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自留地“，还是种“公家粮”? 当艺术家，还是做行政官员? 自1980 年凭油画《父亲》一举成名后，从32 岁到62 岁，罗中立始终困在双重身份的尴尬之中。轻松的世俗成就，过好的运气，是否会给艺术带来伤害?一朝画农民，是否永生画农民?上月，罗中立举办了15 年以来的第一个大型个展“语言的轨迹”。这位当代艺术家交出的作业，正是自我挣扎、自我超越的鲜活标本。
央视主持人王小丫曾问自己的父亲，爷爷长什么样。父亲告诉她，去看看一幅叫做《父亲》的油画，爷爷和画面里的人一样。
2008 年春节，在朗诵一篇有关父亲的征文时，这位川籍主持人再次提到罗中立的《父亲》。油画里，那位大巴山老农——沉默、行动多过语言，皱纹里镌刻着沧桑，沧桑里又蕴含着柔情，手可能粗糙，却非常温暖——成为国人心中农民父亲的现实主义写照。
1980 年，罗中立凭借特大号肖像—《父亲》，一夜成名。策展人黄专把罗中立称为1980 年代到1990 年代唯一一位以单幅作品成功的艺术家。
30 年来，出入公众视野的罗中立更多是行政官员身份：12 年前，50 岁的罗中立出任四川美术学院( 以下简称川美) 院长;一年前，过了法定退休年龄的罗中立被任命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当代艺术院院长。
继《父亲》之后，作为艺术家的罗中立在圈外寂静无声。直到1 个月前，一场名为“语言的轨迹”的罗中立大型个展在川美内的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举办。这是15 年来，罗中立作品第一次大规模亮相，也是62 岁的他亲自介入并主导的第一个大型个展。这个展览还有望延续到中国美术馆和上海美术馆。
开幕式上，这位迟到的汇报者，带着黑框眼镜、穿深色短袖衬衫，做了异常简短的开幕致辞。罗中立声音不大，说话慢条斯理，即便是说普通话时，也夹杂着川音。用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的话来说，他只有用四川话演说时，才会马上有农民拿锄头一样的熟练和热情。
这次，罗中立说，他把这些并不成熟的尝试与探索呈现出来，就是想接受大家的检验。
“我个人认为要亮相就真的是要有跟《父亲》不一样的东西才行。我原来的想法是10 年办一个展览，但这10 年，我遇上了行政(担任川美院长)的问题，耽搁了很多。还有一点就是，在艺术上的风格语言、题材等这些要素，是在积累到一定量之后才开始有想法的，这种想法在没有成熟之前我不愿意做大型的展览。”罗中立如是说。
正是迟到的这10 多年，成就了川美同学张晓刚、周春芽、何多苓和叶永青等。这群比老大哥晚成名10 年的小兄弟迅速蹿红，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宠儿，变为各大展览中最受关注的明星艺术家。
展览近尾声时，身价最高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张晓刚来到展览现场。对老同学而言，这是场全面了解罗中立30年创作的难得机会。
32 岁，一画成名;62 岁，重新超越自己。漫长30 年，罗中立如何与自己的命运博弈?
