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湟河水
民和县，地处黄河、湟水东出青海之要冲，铁路西进青海的咽喉，在新石器时代是华夏文化发育较早的地区。境内出土过大量造型精美的彩陶，考古学上称为马厂类型文化。在我们中学背后的土台原上就挖出过彩陶，我是亲眼看见的。
土台原下的黄土很松，记得那里有一个极大的土溶洞，洞口足有两层楼高，但越往里走就越小，一只小到弯了腰才能钻进去，大人们都叫它无底洞。洞口“大厅”是我们这些小孩们嬉闹的天堂。我们常玩的有文武二嬉。文嬉是徒手在黄土里挖洞，武嬉则是一帮人分成对垒的两组，每人抱一捧土坷拉相互攻击。我天生胆小，所以不喜欢武嬉，更愿意坐在高坡上帮大伙看书包。
湟水河十分湍急，河道间崖壁纵横，红色的激流一旦见到崖壁挡道就会像亢奋的野牛毫不犹豫地撞上去，在河谷间激起轰轰鸣响。尽管湟水河闹得厉害，但河边却有不少平静的水塘子，有的水塘子不但大而且深，天热的时候小孩子三五成群地把衣服往柳枝间一搭就跳进水塘子去游泳，游完泳又三五成群地潜到农田里偷麦子。夏末，麦子都灌足了浆，把麦穗往火里一烤，搓开麦穗，吹掉皮壳，一粒粒麦仁泛着晶莹的绿光，放到嘴里，又嫩又香。所有的水塘子里都有大片的蛤蟆乌子（小蝌蚪），每到大雨过后，蛤蟆乌子摇着尾巴成群地聚集再水塘子的边缘形成一条乌黑闪亮的裙带。这时候我总是拿着一个广口玻璃瓶在水里一舀，几十个蛤蟆乌子便收入瓶中。蛤蟆乌子长得很快，不几天就会长出小脚，尾巴越来越短，背上的颜色也会渐渐地由乌黑变为灰褐。一天晚上，姐姐突然跳了起来嚷道：“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原来瓶子里的蛤蟆乌子都变成了小蛤蟆，扑棱扑棱地跳将出来占领了整个院子。
那时候除了玩耍，就只有画画能让我收心敛意了。
我是民和县的小画家，小学三年级时我就开始为学校画墙报了。12岁时，县里组织工农兵美术创作组，我作为学生代表被选送到了县文化馆。那是一段快活的日子，首先不用读书了，快活；其次住在招待所里管吃管住，快活；再则可以天天涂涂抹抹，真是太快活了。创作组总共有十来个人，大部分画的是批判“四人帮”歌颂党中央的内容。我主要是在大纸上临摹漫画，偶尔也搞一点“创作”。我画的一幅表现放学路上老师为学生撑伞的画入选中央电视台的儿童画展，为此领导着实地把我表扬了一番。在县文化馆我最小，所以大伙都疼我。
跟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几个唱花儿的大哥，没事他们就带着我到湟水河畔扯着嗓子唱。花儿是青海的山歌，在民和县不管是放羊的还是种地的都能喊上几嗓子，面对着湟水河，那悠远嘹亮的声音在峡谷里回荡，遇到山峦那声音更会缭绕而起，在天空盘旋。
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中央美术学院在省会西宁设立考场。听到这个消息，美术创作组一下子沸腾起来。只有我对大家的那股兴奋劲感到莫名其妙。一天党支部书记把我和另一位姓高的老师叫到一边严肃地说：“组织上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县里决定派你们两个代表全县美术工作者去考大学，你们要全力以赴打好这一仗。”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受如此重大而光荣的任务，一种莫名的情感冲上头脑。我嗖地站起来大声喊道：“保证完成任务!”其实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当我面对满满好几个教室的考生才知道什么叫“考场如战场”。
二 静安公园
静安公园如今已是一大片开放式绿地了，20年前这里可是要收门票的。两块草坪、一汪池塘，红砖墙围了一圈便成为公园，因为地方不大，所以门票只收三分钱。公园里顺着大门夹道矗立着两排参天的梧桐树，这两排梧桐树我画了不下十遍，素描、水粉、油画都画过。这是静安公园的标志。
1978年我拜周竹湘先生为师，他是我舅舅的岳母的湖北老乡。周竹湘先生那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他一生引以为豪的就是他曾是徐悲鸿大师的学生，他时时会提起徐悲鸿是如何教他们的，他还会讲到徐悲鸿身边的一些人——吴作人、吕斯百、孙多慈等等。后来当我读中国现代美术史的时候发现里面的很多人好像都是周竹湘先生说起过的，可惜先生仙逝已久，无从向他请教更多了。
