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鹏论文

时间：2011-11-26 16:42:15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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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毛泽东公共雕像作为中国雕塑史上一个特殊题材，从延安时期毛泽东浮雕像的出现，到文革时期大量红色“圣像”的涌现，发展到文革后及现今一批以毛泽东为题材的雕塑艺术作品的继续产生，其艺术语言特征经历了多次阶段性的嬗变。本文在全面搜集毛泽东公共雕像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和探讨其艺术语言的几次重大演变，并挖掘这些重大演变背后的艺术风格取向及观念的转变，揭示其与当时社会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的内在联系。笔者认为，文革前毛泽东公共雕像的基本特征是强调理性的规范构图，淡化主观情感的自由奔放表达，并探索着对民族雕塑的一些形体处理手法借用到自己的西方古典写实体系中来。文革中，强化了雕刻者的主观感情，表现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风格。文革后，多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表现“亲切、自然、魅力”的毛泽东。
        关键词：新中国；毛泽东公共雕像；艺术语言；
        论毛泽东公共雕像创作语言的演变
        领袖肖像是新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常见的一个主题，毛泽东公共雕像作为中国雕塑史上一个特殊题材，从延安时期毛泽东浮雕像的出现，到文革时期大量红色“圣像”的涌现，发展到文革后及现今一批以毛泽东为题材的雕塑艺术作品的继续产生，其艺术语言特征经历了多次阶段性的嬗变，通过这些转变我们看到了新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轮廓。

        一、1966年前的毛泽东雕像
        1966年前的毛泽东公共雕像虽然没有文革时期毛泽东雕像那样“火爆”，但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为以后毛泽东公共雕像的艺术语言做了铺垫和积累。
        （一）王朝闻先生的毛泽东浮雕像。自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核心领导地位以后，毛泽东的领袖形象已经不断地出现在一些公众的场台之中。虽然延安时期表现毛泽东形象的作品，已经出现了油画、油墨彩画、炭画、水墨画、版画等多种材质的形式，但由于雕塑的材料要求较高，创作时间较长，不能广泛的运用到对敌人的斗争中去，所以，这一时期雕塑作品很少。但正由于雕塑作品的上述特点，对于表现领袖的权威性却是很适合的，所以延安时期毛泽东雕像的出现也是必然的。1943年 [[ [1]陈履生的《新中国美术图史》说是1942年。]], 时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创作员的王朝闻，创作了中国第一座毛泽东浮雕像。据王朝闻先生回忆，当时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需要在礼堂正门上方嵌一尊毛泽东浮雕像，这一任务落在他身上。王朝闻想得最多的也是最感困难的是：如何解决不把领袖、伟人“神化”的问题。他按自己的设想画了不少急就的小草稿,征求大家的意见,不断修改。此幅毛泽东侧面浮雕像被选用在《毛泽东选集》上，成为中国雕塑史上，传播面最广的作品。王朝闻“力图使之在真实反映客观实际的同时,也相对地表现出我未必和别人完全相同的主观感受。” [[ [2] 周继厚：《王朝闻与毛泽东雕像》，《工人日报》，1999年9月10日。]]从这个浮雕的毛泽东形象来看，很像后来出现的毛主席像章。此浮雕（见附图一）是延安整风前后，随着毛泽东的地位不断权威化而出现的，因而带有明显的“圣像”色彩。毛泽东的表情严肃，双眼注视前方，炯炯有神，衣领笔挺。从手法来讲，强调并突出了轮廓线的塑造，这更有利于表现毛泽东刚毅的领袖形象。另外，可以看到的是毛泽东头像保留了西方雕塑中“明暗”和块面结构，使得形象更加真实。这些都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具体实践，讲究中西结合，但强化线条，弱化块面。这在同时期的版画中体现更为鲜明，如1943年古元创作的《减租会》（见附图二）。