颠覆《父亲》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担任了此次“罗中立：语言的轨迹”的策展人。早在五六年前，时任中国美术馆馆长的冯远就向罗中立发出了邀请，筹划黄金档期，在中国美术馆为他办大型个展。范迪安接任后，每年也都会拨通罗中立的电话，邀请他在最好的时间段办个展。而冯远和范迪安得到是相似的答复，罗中立还没准备好。
实际上，1995 年，罗中立在中国美术馆曾举办过个人展览。在艺术评论家俞可看来，那是罗中立的经纪人主导的，罗中立亲自介入的成分较少。那场展览展示了罗中立在《父亲》以后的创作风貌，但人们对于这个展览的记忆却远远无法超越《父亲》。
四年前，罗中立开始尝试雕塑作品，却一次没有参加过任何展览，甚至限制参观者拍照。创作过程中，工作人员想推荐一家媒体给罗中立做专访，他没同意;展览开幕后，同一家媒体的同一人再次提出要做专访，罗中立才应允了。罗中立表示，他希望先把事情做好之后再说，因为怕最后的结果和自己说的不一样。
此次，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个展，包括近百件油画作品、雕塑和手稿。在现场，记者看到了雕塑作品《夜》——一名年轻女子穿着时髦的衣服，梳着流行的发型，手里还拿着总是在罗中立作品中出现的油灯。展览中，所有的绘画和雕塑作品，都有着艳丽的色彩，繁琐的线条，夸张的造型，与《父亲》的古铜色调与写实手法完全不同。
罗中立曾把自己和陈丹青做对比，他认为陈丹青的创作是题材在变而风格不变，而自己则是同一个故事用不同的角度和语言来表达。从进入川美附中开始，罗中立便和大巴山农民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至今，罗中立还会到大巴山探访，但大巴山人已逐步走出了穷苦。如何把农民的故事讲得更有个性，更有特点，更有感染力，是罗中立一直思考的问题。
在现场，记者看到同样是农民主题的作品，《播种》、《小憩》、《避雨》、《过河》等雕塑作品。但这些作品习惯性出现一男一女两个主人公。他们有着粗壮的四肢、真挚的表情、艳丽的颜色。男女主人公或相互依偎，或并肩劳作，或背着，或是抱着，关系自然而亲昵。
在艺术评论家高明潞看来，罗中立关注的题材本身也有着非常微妙的变化。他的作品中一般出现两个人，描绘一对夫妻或者情侣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司空见惯的一些情节;在形式上，他的变化确实非常大，尤其是线条和色彩，表现力强。通过线条和色彩的变化，一下子就抓住人们的眼睛，带动起一种情绪。“罗中立作品中带有原始性，并试图表现乡土人情味儿中内在的、人的本质，爱和欲望，或者那种十分朴实的、冲动的东西。”高明潞说。
“其实《父亲》中有他夸张的东西，比如构图和那个父亲的形象，而罗中立现在的作品中也有着吸引人眼球，寻找自己独特表达形式的愿望，他作品中的内在逻辑关系是非常清楚的，”高明潞说：“我倒是希望他能够走得更远、更极端一点。”
早年留学比利时的经历给罗中立带来了很大触动。他常问自己，当一个艺术家在世界平台上展出的时候，怎么样让别人看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看到本土文化的特点? 罗中立在中国传统和民间文化里找到了部分可以借鉴的元素。他希望能够抛开《父亲》的影响，在艺术上不断探索，便给这个展览命名为“语言的轨迹”。
超越“好运”的人
每次，罗中立都很有“运气”。“文革”期间，他在四川达州钢铁厂当钳工。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罗中立报考川美，一心想学国画，那年国画却不招生。进入川美，因为古典文学不及格，他没考上国画研究生，只好继续画油画。毕业前，他用照相写实的手法创作的《父亲》，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
罗中立成为“文革”后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有机会到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学习。他没有做过其他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来自台湾的知名艺术经纪人林明哲却主动找来，一次收藏他200 件作品。虽然一幅作品只有几百几千元，在当时已经算是天价了。
罗中立从未想过“当官”，却异常顺利地当上了川美的院长。他时刻想“撤退”，从院长的位子上“逃走”，反而当了美协官员，进而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当代艺术院院长。
很多年前，当老院长叶毓山表达要让他接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还义正词严地劝叶毓山也不要当院长。理由是，历史是记不住院长的工作，只会记住作品。叶毓山退休后，罗中立被投票选举为院长，淹没在分房、员工福利、评职称等大大小小的会议中。刚当院长时是最痛苦的时候，罗中立眼睁睁看着所有的展览，所有的计划戛然而止了，都变成草图、半成品放在原处。
“我觉得搞专业的都是这样，可以少进画室少画一点，但是状态绝对不可以丢，所以我平时开会、走路、出行，我都是手上在画，坐在主席台上手上没画，我心头都在画。有时候会走神，因为这个状态很重要，就像唱歌的要吊嗓子，搞体育的一定要拉拉腿。”
和他一起出差的同事发现，罗中立最不怕飞机晚点，他随手带着速写本，画他见到的人，画正在争论的同事，画起来便忘记了时间;和他讨论问题时，他在边上开小差，在构图，浑然不知大家在说些什么。
雕塑家、儿子罗丹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称自己的父亲为罗老师。他说：“罗老师身上的两个元素是我一辈子也学不完的。第一点是他对家庭的投入，感情的专注;第二点是他对艺术的纯粹的追求，没有任何多余的想法。”
2004 年，川美建成坦克库艺术区，是适合艺术家独立工作和群体展示的空间。2005 年初，罗中立开始推出青年艺术家工作室和常驻艺术家工作室计划，川美的学生们以不高的租金便可以拥有自己的工作室。罗中立为坦克库想了一句不太顺口的广告词：“让所有想成名成家的学生，打好背包，带着干粮，到坦克库来吧!”