周竹湘先生是在静安公园给我上的第一堂课。他面对着一棵树坐下来，周围立刻围上来许多人，他并不在意，从容地拿起我的画夹，选了支棕色的炭精棒，铺开纸，刷刷几笔就勾勒出一颗活生生的小树。他对我说：“等你把静安公园的树都画遍了就应该有点体会了。”从那以后，我每个星期天都到静安公园画画，一直到考进华山美术职业学校。
那时候静安公园十分热闹，不说打拳练剑的，光是学艺术的就有吊嗓子的、吹喇叭的、拉胡琴的，我们画画的少说也有一二十个。这帮画画的人中年纪最长的是一位疯疯癫癫的老太太，大家都叫她洪老师。不管天冷天热洪老师总是披一件好大的披巾，那披巾拖着长长的流苏上面还绣着几多大团花，从远处望去只见偌大一团花飘来荡去。洪老师喜欢和小孩扎堆，我们跑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她看着我们画画少不得要指指点点，说得起劲了就抓起笔来示范。小孩们都嫌她烦，有时候干脆对她吼：“你别过来！”她也不管，自己背着个画夹，悠悠荡荡地跟着，等别人坐定开始画画了，她就又凑上来。
画速写是公园里的必修的功课，几乎所有的人都把速写画在一种黄灰色的新闻纸上，在新闸路的利民纸张商店里花一角二分钱就可以称一斤。我每次都是称两斤，这样大概可以画个把月。记得那时候我们常看的几本书是《门采尔素描》、《尼古拉·费钦素描》、《徐悲鸿素描》、《伦勃朗素描》。我最喜欢尼古拉·费钦画的头像，有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模仿上几笔。我按照周竹湘先生的要求把炭精棒的头磨成个楔型，这样既可以涂大块面又可画细线条，一天下来能画二三十张速写。
如果要画人像，大孩子们会去跟公园游客商量：“麻烦您坐十分钟，我们给您画个像好吗？”通常人们是愿意的。一旦模特儿坐定，呼啦啦地就会围上两圈人，里面一圈是画画的，外面一圈是看画的。
春去秋来，朋友们都陆续考进了中专、大学，静安公园突然寥落下来，尽管这里的秋天依然如少妇般绰约旖旎，但来此画画的人越来越少了。去年秋天我特意带着儿子到静安公园赏梧桐，竟然没看见一位画画的人，心中不禁十分怅然。
三 海螺沟
十多年来，一个雪白的影子时常不期然地在我的梦里浮现，他静静伫立着，无声的慈祥和庄严倾洒过来滋润着我的心田，周遭繁华的灯火反而让我更加执迷于他的出现，那就是贡嘎山下的海螺沟……十五年前我游历过的冰川。
1988年深秋我独自一人揣着仅有的400元积蓄游历四川，听说贡嘎山下有个名叫海螺沟的自然风景区，那里“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山下种芭蕉，山上凝冰川。似乎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向我呼唤：来呀,来呀！于是我从成都出发，宿雅安，翻二郎山，渡泸定，到摩西。再从摩西骑一天的毛驴到达一号营地，至此就算正式进入海螺沟了。
海螺沟是地球上少有的低纬度现代冰川，其最大的特点是14公里长的冰川中有6公里插入森林地带形成冰川于原始森林共存的奇景，冰川末端的海拔高度仅2850米，比贡嘎山雪线还低1850米。由于十几公里内忽然拔起几千米的巨大落差使海螺沟形成了明显的多层次气候带、土壤带和植物带，从亚热带到寒带的野生植物都能在沟里看到。刚进沟的时候迎接我的是棕榈、翠竹。往上是足有两层楼搞的杜鹃花树和结满了橘黄色小果实的沙棘树。再往上是各种说不出名的参天古木。抬头仰望，荫翳蔽日，阳光只能从枝叶的缝隙间挤进来，怯生生地投射到腐木横陈的草地上。当黑森森的松林包围过来时，就说明我已与冰川处在同一海拔线了。白云与飞瀑共舞，温泉与冰河共流，鸟儿委婉的歌声伴着袅袅的薄雾在山林间盘旋。一路风光美得难以用语言表达，更无法用绘画表现，我觉得最好的是用手里的照相机记录下一幕幕动人的景色。面对黑松白雪、激流飞云，我得意之际竟失足跌进了冰川河。几番挣扎，命是拣了回来，但照相机和胶卷都泡了汤。
出师未捷，返回成都。我决意修好照相机再进海螺沟。这时已是12月份的封山季节，我请了一位彝族姑娘做向导，她盛装打扮，说这样才不会被山鬼抓去。逶迤行进了两天来到了冰川谷底，贡嘎山主峰和大冰瀑布已跃然在目，彝族姑娘说：“女人不能再往前走了。你过了冰川，在坡上就能看到整个大水瀑布和贡嘎山。不过在那边掉进冰洞就得死，迷在雾里也得死，遇到冰崩更得死。要是三天没见你出来，村里会有人来找的。”就这样，我一个人走进了冰川，这一天是12月4日。
