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妮 王沛轩｜十六七世纪关公形象在西方的跨文化传播
日期：2025-02-18 09:49:06 来源：美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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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妮 王沛轩｜十六七世纪关公形象在西方的跨文化传播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张妮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王沛轩
摘 要：关公是中国民间广泛奉祀的神祇之一，西方对关公的了解肇始于大航海时代。16世纪西班牙《谟区查抄本》中的关羽图由福建画师绘制，呈现出东方持刀关公形象；此后荷兰作家达波利用访华使的记录，创作了充满东方想象的关公夜读图，流传至今。此外，西方行纪等文献中的关羽形象融合了黄帝、秦始皇等人物，成为迥异于东方认知，在政治、军事、技术等方面“全知全能”的神灵。十六七世纪西方对关公形象的构建，有助于消弭中西文化隔阂，为管窥早期东西文化交流提供视角。
关键词：关羽；形象塑造；图像传播；文化交流
明清时期关公崇拜达到高潮，关帝庙中的造像、壁画及书籍绘画中的关羽形象十分丰富。此时在全球大航海时代背景下，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商人不断推进与东方的贸易往来，大量传教士力图将天主教推行至东亚，中西文明交流不断深入。为了更好地传教，传教士们对东方信仰有着极高的关注。在东亚地区崇拜盛行、奉祀广泛的关公，成为他们考察的重要对象之一。这些访华使者以西方视角书写关羽形象，这些记录也成为十六七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关公是东亚各地共同信奉的重要神灵之一。目前域外关羽形象的研究不断丰富。学者广泛利用地方塑像、绘画、外文文献等资料，对韩国、日本、越南、马来西亚等地的关公形象进行了研究。值得关注的是，除了东南亚，关公早在大航海时代便受到西方来华使者的瞩目。而从历史上西方对关羽形象的解读与认识出发，能够呈现出不同于东方认知的历史人物展演。作为传教士们观察与认识东方宗教信仰的重要对象，十六七世纪关公在西方文献中频繁出现。从西方历史记载中的关公图像与文本出发，不仅为认识传统时代的关羽形象提供新的视角，更能管窥西方人如何利用自己的文化体系对东方文化进行再创造。本文主要利用十六七世纪西方历史文本与图像史料，如西班牙《谟区查抄本》《出使福建记》《记大明的中国事情》《大中华帝国史》，荷兰《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第二及第三次出访（大清）中国记闻》，法国《世界人民的服饰与习俗》等，并结合中国传统史料中的相关记载，梳理并阐释大航海时代中西交流中关公形象之构建。《谟区查抄本》（The Boxer Codex，以下简称《抄本》）是西班牙语插画手稿，约成书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马尼拉（今菲律宾），后被带回西班牙装订成册。该抄本的作者身份不详，以发现此抄本的英国历史学家谟区查（Charles Ralph Boxer）命名。书中文字部分为西班牙手写体，并配以插画，记载了东南亚地区的人物、地理、历史等风土人情，是了解十六七世纪东南亚地区社会情况的重要资料。其中涉及大量中国明代的人物、信仰等内容，关羽便是其中之一。《抄本》中的关羽插画页面编码为“260”（图1），标题“Quamya”位于画框内左上角。“Quamya”或为由厦门方言音译的西班牙文，即“关羽”。边框绘以中西结合风格的花鸟画。此幅关公独立成像，线条流畅，设色古朴。关羽身姿挺拔，一手持青龙偃月刀，一手捋长髯；其面相圆润呈赤色，彰显“赤心如赤面”的忠义色彩；面部绘以丹凤眼、卧蚕眉，下巴、两腮各一绺、口周两绺，共五绺须髯，充分刻画出关羽“美须髯”的形象特点。再看关公的衣着，其头戴蓝色软巾幞头，身着义兄刘备所赠绿袍，衣服上绘有黄色的花纹，蓝色腰带亦缀以黄色装饰。但由于绘画并不精细，难以辨别具体纹样。整体造型衣袂飘飘，似卷云围绕，使人物形象气韵生动。传统东方持刀将军武关公的形象跃然纸上。
