法除了具有“天然”“工夫”外，还需具有“学识”即“书卷气”，同时有意将书法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结合起来，主张“书画同源”，“书中有画、画中有书”。
5.兼容并包之美
在“两宋”时期，所谓“美”不仅体现为艺术审美，也有生活审美。中华民族对日常生活审美的建构和提高，也在两宋达到高峰并形成一种新的雅俗共赏的生活方式。美的“生活”不仅在“别处”，不仅在艺术之中，而且就在此处，就在当下，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宋韵”所概括的审美风格和情趣，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是艺术和生活的统一，也是“雅”和“俗”的统一。在宋人的艺术表现领域，日常生活的题材以及对个体生命的意趣非常明显，艺术借助闲情进入生活，人生通过艺术而雅致化，表现了在平凡生活中的理趣与闲情。
宋代是一个追求生活品质，且生活品质极高的朝代。两宋的崇文国策和科举制度的完善，导致士大夫文人成为时代的精神领袖和文化风尚的领路人;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催生了多彩的市井文化，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市井小民，大抵讲究生活质量，懂生活，会休闲。使得“宋韵”美学在整体上，呈现出生活化与精致化并存的雅俗共赏的风貌特征。与前辈士人完全超脱现实社会、追求高蹈绝尘的心境不同，宋代士大夫强调在保持精神上的崇高和内心世界探索的同时，也进入世俗生活的体验和官能感受的追求。市民文化中追求享受和及时行乐的思想，对士人阶层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反过来，上层社会的高雅品位也对宋代的世俗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无论是士大夫阶层还是普通百姓，都有自己的文化兴趣和消遣方式，同时也包容和接纳其他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表达。比如茶道文化，它不仅是士大夫阶层的消遣和修身方式，也是民间广泛传播的生活方式。士大夫阶层在品茶时注重清雅淡泊，讲究茶器的制作工艺和精致感，而在民间，人们喝茶则更多地追求口感和多样化的调味。又比如体育娱乐，如斗鸡、蹴鞠、打马球等，在士大夫阶层和普通百姓中都非常流行。这种文化包容和共享，使得宋代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并形成了多彩多样的文化景象。
6.厚植于心的家国之美
宋韵这个概念的历史价值不只是艺术审美和评鉴，更是历史品格。家国情怀是历代华夏儿女递相传承的生命基因，宋代的民族危机、社会巨变，促使宋人的家国情怀更为深挚与浓烈。范仲淹“先忧后乐”不只是范仲淹的自我写照，更是宋代以国事为重的文人士大夫共有的忧国忧民精神风貌的高度概括。
“致用”或“事功”是宋代有代表性的美学观，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家身上。在北宋有范仲淹、司马光，尤其是王安石的“致用”美学观，南宋则有叶适、陈亮的“事功”美学观。受此影响，政治情结、爱国情怀、民生关切、道德境界、人生意趣成为宋代文学突出的主题，忧患意识、悲凉情绪成为宋代文学抹之不去的基调。时政之论，忧世之作，构成宋代美学领域释放史学精神和情怀的激越交响。许多不甘沉沦、志在振兴的作家感愤于文恬武嬉的现实，旗帜鲜明地指斥“逸乐”而倡言“忧劳”，试图把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传导至读者的血脉中。欧阳修、王安石、陆游、辛弃疾等作品中家国情怀已厚植于心田，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心忧社稷、情系家国，将个人安危荣辱置之度外。这是宋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生态的产物，也是宋韵文化弥足珍贵的元素。宋韵美学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在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还成为《万壑松风图》《晋文公复国图》等绘画的主题。
三、宋韵美学的时代价值
所谓“宋韵”，从中国文化发展史角度看，就是一种富有特色的文化，是继唐代之后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从中华民族审美理念发展视角看，“宋韵”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念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是一个民族在审美上走向成熟的标志。“宋韵”一词已经从一个形象概括用语，转化为文艺术语并进而扩展到政治、文化领域，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多样指向性的文化符号或更有象征意味的文化标识，业已承担起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
1.弘扬爱国主义，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
宋代的文学作品，如诗词、散文等，大量涌现出表达爱国情感的佳作。这些作品不仅抒发了作者对国家的热爱和忧虑，更激励了无数后人为国家、为民族而奋斗。深入考察并揭示宋韵美学的精神特质及生成原因，自可裨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我们理当将宋人厚植于心田的家国情怀和民本观念，熔铸到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理念中，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宋人浸润到骨髓中的忧患意识，对当代文化建设也深具启迪与借鉴意义。我们需把“居安思危”“忧劳兴国”理念，通过文学作品及文化产品传导给民众，而不能沾沾自喜于已有成就，小富即安。充盈于宋韵文化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感，应当为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所秉承。我们不仅应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开创文化事业的新局面，攀登文化建设的新高峰，而且应本着“经世致用”的原则，促致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互动共荣。
2.延续宋韵美学，树立文化自信
由外放阳刚转为柔弱内潜，是宋代社会中一种明显的审美趣尚和文化趋势。这既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对于精神追求、内在修养和情感体验的重视，也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和变革。虽然历时数千年，但以“宋韵”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其灵魂和身影仍时时出现在当代人的心中及文化生活中，成为今人梦萦魂牵、血脉偾张的骄傲与荣光。观照“宋韵”文化的目的，在于以更高远的历史视角、更宏阔的气度格局、更包容的文化气度、更深刻的哲理反思，理性认识和准确把握“宋韵”文化的内在特质，准确提炼其中的优秀元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来自历史的视角和启迪。
3.传播兼容并包，提高审美趣味
宋韵文化中蕴含的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也应为当代文化工作者所承袭，并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我们依然要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文学创作和文化生产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激励文学艺术工作者求同存异、彼此包容、相互促进，携手推动文化事业走向繁荣。宋人相对丰厚的文化底蕴及艺术上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风范，感召并驱使我们反省自身文化修养及学术功力之不足，在砥砺前行中不断充实与完善自己。对照宋人对雅文化的推崇，我们则应抵制现实文化生活中的“粗俗”“低俗”“媚俗”“恶俗”的不良倾向，一方面追求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另一方面以提高大众审美趣味为己任，达成生活品质和生活趣尚的同步跃升。
4.传承审美品格，讲好中国故事
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艺术表现方式，深刻地参与到当代审美创造中。虽然ChatGPT等新技术的横空出世给艺术创造带来了巨大冲击，但毋庸置疑，绘画、书法等笔墨艺术在当代及未来依然葆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传承这条艺术基因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回应伟大的传统，更须开辟一方新天地。文化工作者需要通过观照真实山水体现心境，把心绪、情感、修养与追求都付诸笔端，寄托主体性情。艺术家笔下不仅有时代之景，还有生命价值和深层次的文化建构，有中华民族的审美品格和价值坚守。
文化传承是中国文化得以源远流长的根本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守好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自古以来的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另一方面，更要对世界优秀文化和时代先进文化进行吸收和创造性转化，不断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生活场景里生发。我们应当回溯历史，立足当代，与古为新，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展现中国文化和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以艺术的语言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宋韵”之所以产生于宋代而非其他朝代，既有历史的偶然，更有必然。在今天，我们弘扬“宋韵”文化，当然不能仅仅缅怀那一个逝去的时代及其美丽却哀婉的社会风貌，不能只是限于对“宋韵”的精致高雅给予赞美，而是必须从中寻找“宋韵”之所以为“有宋”之“韵”的根本所在，并且把其中那些过于阴柔、消极的成分剔除，吸收那些健康仍有生命力的成分并发扬光大——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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