下冰川时还是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可彝族姑娘走后不久就有一簇浓密的云团从下游悄悄地压了上来，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周围已是白茫茫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了。我仿佛被围困在恐怖的梦魇里，身体似乎在失重中向外扩散。我生怕自己飘出去，急忙蹲下，摸索着身上的家伙，帐篷在、柴刀在、馒头在，最重要的是脑袋也在。雾越来越浓，我的眉毛和胡子上都结满了水滴，眼睛几乎睁不开，但呼吸间却感到一阵阵清凉从鼻孔沁入心脾。慢慢地雾开始散了，忽然一座闪着银光的雪山影影绰绰地呈现出来，山的周围弥漫着一圈淡黄的萤光，山影和着雾气化作氤氲在黄昏的阳光里蒸腾，我知道这不是海市蜃楼，这时贡嘎山旁的一座辅峰，一座真正的雪山。这座山脚下的一小片坪坝就是我的目的地长草坝。
长草坝是海螺沟冰川上游崖壁上的一条狭长边缘，它正面直对着贡嘎山和大冰瀑布。我穿过冰川，攀上悬崖，开始安营扎寨。我找了块开阔平坦的雪地，从周围砍来许多松枝，小的垫再帐篷底下，大的推起来点篝火。我不知道我点燃的是不是长草坝上的第一堆篝火，但这却是我心头燃起的第一把圣火。天开始暗下来了，殷红的太阳慵懒地躲到了贡嘎山的背后，雪山变得黝黑，森林也变的黝黑，然而不甘寂寞的晚霞却再这时燃烧起来。云烟滚滚飞龙走蛇，一条条火红的云霞再西风的劲吹下从山后窜起，“烧”遍了天际。天上的火、地下的火、心里的火弥漫在一起，竟不知眼前的一切是真还是幻。
轰隆隆……轰隆隆……低沉阴郁的冰崩声在黑漆漆的夜里述说着无奈的离别。人总是要死的，就像积雪崩解为冰川。冰雪融化了我们知道它的去向，可人死后会到哪里去呢？天上的星星没有给我答案，身边的寒流却让我更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命的存在。脚上的帆布鞋已经成了冰砣，包里的馒头也冻得跟石头一样，我冷得实在无法入睡，就从帐篷内探出头来，仰望满天星斗又想起来生死问题。轰隆隆……轰隆隆……，低沉阴郁的冰崩声依然在黑漆漆的夜里述说着无奈的离别。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我百思不得其解。
天色黑沉下去，黑得失去了深邃的透明。星星悄悄地隐去，好像在说：太阳要出来了，我赶紧冲到悬崖边，面对着贡嘎山屏住呼吸，以最虔诚的姿态恭候晨曦的第一道曙光。
太阳出来了！我的心怦然激荡起来。只见贡嘎山顶现出一点金红，这红色慢慢地向下流淌直到染遍整个山体。山就像刚出炉的金块通体透明、浑身鲜亮。贡嘎山放射出万道金光，这金光穿透了冰雪、穿透了森林、也穿透了我的心。贡嘎山就像一位天国的帝王与太阳探讨着宇宙的法则，他以无限慈爱与悲悯呈现生命的壮丽与庄严，因为他知道山脚下有一个微小的生灵企探着生命的真谛。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日照冰山”是贡嘎山给人类的礼物，它能给我们以无限的遐想和启迪。这又让我体会到了为什么藏族同胞每当见到贡嘎山都要脱帽长啸、深躬致敬。
游海螺沟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生命的壮游，更是一次灵魂的涤荡。十五年来，每当贡嘎山那雪白的影子从我梦里浮现时，我都会油然生出无限的喜悦，再静谧与安详中思考“……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
四 石门二路
再过些日子就要动迁了，我和我的家人将无奈地离开这居住了十二年的老屋……这是我老祖父购置的产业，70年来一直庇护着李家的子孙，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刚住进来时，院子里的一棵粗大的白玉兰树足有四层楼高。早春，树叶还没有暴芽时，满枝满丫奶白色的玉兰花在乌黑树干的映衬下煞是好看。如果再下点小雨，那个香啊，会随着雨滴滴洒下来，落得人满身清爽。
1993年，不知什么原因那棵老树竟然萎死了。那年春天我和曹琼结婚，为了纪念，我们将爸爸养的一棵盆景雀梅移种到院子的泥土里。说来也怪，原来那雀梅的叶子仅黄豆般大，而树一落地枝叶就疯也似地长，不到一年就过了膝盖，现在已超过2米，俨然是一棵大树了……
还有那棵盘根错节的紫藤是我住进来时种下的，我亲手为它搭了座很高的棚架，那时想它总有一天会长上去的，现在它不但长上去了，而且郁郁葱葱的，每年都能贡献一棚白紫相间的鲜花，影影绰绰，让人心旷神怡。院子里的一切能带走吗？想着，眼睛变得湿润了……