《抄本》创作的时代为中国明朝，彼时中国社会对关公崇拜炙热。另根据谟区查等学者考证，该插画由当时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督雇用中国福建画师所作。而福建地区关公崇拜尤为兴盛，明清时期“各县俱有”关帝庙。此时关公形象已基本确立，民间有统一的人物“粉本”可供参考绘制。总体来看，上图中国画师绘制的关公插图仍属于传统东方程式化的关公形象，丹凤眼、卧蚕眉、赤面美髯、身材魁梧等人物特点均有所描绘，以便于西方读者尽可能准确地理解与认识关羽这一东方传奇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关羽是儒、释、道共同推崇的神灵，其形象十分丰富。常见的关公形象有“武圣”“儒将”“财神”“关圣帝君”以及“戏曲关羽”等。那么，《抄本》中的关公属于哪种类型呢？谟区查在文章中认为，该插画可能源自《三国演义》。实际上，《三国演义》是塑造关羽形象的重要文本之一。在正史《三国志》中，关羽的相貌没有详细描写，仅提及“羽美须髯”。小说《三国演义》中对关羽相貌的描写则十分详细，关羽“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由此，关羽基本形象得以定型。然而，三国小说插画中的关羽形象往往由多个人物构成一幅故事图，并非《抄本》中关羽的单人成像。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商喜所绘《关羽擒将图》，即展现了关羽同关平、周仓，审问被俘敌将庞德的故事情节（图2）。再如元刊本《全相平话三国志》中的关羽图像，皆是以关羽为主，多个人物共同构成一幅故事画（图3）。其中关羽或策马扬鞭，或端坐高堂，十分生动。反观《抄本》中的关公插画单人独立成像，其粉本应源自水陆画。这类宗教画的特点是人物以四分之三侧面进行展示，以便塑造并强化人物的高大肃穆，如首都博物馆藏明代《关公像》（图4）。在关公水陆画中，“持刀关公”这一形象在民间十分常见，多用作门神画。因此，《抄本》的关羽插图或为福建民间画师临摹“持刀关公”水陆画而作。
此外，《抄本》以西班牙文对东方的关公信仰进行了阐释。其称：关羽也是一位伟大的战士。他在中国人之中就像是使徒圣詹姆斯（Santiago）在我们之中一样受到尊重。因为据说在与鞑靼人的战争中，中国人看到他在空中多次帮助他们战斗，并且对鞑靼人造成伤害。关羽杀死了很多敌人，这是他们（明朝）能取得巨大胜利的原因。《抄本》将东方关羽与西方使徒“Santiago”类比介绍。此处使徒“Santiago”，应为西班牙神话人物圣詹姆斯。在16世纪，他被称作“西班牙守护圣人”。据传，他是耶稣十二使徒之一长雅各伯（Jacob）（又作James，中译为詹姆斯）之子。长雅各伯负责向西欧地区，尤其是伊比利亚半岛传教，死后遗体被运回伊比利亚安葬于圣地亚哥（Santiago）。在公元844年克拉维霍战争中，圣詹姆斯身骑白马，并带着一面白旗，帮助基督徒击败摩尔人（穆斯林），发动收复失地的光复运动。与圣詹姆斯显灵助战的事迹类似，《抄本》介绍了关羽曾在对战鞑靼人的战争中显灵，帮助军队取得胜利。据此处叙事的语境，可知此处乃站在中国明朝的立场上，向西班牙人介绍关羽在元明鼎革战争中显灵的故事。由上可见，《抄本》所展示的关羽形象基本上符合传统东方绘画中的面貌。而为了进一步帮助大洋彼岸的读者了解东方关公战神信仰的情况，熟谙东西方历史的编纂者还配以十分恰当的阐释文本。可惜的是，该《抄本》在17世纪初献给西班牙王室后没有得到广泛流传，西方世界并未自此认识到东方武圣人关公。《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第二及第三次出访（大清）中国记闻》（Het gezantschap Der Neêrlandt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an den Grooten Tartaarschen Cham, Den tegenwoordigen Keizer van China，以下简称《记闻》）是一本描述17世纪荷兰使节团第二次（1662）、第三次（1664）出使中国情况的书籍，1670年于阿姆斯特丹出版。作者是荷兰作家、医生欧弗特·达波（Olfert Dapper）。但他生平并未离开过荷兰，其资料蒐集自当时耶稣会教士与探险家的记闻、书信、报道。《记闻》中收入众多与中国相关的铜版画，丰富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关公图便是其中最著名的插图之一（图5），时至今日仍在众多西方收藏馆内以单幅形式展出。无独有偶，1671年苏格兰著名地图学家、翻译家约翰·奥格尔比（John Ogilby）出版了《中国地图集》（Atlas Chinensis）献给查理二世，其中所绘关公图与《记闻》中并无二致。实际上，奥格尔比书中的信息亦源自东印度公司。因此，下文以出版较早的《记闻》中的关公图为主展开分析。
图5 达波《关帝公》（Quantekong）
铜版画 1670年 中国台湾历史博物馆