        （二）建国后的一些作品。关于第一座毛泽东城市塑像是那一座，众说纷纭。有说法认为，1951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萧传玖，创作全国第一座《毛主席全身立像》，全国各地许多单位复制了这座像。 [[ [3] 《大地与胸口的红色记忆——毛泽东逝世30周年》，《三湘都市报》，2006年9月8日。]]但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始终没有找到充分的资料。只是发现沈海驹和萧传玖创作于1950年的《毛主席与朱总司令浮雕》（见附图三）。 [[ [4] 栗宪庭等：《新中国美术文献博物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建国后刘开渠于1960年精心雕刻的《毛泽东胸像》（见附图四）则是这期间毛泽东雕像中一件学院派的重要作品。他的这一塑型模式为后来“文革”中无数寻常百姓家“供”着的毛泽东石膏胸像提供了最早的蓝本。从这一时期的毛泽东雕像创作情况来看，有两件作品较有代表性。一件是1957年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美工组工作的谢家声创作的《主席与朱总司令》（见附图五）， [[ [5]陈履生：《新中国美术图史》（1949-1966），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298页。]]另一件是1961年叶毓山创作的《毛主席像》（见附图六）。
        这个时期的《主席与朱总司令》与叶毓山的《毛主席像》有几个共同特点：
        1、学习苏联雕塑艺术语言，突出强调人物的英雄气魄，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英雄的人物。在50年代普遍的学习苏联经验的风气中，尽管中国有着丰富的雕塑艺术遗产，但是雕塑界也不能排除受到政治左右的苏联雕塑的影响。
        2、毛泽东的形象是“英雄”，但还不是全国人民的“导师”。这两个雕塑还是充满生活化的，使毛泽东形象虽然充满“英雄”气概，但却感到非常亲切。
        3、毛泽东形象仍是较为“写实”的，没有“格式化”，在创作过程中体现出了作者的个性。
        4、毛泽东雕像与后来文革时期的雕像相比，有点单薄，还没有出现像“纪念碑”那样厚重、
严肃的样式。

        二、1966年-1976年的毛泽东公共雕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泽东的个人威信达到极至。由此迩来的全国“敬建”毛主席像的热潮风靡全国，数量之多，体量之大为历史罕见。但也造成了毛泽东雕像粗制滥造的局面，更由于“样板”塑像的影响，使得毛泽东塑像艺术个性丧失殆尽。然而，去处政治因素，今天看来仍然有些毛泽东塑像的艺术语言有其独到之处。
        （一）清华大学毛泽东雕像及其影响。1967年正值青年节,第一座巨型毛泽东全身塑像在清华大学落成（见附图七）。清华大学塑像的原型是前苏联塞尔格·叶夫塞耶夫的《列宁纪念碑》,将毛泽东的塑像做成这种姿势“与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流行的说法有很大的关系,即毛泽东是第二个列宁。另外，“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是时代口号。所以,毛主席穿军衣戴军帽的挥手像最多,其实毛主席的额头丰满,发式很有特点,带上军帽额头发式就体现不出来,后来基本上就是带帽、不带帽的两种模式。随着毛泽东像的“一哄而上”，各地出现了很多粗制滥造甚至荒谬不堪的事情。如“在北京林业部大院里同时就立起了两座毛主席像,两座像相距不远,相互对峙，把主席像庸俗化了。” [[ [6]侯艺兵：《毛主席像今安在?》，《中华读书报》，2003年12月3日。]]全国雕像高潮中,中央并没有具体布置,包括尺寸、材料、姿态都没有统一规定。国内从事雕塑的创作人员能亲眼见到毛主席太困难,只能根据记录影片镜头和报纸上的照片参考创作,那个年代雕主席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承担很大的心理压力。为了避免犯错误,干脆翻制别人已经雕好的像,一个模子大家用,所以才处处雷同。
        （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群雕的艺术语言。在遍布全国各地的毛泽东塑像中,规模最大、最为壮观、影响最大的要算辽宁省沈阳市的大型群雕《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7] 参见1970年11月1日《辽宁日报》的报道。]]（建成后改名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群雕《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见附图八）坐落在沈阳市中山广场(当时叫“红旗广场”)的中心，总高近19米,毛泽东塑像高10.5米,基座高约8米、宽11米、长23米,群像人高3.5米。整座塑像用玻璃钢浇铸,基座是红色花岗岩贴面。其花费之巨、工程之大、历时之久,居建国以来城市雕塑之冠。从现在的审美来看，《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群雕艺术语言还是有很多值得推崇的地方。与以往毛泽东雕像相比，更具有纪念碑的特点。人物造型朝英雄化方向夸张，人物的组合上体现出强烈的舞台化效果。人物的总体分布和整个构图非常紧凑，气势把握的非常到位。另外，这个雕塑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雕像尺度大,一个是时间跨度大,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学大寨、学大庆、革命委员会成立,人物众多,叙事宏大。整个雕像比较成功,材料是玻璃钢,1970年落成，是唯一被选入中国城市雕塑五十年大型画册的“文革”时期的领袖像。后来,1976年毛主席纪念堂广场前后的工农兵群雕曾借鉴了沈阳的群雕。