我结婚时爸妈把他们住的那间屋子腾出来给我们作新房，那是家里最好的一间房子，阳光能从早上一直照到傍晚，打开房门，院子里花草的清香就扑也似地闯进来让房间总是香喷喷的，儿子李天乐出生后，屋子里又多了一股奶香气。
1991年到1995年我的油画大多画在木板上，而且都很小，后来父母又腾了个房间给我作画室，于是我开始画大一点的油画。1995年我开始画《月亮蛇》系列时就用一米见方的大画布了。
我的画室有二十多平方米，靠西面的墙放了一整排书架。我喜欢买书，其实买回来的书大多数没好好读过。书在架子上竖着放满了再横过来往缝里插，横的也插不下了，就拣出来一些打包了事。我现在不敢上书店，生怕管不住自己，又背回许多书来。
我的习惯是夜深人静时赏画读书。我常摊开怀素、八大、弘一的书法，静静地体会他们性情与境界。怀素上人豁达放逸、豪迈不羁；八大山人聪颖灵秀、奇异怪谲；弘一大师宁静平和，澄澈辽远。正所谓文如其人，见字如见其人，画也一样。画画是画自己的心啊！真是画画跟做人一样，有的人哗众取宠，别人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有的人聪明伶俐，既讨好别人也不得罪自己；也有的人犟头倔脑，好像天下只有他自己而没有别人，成天到晚自说自话。我倒情愿对那犟头倔脑的寿头抱有几分敬意。好的画画的人应该是很孤独的，不善或不屑与大众为伍，也不善或不屑用其他方式表达自己，他只有那一点属于个人的小技艺，难道他不可以真实地表达自己吗？尽管他多么地与众不同。
我一般都在夜里画画。在书架对面横着一块整张的夹板，近年的纸上作品大多数是在这块板上画的。我画画都很即兴，所以我喜欢把所有画画的东西都摊着，一旦有什么想法提起笔就能画。我还有个习惯，就是阶段性地创作。一个想法我会酝酿很长时间，而画的时候会很快，画了一批，然后再慢慢地修改。
……
眼看着我那既看不懂又卖不掉的画越积越多，老父亲免不了要唠叨几句：“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如果画出来的东西人人都看不懂又有什么用呢！”我确实无言以对。老爹说的没错，但是怀素的字有几个人看得懂？毕加索的画有几个人看得懂？。画是我营造的个人世界，我欢迎人们来做客，我渴望别人能欣赏我的作品，我也会尽量用一些翻译性的语言去解释我的作品。我的世界如果能成为一座小茶坊，雅聚的人虽然不多，但有一二知己神交漫叙，足矣！
这些年来，公家的工作占掉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没有时间读书；没有时间娱乐；没有时间管儿子，满园的花木和馨香似乎也与我隔膜起来。人生辛辛苦苦忙了一辈子为了什么？有些高境界的人也许是认为工作是人类高尚的追求，然而，工作对于我来说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我更乐意窝在老屋里翻翻旧书，画点闲画，偶尔与来的客人扯扯闲谈。做得到吗？很难。
五 布鲁塞尔
布鲁塞尔不是座鲜亮的城市，她历史悠久，岁月在城市的面庞上刻下了无情的印痕。布鲁塞尔人注重自己的历史，他们不愿意轻易地抹去历史赋予他们的光荣与梦想；再者经济发展和城市管理的相对滞后也难免不让辉煌以逝的贵族略显羞涩。深入布鲁塞尔的小街道，你会发现许多铺面无奈地空关着，破败之气油然升起。
布鲁塞尔又是一个“理想主义”泛滥的城市。所有新鲜离奇的思想和行为在这里既被充分宽容又被无声无息的湮没，就像一壶清水，在沙漠会被视为珍奇，而在大海那又算什么呢！就在这样的城市里，一个中国人，确切地说是一个比利时中国人正在做着一件“理想主义”事业……用当代艺术净化自己的城市。
这家伙叫翁立平，一个典型的艺术家和“理想主义者”。他到布鲁塞尔虽然只有十年，但他和布鲁塞尔已经融为一体了。他身上有许多布鲁塞尔市民所独有的特征。四年前他在CRANDS CARMES小街尽头拥有了一幢四个楼面的单元小楼，从此他快乐地背上了一身债务和义务。为了保护街区的风貌和宁静，他和邻居们向政府请愿，赢得了六年内政府不在此街区发展旅游商业项目的“重大胜利”；为了提升街区的文化品质，他和两个高鼻子的布鲁塞尔小伙自发地组织起一个社区艺术机构——MAGAZINS asbl。