《记闻》中的关公插图主题为“关公夜读”，具有明显的中西结合特点。先看关公面部，他隆准凤眼，髯须随风而起，飘逸灵动，似把握了关公美髯的特征。但其高鼻梁、眼神深邃、脸部轮廓突出，具有明显的西方人脸部特征。关公身侧乃其侍从名将周仓，他虎目虬髯、形容伟岸，面部同样具有西方人的特点。可以看出，此时画家似乎并没有尝试研究，或者并不了解中国人的面部特征。再看人物姿态，关公侧身伏案阅读《春秋》，一手捋长髯，似读得津津有味，凸显出文质彬彬的气质。周仓身披铠甲，一手持长柄青龙偃月刀，一手持剑，头戴圆形武将头盔，盔顶还有一处红缨，整体造型威猛慑人。人物身后墙上挂有一幅云龙图，其上铭刻荷兰文“Quantekong”，即“关帝公”。作者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所绘“中国龙”为蛇头，面目狰狞，口喷毒气，俨然与中国传统龙的形象和内涵大相径庭。再从画面中的人物布局角度看，关公在前，周仓半身掩于关公身后。但两人的身材比例并无明显的大小区别，人物形象主次不分明。在东方传统的关羽、周仓组合图中，为了突出主尊人物关羽，一般会将侍从周仓的身材缩小。实际上，达波此幅关公图应有相应的模本可供参考。而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达波并未意识到同一幅画作之中主次人物形象大小所带来的尊卑隐喻，故而在一幅图中呈现出关公、周仓二人身型相近的视觉形象。此外，此幅关公铜版画还有众多西方元素。比如桌子左边摆放有钢笔，桌上的书籍是横排，而非中国古代书籍的竖排。书桌、烛台都带有华丽优雅的洛可可风格。书籍、墙上悬挂的书法作品上面的文字看似中文，却又无法释读。有趣的是，在关公衣袍的左下角，其纹饰似为荷兰皇家徽章中的狮子。总之，《记闻》中的关公夜读是中国古代关公画中十分常见的主题之一。然而作者并不了解中国文化，其对关公形象的塑造掺杂了大量的东方想象。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见关公画像中，以关羽、周仓二人出现的题材主要是《中路收仓》（图6），偶有出现于关公水陆画，如宋代《关圣像》（图7）。中国传统的《关公夜读》图多为关羽、关平与周仓三人版本。而达波此图仅为关羽和周仓二人。从中国传统史籍出发，《三国志》中没有关羽读书的记载。溯其源流，关羽好读《左氏春秋》出自裴松之注引《江表传》称：“羽好左氏传，讽诵皆上口。”经过元代俗文学的演绎，民众逐渐塑造起关羽“儒将夫子”这一儒家理想人格。此类型的关公图也有相对固定的形象，即关羽头扎软巾，身着团花绣袍，侧坐于桌前，目光深邃，秉烛夜读，阅读书籍多为《春秋》。若有随侍，一般是分别为手持大刀的周仓、手捧将印的关平二人，此为常见的程式化图式。如明代木板年画《关公夜读春秋》（图8），呈现出关羽兼具威武战神与文雅儒将的风范。而《记闻》中关羽插图的随侍仅周仓一人，囿于史料不足，尚不知是达波所据的粉本仅为关羽、周仓二人，或是达波自行选择了仅绘制二人。
《记闻》中的关公插画出现在介绍中国七十二个神明的章节中。至于关帝公，作者介绍道：第五十四个，关帝公（Quantecong），中国对其崇奉程度比任何一位神明都要高。门多萨（Johannes Gonsales）和其他人称他为玉帝（Vitie），他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皇帝。他的英勇、机智与博学无人能比，因而被塑造成高大的形象。在人们的故事中，他身高十尺（Sinese maten），每尺十四指，即十二尺又八指长；双肩展开六尺长，但门多萨说其高有九尺，双肩展开七尺长。他的刀重九十二磅，并且他可以单手运用此刀。关帝公一开始即位的时候，只拥有一个省份，经过一番争战与努力，他成为十五个省份的主人而称帝。他创立了许多法规和条例，有一条特别是针对懒散安逸的。他发明了衣服和染色技术，沿用直到今日，在此之前，他们像印第安人一样裸体。他也发明了船只，制造锯木厂、火药、枪，而且改善建筑结构，有些建筑和大厦还可以被看到。关于这个，就如他们所说，他是一个发明者。他创造了一条法律，规定技工必须延续父祖的买卖，一代接着一代。他建造了城市、乡镇、村庄，命令人们居住。根据史书上记载，关帝公曾赤手空拳冲入一场三千多人的战役之中，也有人说是四千。关帝公有一个黑人（Negro）随从或侍卫，名叫周仓（Tzicutzong）。这位黑人的英勇不下于他，陪伴他出入各种险境；周仓跟随主人经历了许多事迹，如征服其他国家、人民。除了周仓之外，关帝公还有一个白人随从，名叫关平（Quanpiong），但他不是武人。《记闻》对关羽、周仓与关平的阐释颇为荒谬。先看第一段达波对关羽的描述：此处提及了“Johannes Gonsales”，即西班牙人“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中文译名“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是《中华大帝国史》的作者。达波在介绍中国信仰的时候，多参考了门多萨的观点。此处达波称门多萨将关羽译为“Vitie”，是中国第一个皇帝。实际上，“Vitie”中译应为“玉帝”。而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中称，中国“第一位国王叫做黄帝（Vitey）”。达波误将关羽解读成中国第一位皇帝。