建立坦克库多少也源自他的亲身经历。他记得自己创作《父亲》时，和同学杨千合用一间只有6 平方米的顶楼屋子。重庆的夏天热得像火炉，他光着膀子画《父亲》。画很大，地方很小。“那时，杨千在‘耍女朋友’，一听到他女朋友在窗下喊，我就得马上将背心套上。女朋友来了，两人动作火爆，对我难免有骚扰。厮磨半天，女孩总算走了，走到窗下还要含情脉脉地喊：‘你要多喝鸡汤哟!’” 罗中立说四川话时，嗓门变大，将周围的人逗得哈哈大笑，说的却是他为何下定决心要建坦克库艺术区。
如今，坦克库逐渐成为来自全世界的艺术“伯乐”们寻找未来艺术明星的必去之地，四川美术学院涌现出陈可等青年艺术家代表人物，进而被称作中国艺术界的“西南高地”。
1977 年进入川美时，罗中立29 岁，算是班上的老大哥。和他一起考进来的还有张晓刚等一些十七八岁的“孩子”。天寒地冻的日子里，罗中立总是一早起来用功，“小孩子”贪睡，他就冲进宿舍将被子一掀，打他们屁股，或者将他们的两腿拎起来，边拎边说：“看你尿床了没有!”
“人生的宴席摆满丰盛食品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牙全部掉了”。这是罗中立早前在小说里读到的一句话，他深有戚戚焉。年轻时，他能站在高台上画画，十几个小时腰不疼背不酸;现在，几个小时就歇一歇。
熟悉罗中立的人都说，他其实是一个自然而调皮的人。只是多年行政工作的经历，使他真实性格的流露越来越少。多年前的一本画册里，有一张罗中立有趣的照片。他独自一人站在九寨沟的神仙池里，赤裸上身，做了一个健美的姿势。画册编辑让他写两句话，他写上—“天气正好，下地干活”。他告诉《外滩画报》记者，这是他发自内心的。
“我本来给了那个编辑两张照片，除了这张之外，还有一张我作为人大代表选举时的照片。他把两张放到一块，说明人的两面。走下台，脱下西装，回到我们真正的自然后，是一个原始的状态，突然内心的本性就表现出来了。”
和许多成名的当代艺术家不同，罗中立保存着自己上千张作品，并不出售。2008 年4 月，罗中立1992 年的作品《金钱豹》便以1138 万元的高价成交。“这十多年，我积累好几千幅作品放在那里，就像吼叫的声音搁在嗓子眼，只等一‘下课’，马上打开。”罗中立说。
他一直等待着自己“下课”，等待猛虎下山那一声嘹亮的吼叫。
“人有矛盾，生活有两面。”罗中立如是说。
B=《外滩画报》
L= 罗中立
“从起点做到终点的梦，是完美的”
B：为什么时隔这么多年才办个展?你有着怎样的顾虑?
L：2005 年，本来我就有办个展的想法，当时想的是十年要有一次展示，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手里作品勉强够办展览，但自己的作品风格、语言也有了一些变化，但总觉得还有很多想法没有表达出来。还有，行政工作分去了我太多精力，作品量也不能算充分。因为《父亲》这件作品的原因，大家对我的期望值很高，如果再做个展，却没有一点新的东西出来，连自己这关都通不过。人到后来想法也更加多了，越画就好像越觉得不到位，或者是不完善，或者是需要有些调整的东西，像我们这个年龄，做一个展览也就是能体现你人生艺术中的一个阶段，所以不需要办那么多展览。
B：今年你62 岁了。58 岁时，就有很多人问你，打算什么时候从川美院长的位子上退休，专心创作。但在去年，你61 岁的时候，你不但没有退休， 还增加了一顶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艺术院院长的“帽子”，听说是文化部直接任命的，身上的行政“担子”又增加了一副。
L：决定再挑一副担子时，我考虑了很久，因为这种活是一个国家的事情，要是做不好真叫耽误了国家大事。中国到了今天，需要展示自己文化了，我觉得这是文化部一个很大策略的调整。在这样大的背景下，我愿意做好开篇的工作，把它的平台在起点的时候，就能够按照文化部的要求和大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期盼，尽可能搭建得高一点。
B：但上次我采访你的时候，你就说很多精力都用在职工分房子上，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分散了很多精力，现在您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不是行政事务就更多了?您怎么分配你的时间的?
