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里时，大家都习惯在名字的后面加上一个“那”字来称呼，像云南佤族的寨里人一样，从不把姓和辈份（丙）字叫出来。上小学一年级了，大家（包括老师）在学校时就要把辈份和名字一起叫，这样叫有两个意义：一来不至于重复；二来显示你己经长大成人，开始得到大人关注和尊重了。到现在我的身份证一直还沿着“谢丙勇”作为正名，在这之前我也曾给自己改过一次名，起过几个雅号。记得读师范时，在香港的婶婶总是喜欢昵称我为“画仔”，而我给自己起了个“东海仔”的别名。1949年前，我的家乡东海岛（中国五大岛之一）还没有堤坝与外界联系，故要到湛江市霞山区里便要游水或划船出来，城里人都叫我们东海鸭，这个名字是我在向人昭示着我来自东海岛，当年的作品均签上“东海仔”。到师范毕业教书时就不再用了。在中央美院的王华祥工作室时，我又给自己起了个雅号叫“谢谢”，我认为这样叫是表示我感谢别人,好像我在深圳大学读书时，我就想我儿女今后一定要谢天谢地。刚开始时还是挺多人叫的，包括王华祥老师也挺喜欢叫的，但我有一个小儿多动症的毛病，当时我们的训练非常严格，都是一个月画一张石膏像，我每天上课起码说6个小时话只剩2个小时在画画。因为在说话时就无法深入观察，特别是触摸式的教学法，你需要把暗部看不到的结构也刻画出来了，所以王老师规定我第一个月上课每天可以讲4个小时话，第二个月就只能讲2个小时，第三个月每天只能讲1个小时，因为我话多而总是画不好。在这期间，每次评画要批评我时还得说：“谢谢，你过来。看你画得比13岁的小女孩还不如”慢慢地老师也许觉得，我就要批评你，都还得先“谢谢”你，多亏啊。于是王华祥老师不叫了，慢慢这个叫法也就变少了，我也不再坚持。“谢谢”的叫法也成为了历史。
我这辈子对名字作了一次重大的改革是在1999年回广州美院上学的时候，对这次改名并沿用至今长达6-7年之久的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1、总觉得这个“丙”字很俗，上不了大场面，甚至有人这样认为，并问我：你是不是家中老三（事实上是老三，但不是别人那样理解），你大哥二哥分别叫甲勇、乙勇、这样的话总让我捧腹大笑，大笑之后也看出别人是从中觉得我的父母没有多少文化（我父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母亲是我们岛上女人之中最高学历的，尽管只有小学毕业）。而我当时的太太（李川）出身高干家庭，发自内心地说她总是对我们乡下人包括这个“丙”字多少有些意见，我以为不要丙字就可以去掉那股“土气”，回头看看，当时我们的想法都很幼稚，像“禅”字所述，人死时，能跟你走的就是天性（本来的，本之原有的一些东西），而其他的都无关紧要。当时，经常到北京和文化、政治圈里的人接触，也有许多人建议我去掉“丙”字；2、1999年是我从地产界转回绘画界的时间，当时我正承受前妻作了两次试管婴儿失败的事实，也许祈望着改了名字能带来好运。也想完全脱离原来那种生活，让我借艺术忘记一切，与过去彻底划清界线，与过去的一些人完全脱离联系，改头换面地去实现自己对艺术的这个梦想，甚至于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3、“谢勇”这个名字也很简约，易记也易叫，因为谢姓的人不多，故也不容易有重复的同名。
2005年8月我回湛江吴川参加遂溪师范同学的20年聚会（我们在1985年毕业），有80%的同学是从毕业到现在20年都没见面的，我像当年一样的疯，穿着一条短裤到处去抱女同学，女同学们都是笑着说当年我也想你来抱啊，你们男的就是不敢。一个个熟悉的声音在叫着“谢丙勇”、“谢丙勇”……多么的亲切、多么的真诚，相比之下，“谢勇”这个名字太过于模糊了，它好像是为了适合些什么东西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纯粹的我，我自那时起就觉得很惭愧。
在没有想起“这就是谢丙勇”这个书名时。曾经想过很多名字，并且还写了解释性的感悟生命：挣扎·疯情·缘界·摩梭——谢勇谈水彩速写等等。但我总觉得太过于复杂，其实一个书名及封面资料都不太重要，最重要是内容。像一个人一样，名字不太重要，重要是人是他的成就，名字也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己。这个书名的灵感是从我现在太太郑丹的两张水彩速写中得来的（在2005年3月我们在桂林阳朔写生时她给我画的并作为本书的封面与封底），她在画上写着“这是谢丙勇”当时我很惊讶为什么她知道我原来名字呢？原来从身份证及原来我写《地产与艺术》的亲朋好友里看到的都是“谢丙勇”，我想她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告诉我真正的我是现在的我。在做地产时我像个疯子，太过于理性，而在做艺术时又像个小孩一样天真无邪，这才是真正的谢丙勇，而相比之下原来的谢勇是虚伪的，不是生活中真实的谢丙勇。艺术的真谛也是要求最真实的呈现，那何不干脆用《这就是谢丙勇》作为书名，并向所有的亲朋好友说声：“我谢丙勇把名字改回来了”，眼下还是得赶紧通知小陆把名片的名字改成“谢丙勇”了，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我。
谢丙勇
2006．4．2于深圳华侨城波托菲诺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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