而其绘制的关羽插图中有云龙图，西方人一般认为“龙”是“中国皇帝的纹章”，进一步印证了具有龙图为配景的关羽是中国皇帝。至于关羽身高等数据，荷兰尺寸单位为“指”，一指大概相当于现代1.5厘米，荷兰每尺是14指，即21厘米左右，关羽身高荷兰十尺（Sinese maten），即210厘米。《三国演义》称其“身长九尺，髯长二尺”，关羽身高的记载基本上是准确的。但关羽臂展长度的记载不知其以何凭据。至于青龙偃月刀，《三国演义》称“云长造青龙偃月刀，又名冷艳锯，重八十二斤” 。达波记载为92磅，重量也基本准确。此外，达波还对此前门多萨记载中的数据提出质疑，可见在编纂《记闻》之时，达波拥有更多的关公资料可供参考。第二段对关羽生平的描写亦十分荒诞。结合前文，作者认为关羽是中国的第一位皇帝，此处嫁接的历史事迹为秦始皇一统天下。其中提到关羽又发明了衣物织染、造船、火药、建筑工艺等。尽管这些技术的发明与关羽没有任何关系，但从中可见当时西方人对航海技术、手工生产等贸易相关内容有着极大的兴趣与关注。最后一句话描述关羽作为名将以一敌千，其“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符合关羽作为武将的基本形象。接下来是针对关羽侍从周仓与关平的简短介绍。达波对周仓与关羽之间的关系描述基本延续了《三国演义》中的叙述。周仓作为关羽的贴身侍从，随之征战四方。但由于对东方文化不了解，达波根据肤色颜色，误认为周仓是黑人。尽管关帝庙、《三国演义》小说中的周仓多以黑脸虬髯形象出现，但在中国传统审美之中，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寓意。周仓黑脸寓意其正直刚毅、粗鲁豪放的性格。而达波对关羽另一位侍从“关平”更不了解，不仅没有在关羽插画中将其绘出，还根据其白面特征而猜测其不是武人。实际上，关平虽以白面捧印将军的形象出现，但其乃关羽之子，文武双全。综上，《记闻》《中国地图集》出版于17世纪，正值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营东亚贸易的黄金时期。荷兰使节们在中国金门、厦门与台湾间各城镇间往返游历，当地被广泛奉祀与崇敬的关帝君自然受到荷兰人的关注。关公信仰被荷兰使臣、商人记录下来，后随商船抵达大洋彼岸。《记闻》荷兰文版刊发后颇受欢迎，德文、法文等不同版本相继出版。《中国地图集》亦在英国风靡一时。时至今日，《记闻》与《中国地图集》中充满东方想象的关帝公铜版画仍以单幅形式在西方广为流传，如福尔格莎士比亚图书馆（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等地均有收藏，但图中“关帝公”多被误认为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或戏曲人物。如阿姆斯特丹大学图书史助理教授保罗（Paul Dijstelberge）在其论文中引用该插图，称关羽与周仓为“杂技演员”。这种对东方关羽形象误读至今的现象值得关注。究其原因，约翰·奥格尔比 （John Ogilby）在《欧洲人在华遭遇》中引用了葡萄牙神父对荷兰出使中国后做出的评价，这些神父认为荷兰使团“顽固地拒绝适应该国习俗”乃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同样，尽管荷兰使节在17世纪抵达中国，但其对东方关帝公的习俗、信仰等方面的了解仍十分有限。由此导致达波等作家向西方介绍的关帝公形象失之偏颇。
在中国古代，关羽形象经历了由凡入圣的转变。一般认为，关羽信仰自隋唐兴起，以威猛勇武的凶神形象为主。至宋代，受社会战乱的影响，关羽义贯千古、忠义仁勇的特质备受推崇。经过元代《三国演义》小说、戏曲的发展，关羽逐渐演变为全知全能的宗教神灵。明清时期关羽形象丰富，在传统社会中影响甚广。此时，在全球大航海背景下，西方使者或出于贸易、传教等需求，东、西方交流逐渐深入。在民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关公，成为中西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除了关公图像，这一时期西方探险家、旅行家和传教士们还将东方关公形象、信仰等内容载入其游记、回忆录等文献之中。西班牙传教士马丁·德·拉达（Martín de Rada）于1575年访问福建，后撰《出使福建记》《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两篇收入由英国历史学家博克舍（C. R. Bokeshe）编译的《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尽管拉达在中国停留时间不长，但仍留下了关羽的记载。其称：最后一个叫献帝（Jantey），他有个侄儿叫刘备（Lanhi）起兵反他；刘备得到两个很勇敢的人帮助，一个是红色，叫做关羽（Quanhu）（中国人尊他为圣人），另一个是黑人，叫做张飞（Tihuuhuy）。