L：打个比喻吧，本来可以挑一百斤，现在又给你加五十斤，那就是更重了，回去还得自己干自己的活，这个就很劳累，还有块自留地，然后公家的事情还得忙活，但你的精力有限，如果你没有这些活，完全做自留地，我想你的自留地会长得更好一点。
B：要是你多刨自留地，有的人会说罗中立会再创造出类似《父亲》这样的作品，您认为这是很大的牺牲吗?
L：有的时候是不会依你个人愿望的，当事情推到你眼前的时候，你在掂量时，责任和个人可能是不太成比例的。就我个人认为，每个人应该发挥他的长处，以这样的方式来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样会是更大的收获。
B：你的长处是什么呢?
L：长处还是刨自留地吧。
B：但现在没办法刨自留地啊?
L：让自留地茁壮成长，多长出一点好的果实，这个应该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我比较爱这个，应该回到我们的起点。我也期待，尽管有这么多的社会头衔和担子压在你身上，这是一种责任，和一种身不由己的无奈吧。有的时候真会捶胸顿足。
B：你内心期待什么时候退休?
L：今天就想退休，随时都想退休，一晃却过了10年了。有时想起来很可怕，作为个人来讲，50 岁到60 岁正是最成熟、最应有收获的时候，“自留地”应该是收获最兴旺的时候。但是我却花了很多时间耗在学校，又刚好赶上高等院校扩招，我们这一任院长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辛苦的一任院长。这些院长们除了以前院长承担的任务以外，还面临新校的扩建，这恰恰是外行来做房地产的事，房地产老板面临的所有问题，我们都可能面临。
B：退休之后，你对自己生活有什么设想?
L：爱好美术，是我从小就有的志向和理想，也是一个梦。几十年下来，回过头看，多多少少都有感慨。实现这个梦的过程，其实是坎坎坷坷，弯弯曲曲的，有时事与愿违，歪打正着。回过头去看时，还是想回到起点，回到人生最早的梦想。我发觉和很多人交谈的时候，尽管他们以后的职业跟当初的理想并不一致，却念念不忘还在回味他们当年的理想。有些人有成就了，跟我在聊天的时候说当年自己也想当画家。其实，他们内心深处会和我们这种画画的人有种天然的沟通。在沟通和交往中，他们会有种对自己梦想的一种虚拟的实现和满足。当然我们就更幸运了，能够回到这个起点，在起点中走完一生，我觉得这个是很完美的。
B：当代艺术家强调张扬个性，你同时具有行政官员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怎么协调个性与体制之间的关系?
L：这些年，当代艺术有很多极端个案。当代艺术家更多的是张扬个性，我觉得这是当代艺术非常可贵的一面，也应该保持的一面，同时我们还需要形成一个行业的自律。
我们是过来人，现在中国艺术创作环境是从来没有过的自由和开放。记得我刚上美院附中的时候，高年级有个“紫罗兰社”，就是绘画的颜色稍微偏了，没有用红色，更多的用紫色和蓝色，就被说成是反革命组织，老师和学生被开除，那种思想上的阴影，到现在都隐隐作痛。我们为了爱好，千方百计考上美院，但是学校却不让你画画，同学坐在床上可以聊天，可以打闹，但是不能画画。
大家要爱护、尊重现在这种环境，四川美术学院是很公正、很开放、很包容的一个学校，这里面我们把握了一个底线，没有底线就要乱套，但设太多的规矩，就会失去活力，这个分寸的把握很重要。
底线也就是说不能有色情、暴力、政治上敏感的作品。每次展览前我都看作品，看到涉及底线的作品，我会让他们拿下，我甚至会说这件作品我个人很喜欢，但是今天这个场所你别拿出来，因为我们是面对社会开放的展览，今天的局面大家要爱护。维护底线，也营造了更大的自由环境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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