        笔者认为，文革时期作为毛泽东公共雕像创作的高峰时期，其艺术语言带有很多的特点：
        1、具有明确的外在目的性，强调政治理性主义。“艺术作品是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具，同时也是对他们进行审美教育的工具。” [[ [8]周扬：《关于美术工作的一些意见》，《美术》，1955年第7期。]]毛泽东公共雕像或是为了教育民众，或是为了指导当前的工作，或是为了解释政策，或是为了贯彻指示，都是紧紧围绕党的政策和工作出发，而个人的细致感怀却被排斥在创作动机之外。
        2、在思想实质和创作的根本观念上，延续了中国古代传统艺术的典范,强调“善”。中国绘画“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的历史传统，历经数千年延续不断。 “善”就是要好人坏人明确无误，一望便知，极力褒扬好人，贬低坏人；而在表现手法上则强调绘画中总体的故事性和情节的完整性，这就出现了“三结合”的创作方式和雕塑语言的大众化。
        3、艺术形象的“典范性”，形成形象的“类型”说。新中国艺术的一个最主要的中心内容就是塑造英雄形象。为了塑造好心中的英雄形象，为了追求更多的“善”，即更好的鼓舞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在创作中就有意识的把所有特定典型环境中正面因素都集中到一个特设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身上，使这个人或这群人成为典型中的典型。每个艺术家都在追求典型环境个性的表现，而特定的典型环境却是有限的，既然不同艺术之间尚有类似表现手法的出现，那么相同艺术门类中甚或相近门类中“类型”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了。毛泽东挥手以及穿军大衣的形象不断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4、艺术语言上的“崇高”风格。对于“崇高”的含义，我们必须把它还原到当时的整个历史背景和美学语境中去理解，而不应该放在现在的语境中来认识。在当时工农兵实际就是整个社会中的“贵族”，而且当时的高雅也就是当时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中所形成的乐观、健康、积极向上的审美模式，而乐观的精神、对未来理想的憧憬和甘于承受压力、乐于牺牲的态度正是悲剧感的体现。但在表现语言上的平民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语言的通俗并不能代表审美内涵上的平民化。
        5、均衡、和谐的古典审美理想。毛泽东公共塑像是写实的，而且是“浪漫”的写实，正如上面所探讨的，当时的雕塑作者追求的是一种“完美”，一种理想。这就要求作者在塑造过程中把古典的法则如均衡、完美的比例等运用到雕塑过程中去。

        三、1976年后至今的毛泽东公共雕像
        （一）韶山毛泽东铜像及其艺术语言。1993年落成的韶山毛泽东铜像（见附图九）位于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大门前，像区占地5200平米，重3.7吨，像高6米，基座高4.1米，通高10.1米。铜像面朝东南方，身着中山装，左胸前挂着主席证，手执文稿，面带微笑，巍然挺立，成功地再现了毛泽东出席开国大典时的风采。1991年初，中共湖南省委向党中央上报的《关于毛泽东同志诞生100周年纪念活动初步安排的请示》中，便把塑建铜像列为一项重点工程，中共中央办公厅在请示报告中明确批示:“同意塑建一尊毛泽东同志的铜像。”并要求“多方论证，精心设计，力求庄重、俭朴，并与周围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相协调”。 [[ [9] 伍国用：《千秋万代驻人间——韶山毛泽东铜像诞生记》，《湘潮》，1993年第12期。 ]]据留下的历史照片和录相，当时毛泽东身着的是一套黄色将校呢制服，显得很长。设计时，按比例适当缩短，有意将腿适当拉长，同时衣服下摆微微掀起，这样使主席形象显得高大、潇洒，给人一种风尘仆仆的动感。既忠于了历史真实，又进行了艺术的再创造。因此，除了展示开国大典这一历史背景外，人物形象还表现出了“喜悦、稳健、展望”的神态。