此处作者有关汉献帝、刘备等东汉历史的记述失之偏颇，但对关羽形象的描述基本符合传统东方记载。具体而言，作者点明了关羽“武将”的身份，及代表赤胆忠心的“红脸”特征，又指出他具有“圣人”身份，受人崇奉。此后，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史》于1585年首刊于罗马。作为西方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宗教以及政治的著作，门多萨本人并未踏足中国，他直接利用了拉达著作中历史上关羽武将形象的记载，内容并无二致，在此不作赘述。门多萨在书中还保存有福建巡抚邀请拉达神父等人观赏戏剧的部分内容，并以第三人称复述道：戏剧演出前，他们通过翻译得知它的内容，使他们能更好地欣赏。其内容是：在古代，中国有很多伟大英武的人，但其中特别有三兄弟，其伟大英勇超过其他各代的人。他们中一个是白人，另一个是红色或深色，而第三个是黑的。红人更机智，更有胆力，尽力要立他的白人兄长为王，这意见得到别的人支持。然后他们一起从当时统治者那里夺取帝国，那位统治者叫刘备(Laupicono)，一个无能和邪恶的人。这戏演得很精彩，服饰适合那些人物。据描述，故事应为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通过当地翻译，拉达等人了解到了戏曲中红色形象的人物十分瞩目，但并未将其与历史上的关羽相对应。另据学者考证，此处“Laupicono”与“Laupy”均应被中译为“刘备”。显然，拉达并未意识到“白脸”兄弟即为历史上的刘备，以致他所记述的戏曲情节十分混乱。此时神父所抵达的中国福建，戏曲以闽南曲调为主。来自西方的使者听懂官话尚且困难，更何况南音戏曲。而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切向往，拉达等人通过翻译了解了部分剧情，并对东方戏曲加以赞赏。作为西方权威的“中国学”著作，《大中华帝国史》一经出版便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成为西方了解中国划时代的作品。除了西班牙文本，该著作还被翻译为英文、德文、荷兰文等欧洲主要文字。至16世纪末，《大中华帝国史》已出版了40余次。西方人由此了解到东方武将关羽这一历史人物。此后，荷兰作家达波《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第二及第三次出访（大清）中国记闻》一书在1670年出版。《记闻》在参考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史》的基础上，结合荷兰使节带回来的资料，对东方关公信仰有了进一步的描述。但是，达波错将门多萨有关“玉帝（Vitie）”与“秦始皇（Tzintzon）”等相关记载，张冠李戴到“关帝公”身上。此外，相比此前介绍东方关羽的作品，《记闻》中对民间关公崇拜的实践情况有着详尽的记载。其称：在中国，关帝公被人们高度赞誉和崇拜，大多数人，除了水手、渔民之外，都会每周祭拜他，并且每夜在他前面燃烧一个有香油的灯。他们给关帝公的祭品则包含了二磅半的猪肉、四分之三磅的鹿肉、一只水煮的母鸡、九个粗磨谷粉蛋糕、半品脱（pint）特定的酒，称为红酒（Aoyziu），一杯满满的老酒（Lotchin），另一杯装满Sonchin，再一杯装满三烧酒（Samsoe）酒，19种米做的菜肴。以上这些祭品摆在关帝公的神像前面，摆上三个小时，时间到了之后撤走。在这个仪式当中，人们得跪地行礼，结束之后人们便会吃掉这些祭品。每个城市当中都有关帝公的庙，其中有关帝公的像。在关帝公的旁边，站着黑人随从，带着一把宝剑，还有一把大刀，像割草的镰刀，而在另一边四步之外，是白人随从关平。除了国人崇拜他们之外，甚至他们的敌人蒙古人（Tungkins）也是。每当有战争爆发的时候，都会派人到庙前护卫，以防有人伤害神像。人们相信关帝公会因人们轻忽此事而导致军队的损伤。此外他们还说，关帝公会跨上他红色的马——红马爷（Angbea），他只使用这匹红色的骏马，因为这是中国独有的、特别的马，朝向敌人骑去，并摧毁整个军队，以报毁庙之仇。达波此文描绘了此时“关帝公”被广泛奉祀的情形。上文“Tungkins”或指“蒙古人”。即元代关羽崇拜便得到官方认可，获封“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但关羽军队护佑之神这一形象主要流行于明代。明代军民上下对关公信仰十分炙热，开国皇帝朱元璋称关羽曾显灵助战。尤其在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倭势频现的背景下，“武圣人关羽”骑“赤兔马”，显灵助战救民的传说十分流行，因此该故事随来华使者传至大洋彼岸。万历十八年（1590），关羽被尊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此后关庙俱可称帝。至于关公祭拜的礼制，《关帝志》载嘉靖年间，“京师祀典每岁五月十三日。