MAGAZINS asbl 是翁立平和他的伙伴们创造的法语词，如果一定要翻译，大概可以解释为“定期展示的窗口”。MAGAZINS asbl要做的就是寻找到闲置的铺面橱窗，然后定期地邀请艺术家在这里展示作品。现在MAGAZINS asbl 在布鲁塞尔中心城区拥有五个橱窗，三年来已经有2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此创作和展示了他们的才华。
听说我要到欧洲旅行，翁立平给了我一个十分诱人的建议——到布鲁塞尔MAGAZINS asbl的橱窗做一个展览。当翁立平打开铺面的小门说：“这地方归你了。”我着实吃了一惊。50平方米的铺面被两堵破墙分割成里外两间，外间约16平方米，东、北两面墙各有一扇朝街的橱窗，屋内所有的墙被涂成了黑色使里间即使在白天也是黑洞洞的。地板上有厚厚的一层黄沙，那是以前的艺术家留下的。更惨的是铺面外墙漆迹斑驳，两个喷画的图形不知是展示的作品还是恶作剧的手笔。我实在没想到离撒尿小于连铜像仅百十米的地方竟如此这般景象。
我问翁立平：“开幕式能来多少人？”翁说：“没有开幕式，从现在起就可以接待观众了。”
在这里我向布鲁塞尔人展示什么呢？
……
绚烂的阳光透过大教堂的彩色玻璃投射到我身上。站在高悬的十字架下，我仿佛得到了冥冥中的灵感。为什么不从古老而永恒的故事中去寻找新的启示呢？对了，就是它——《最后的晚餐》。
《新约全书》的“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有记载：逾越节的前一天，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就吩咐门徒在耶路撒冷预备筵席，这是耶稣和门徒们在一起吃的最后一次晚餐了。耶稣拿起饼，掰开分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饭后，耶稣又拿起杯子，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然后，耶稣又为门徒们洗了脚，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我为夫子，称我为主。但我尚能为你们洗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作了榜样。”
耶稣给我们作了榜样。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来面对耶稣的教诲呢？
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让我涌动起生命底层的激情，我要用最原始、最有冲击力的形式来唤起人们心底的良知。在这16平方米的屋子里我要营造一个“自省空间”，让路过的人们能和我一起对着耶稣的精神解剖自己的灵魂。
当代造型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突破了传统的平面和立体概念，创作时往往把作品环境化，形成作品与观众互动的开放空间。有时也可能把作品时间化，观众可以在形象推移、事件发展中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
我在小屋的墙面上钉满了废旧报纸、杂志和从中国带来的宣纸、毛边纸，厚重的色彩和狂放的笔触将耶稣十二个门徒澎湃的心理强烈地给与外化，红、黑色的基调在屋内形成了肃穆而庄严的精神磁场。约翰、彼得、多马、老雅各、腓力、马太、达太、西门、巴多罗米奥、安德烈、小雅各、犹大布满了一圈，除了手握钱袋在门口战战兢兢的犹大外，其他的门徒都面目不清。我们不需要认清他们是谁，他们只须见证，见证耶稣的教诲，见证我们的真诚。
在屋子的正中央，我置放了一张铺着洁白台布的桌子，上面怵然呈放着一只淌血的面包。从天而降的一袭薄纱链接起了历史与现实，天堂与人间。耶稣的肉呈现在我们面前；耶稣的血呈现在我们面前！这血从桌面一直流到地上，在沙泥中凝结。耶稣是为谁流血啊？
也许世界上不可能再有耶稣降临，但真、善、美难道不就是耶稣的灵魂？平等、博爱、奉献难道不就是耶稣的精神？无私、无畏难道不就是耶稣的情怀？
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我愿耶稣复活在人们的心底！
2003年3月于上海市石门二路154弄65号
谨以此文作为对即将消失的老屋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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