        （二）《乡情》毛主席大型群雕塑像（见附图十）。《乡情》是为湘潭市东方红广场创作的一组群雕。据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龙翔介绍，作品重现了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湘潭市韶山冲时的历史画面。整组雕塑共耗铜近25吨(其中主席像用铜4.2吨)，垂直高度6米、正面宽度12米。设计者有意“塑像中他的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领袖作为普通人的另一面”。这组雕塑共设计了8个人物形象：主席面带微笑一路走来，他左手拿着一把纸扇，右手搀着少年时代的私塾老师；几位乡亲则从家中、学校和田间赶来，簇拥在主席的身边——后生们争先恐后向主席问候，老太太步履蹒跚地走向主席，天真可爱的孩子刚从学校跑来，拨开人群争着多看主席一眼……每个人物的神态都十分逼真自然，充分烘托了“乡情”这一主题。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创作人员深深懂得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在当今艺术中正面临着被消解的危险处境，因此，也将此次工作理解为是对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深入研究和再提高的机会。” [[ [10] 孟庆祝：《用责任感创造从热诚起步——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大型群雕<乡情>创作记》，《雕塑》2006年第1期。]]可见，在创作《乡情》的过程中作者始终是从现实主义出发的。从整个构图来看，《乡情》雕塑以当地地域特征的丘陵地势为雕塑的底座，主席形象高度顺其自然地成为最高点，放射、向心的构图组合也有利于主席形象的突出。“这一突出中心，向四方放射的构图有利于主席形象的突出。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构图和造型，既表现主席的伟人形象，同时又还原领袖的‘平民’本色和他的乡土情结。” 在《乡情》群雕青铜铸造上，对铸铜材质、内结构和雕塑色彩等都进行了严格要求。
        1976年后至今的毛泽东公共雕像的艺术语言的特点:
        1、体量较大，多为青铜或好石材，明显体现出“物质时代”特点。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阶段毛泽东雕像的都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资金非常充足，采用了上好的材料，体量都较大。如长沙橘子洲头《青年毛泽东艺术雕像》（见附图十一）总高度为32米，其中基座（肩）部分高15米。总长：83米，宽：41米。再如《韶山毛泽东铜像》修建时，政府要求“达到四个一流，即一流设计、一流工艺、一流铜材、一流质量。”
        2、继续发扬“现实主义”，在风格上追求亲切、自然。由于毛泽东塑像的政治含义和公共场所的公共性，毛泽东公共塑像继续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种当代的现实主义与之前的现实主义已经有所不同，表现在艺术语言上，就是手法的多样性和个性，雕像的作者在作品中自由性更大。毛泽东正式的走下神坛，走入自然的生活中，表现的侧重从领袖、导师转变为表现“身边的长辈”。
        3、雕像与周围环境相结合。毛泽东雕塑往往处于广场和展览馆的核心位置，因而其周围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设计便成为了体现这些塑像艺术特色的重要手段。
        4、主题性很强。毛泽东公共雕像绝大部分是应某些政府部门的需要创作的，是配合广场的建设的，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湖南省的毛泽东雕像需求特别突出。这就使得雕像的创作者在一开始创作便与这个广场的主题结合在一块，把毛泽东雕像作为这个广场的中心来塑造。
        5、把旅游与教育结合在一起。建造毛泽东塑像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造成“特色”，这种特色包括艺术的和环境的特色，有特色就会吸引人，“让旅游的人在观光同时接受教育”是很多地方政府树立雕像时的理由之一。
        毛泽东公共雕像作为一种公共艺术品，塑造艺术语言的每一次转变背后都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文革前毛泽东公共雕像的基本特征是强调理性的规范构图，淡化主观情感的自由奔放表达，并探索着对民族雕塑的一些形体处理手法借用到自己的西方古典写实体系中来。文革中，强化了雕刻者的主观感情，表现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风格。文革后，多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表现“亲切、自然、魅力”的毛泽东。

图一《毛泽东浮雕像》王朝闻 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