遇关帝生辰，用牛一、羊一、豕一、果品五、帛一，遣太常官行礼。”又有万历间民间祭祀礼制，如“巡抚吕坤酌定祭品，鹿一，免一，羊、豕各一，薰鱼豚肉四色祭。米饼、穆糗、米粉、柒、棒、栗、菱、荧、果蔬、韭、菁芹、笋、酒、盐、香帛、烛炬、松膏，各如仪，春秋祭祀。”可见达波所述更接近民间敬奉关公的情况。他还记载了祭祀活动结束后民众分食祭品的生动细节。此后，法国雕刻家、插画家伯纳德·皮卡特（Bernard Picart）受达波《记闻》一书影响，在18世纪出版了法文《世界人民的服饰与习俗》（Cérémonies Et Coutumes Religieuses De Tous Les Peuples Du Monde）。其中《论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宗教仪式》（Dissertation sur les ceremonies religieuses des peuples de la Chine & di Japon）一章中，皮卡特模仿达波，在1726年再次创作了充满西方想象的关帝公版画（图9、图10）。
图9 皮卡特《关帝公》（QUANTECON）铜版画
对于这位东方神灵关帝公，皮卡特插画注释为：“QUANTECON，中国神，中国人说是他们的第一位皇帝。”此外，皮卡特对于中国神灵亦有独到见解：他们（传教士）认为这些中国神灵是从古代欧洲的神学中借用的。其他人被传教士和旅行者的善意所欺骗，无休止地增加了中国本土神灵的数量。……中国人崇敬某些因其功绩或美德而闻名的人物，他们称之为“信（Xin）” 。中国传说中包含了大量这样的男女圣人。例如，有一个虔诚的女孩叫妈祖（Matzou），她的主要功绩似乎是誓死保持贞洁。他们还崇拜一个名叫关帝公（Quante-kong）的人，一些作家认为他是中华帝国的创始人，他可能就是Fo-hi。后者是中国历法中最著名的英雄之一，据说他出生于我们这个时代几千年前的印度。可见，为了打造适宜基督教传播的文明形态，传教士常将东西方神灵相类比，并称中国神灵源自西方。随着东西方交流增加，皮卡特并没有盲从传教士对中国神灵的描述，提到中国会因“功绩或美德”而崇拜人物这一特点。并且，他对于达波著作中称“关羽为古代中国创始人”这一说法，也抱有质疑。皮卡特认为中国古代帝国的创始人来自印度的“Fo-hi”，根据后文插图，此或指佛祖释迦牟尼。尽管此说也是错误的，但侧面体现出西方对于东方认知的不断变化。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航海家频繁活动，向欧洲人介绍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古国的著作不断增多。此时正值中国关公信仰发展的鼎盛期，来华西方使者观察并了解到这一东方信仰并介绍到西方。西方作家笔下的关羽形象亦十分多样，从历史上蜀国大将关羽，到“中华帝国创建者”关帝公，西方想象中的关公形象融合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黄帝、玉帝，以及秦始皇、佛祖等多个人物。从关公信仰角度看，这些理解颇为荒谬。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在记录来自东方的关公之际，往往将关公与自身文化进行类比，凸显出西方人在理解东方宗教时的文化迁移与适应策略。由此，关公被赋予了西方特征，成为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神祇”，这亦呈现出东方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复杂演变历程。西方对关羽的认识肇始于大航海时代。凭借在东西方贸易航线中的优势地位，西班牙、葡萄牙的探险家们率先开启了东方探索。他们在中国福建出海者的帮助下绘制《谟区查抄本》，并了解到了中国军队守护神这一关公形象。遗憾的是，该抄本并未大规模流传。而出使中国的拉达神父亦记载了关羽武将的历史形象，他的行纪被门多萨收入其中国学著作《大中华帝国史》之中。该书一经出版便在西方广泛流传。此后，荷兰加入到地理大发现的东方探索之中。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为荷兰深入了解东方提供了物质支持，访华使者对东方的认识更加深入。荷兰作家达波利用这些资料，出版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第二及第三次出访（大清）中国记闻》。书中不仅对关羽形象进行描绘，还向西方介绍了东方关公奉祀的诸多细节。达波所记参考了门多萨的内容，但又张冠李戴地将中国黄帝、秦始皇等人物事迹安置于关羽身上，创作了充满东方想象的关公形象。这幅充满西方色彩的关帝公图影响深远，如18世纪介绍中国信仰的著作中也出现了此幅关帝公像。在文化与宗教领域之外，关公形象传播的政治象征意义同样值得关注。关公在中国象征着忠义、勇武，而这些品质在大航海时期的西方文献中再度被关注与重新解读，这或与殖民时代西方文化所推崇的文化语境息息相关。同时，考察关羽形象在西方的传播还有助于管窥十六七世纪东方传统关公崇拜的具体情况。在西方人笔下，中国民间信仰众多，其中关公崇拜更是盛极一时。而从对关公崇拜出发，西方使者对东方的法律、社会、生产技术等内容进行观察与解读，有助于消弭中西文化的隔阂，揭示了大航海时代西方在理解东方文化时的想象与创造。关公形象在西方的传播，展示了中国文化向西方拓展的多重途径。与18世纪欧洲掀起长达百年的“中国热”相比，十六七世纪关公形象已作为中国文化符号之一进入西方社会，可谓“东学西渐”的开端。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好奇与接纳，还展示了中国文化在全球化初期的影响力。尤其在西班牙、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关公被赋予了新的文化意义，成为全球化初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这种文化符号的扩展，不仅通过贸易、宗教与外交等途径传播，还通过艺术、文学等形式逐渐影响了西方的文化认知，开启了中国文化进入西方社会的早期路径。（注释从略 详参纸媒）
The Cross-cultural Spread of the Image of Lord Guan in the West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Zhang Ni, Doctoral Candidate of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Wang Peixuan, Doctoral Candidate of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Western people started to learn about Lord Guan (also known as Guan Yu), one of the deities in Chinese folk religion,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The typical eastern image of Guan Yu holding a knife in The Boxer Codex, a late-16th-Century Spanish manuscript, was drawn by a Fujian painter; later, with creative imagination, Dutch writer Olfert Dapper created a painting of Lord Guan reading a book at night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envoys who visited China, which has been passed down to this day. In western travelogues and other documents, Lord Guan had the characteristies of the Yellow Emperor and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Qin Dynasty, and became an omnipotent deity in politics, military and technology,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its image in the east. The image of Lord Guan created in the west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helped eliminate cultural barrier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provides a perspective for studying early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Keywords: Guan Yu; image creation; the spread of images; cultural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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