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摄影术发明170周年。光影瞬间凝聚时代风云，百花齐放呈现绚烂多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新中国摄影事业发展的伟大历程和显著成就，总结成功经验，展望美好未来，对进一步发展繁荣摄影艺术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1839年，摄影术由法国科学院和艺术院向世人公布，在令人惊叹的同时，立即风靡世界。当时的中国封闭落后，远离国际舞台，这项可以真实地再现客观事物、让未来看到今天的伟大科技成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与中国百姓相距甚远。1840年后，摄影术首先传入中国香港、广东等沿海地区，逐步形成照相业，而且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摄影的题材主要限于肖像。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叶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有关中国社会人文的影像，大多还是西方人拍摄的，中国对摄影术的应用最早出现在清政府外交活动中。当时的摄影除少数知识分子和达官贵人以照相消遣娱乐外，主要是由商贾匠艺改行从事，以照相职业谋生。
经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洗礼的一批文人志士加入到摄影行列，摄影开始更多地关注时事。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大学的摄影爱好者成立我国最早的摄影团体“北京光社”。1920年6月9日，我国第一个报纸摄影附刊——时报《图画周刊》在五四新思潮的激荡下问世。1924年，我国第一本摄影艺术作品专集《大风集》（陈万里）出版，1927年，我国第一部研究摄影美学的著作《半农谈影》发行。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名家“南郎（郎静山）北张（张印泉）”，他们具有中国画意的佳作开始入选国际影赛。摄影刊物《摄影杂志》《天鹏》《飞鹰》《柯达》《良友画报》也陆续出版，具有进步思想的摄影家沙飞、吴印咸等先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创办的报纸杂志上，就重视摄影图片的使用。1937年10月，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出现第一位摄影记者。摄影先驱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相机，勇于担当保卫国家和民族的使命，相机成为记录历史、鼓舞士气、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展示了影像生动的魅力和独特的力量，为共和国留下了极其珍贵十分感人的影像史料。在抗日战争的硝烟里，中国革命摄影事业亮出自己鲜明的旗帜。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20多位摄影记者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性事件。从那一刻起，摄影就一直跟随着新中国前进的步伐。
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确定了新中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方针。毛**主席在会上对包括摄影家在内的代表们所作的重要讲话指出：“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1950年1月，新中国第一个专门的摄影管理机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成立。1950年7月，《人民画报》正式创刊，随后，《解放军画报》《民族画报》也相继出版，从解放区和国统区汇聚到新中国旗帜下的摄影人士，成为新中国摄影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们以这些重要图文媒体的创办为起点，开始了自己全新的摄影实践。在那意气风发的岁月里，摄影全面记录了新中国的万千气象。在确立工农兵文艺方针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摄影原则的过程中，同时受到前苏联摄影表现方法的影响，一些兼具时代精神和艺术感染力的新闻摄影作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也形成了完整的革命摄影艺术美学体系。
1956年12月，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前身中国摄影学会创立，开始将全国摄影家凝聚在一起，为共同爱好的事业和共和国的建设而奋斗，这标志着摄影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与其他艺术形式并立于祖国文艺百花苑中。《中国摄影》杂志和《大众摄影》杂志先后创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开始举办，摄影艺术以全新的姿态逐步得到普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纷纷建立自己的摄影组织，为新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摄影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遭受到严重的影响和冲击。其“三突出”文艺创作方针和“高、大、全”，“红、光、亮”的创作手法，使艺术成为简单化的政治宣传工具。原本与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摄影艺术背离了现实，走进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粉饰现实、机械模仿、摆布导演、随意造假的歧途，摄影组织瘫痪，摄影名家被打倒。革命摄影文化被推向极端，导致僵化和模式化。1966年，中国摄影学会停止了一切工作，《中国摄影》杂志同时停刊。学会1972年正式移交新华社“代管”。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年之际，中断了6年之久的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以国务院文化组的名义于1972年恢复举办。随后周恩来总理指示：每年都要举办全国影展和全国美展，可以成立两个全国性的展览办公室主持这项工作。1973年，“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办公室”成立，国务院文化组委托新华社代管。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恢复了一年一度的展览，一直举办到1977年。由于有充足的经费和必要的编制，原中国摄影学会各地分会的多数人先后加入到地方“影展办”，连县市也相继成立了“影展办”。1975年2月，全国影展办还举办了第一期彩色照片洗印训练班。“影展办”的体制活跃了当时的全国摄影工作，为“文革”后中国摄协的恢复和摄影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传承和铺垫作用。1974年9月，《中国摄影》杂志恢复出版，这也是我国文艺界在“文革”中复刊的第一个文艺类刊物。
1976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运动”成为新时期摄影历史的发端。一批具有民主意识和爱国情怀的摄影人用相机记录下人民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悲愤情景，并在粉碎“四人帮”后，以《人民的悼念》为题结集出版。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隆重召开，极大地鼓舞了摄影界，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和摄影创作确定了正确的方向。同年，中国摄影学会更名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并恢复工作，《大众摄影》杂志同时复刊（1960年因国家经济困难停刊）。几乎同时，以“四五运动”摄影参与者为主的一批中青年摄影人举办的首届《自然·社会·人——摄影展览》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而随之成立的“四月影会”，则成为中国摄影事业进入全面发展、百花争艳新时代的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稳步前进，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群众性摄影创作方兴未艾。艺术、纪录等摄影表现的特质以更加大胆和多样的形式开始显现，“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也开始逐步确立了自身的价值体系，摄影逐渐发挥自身应有的、独特的视觉传递价值。“人文关怀”作为新的理念和视角，被许多摄影家所关注并运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随着数字影像技术和网络传媒的进一步发展，摄影艺术迅速全方位地融入了信息时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快捷、低成本、高度自动化的数字摄影器材和高速发达的互联网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影像的制造者、传播者和享用者。数字成像技术让曾经辉煌100多年的感光胶片逐渐淡出市场，现代科技冲击着传统的摄影理念，也印证着一个新的影像文化时代的到来。
在摄影艺术自身的发展中，艺术类、纪录类、商业类摄影各自的发展轨迹奠定了它们的地位。艺术摄影以唯美为主要价值取向，纪实摄影直面社会、关注人生，商业摄影则体现着客户的需求和市场的利益。近年来，摄影和观念艺术相结合，与美术、装置艺术、人体艺术等日益交融，出现了一股观念摄影创作的热潮。
党和国家对摄影工作越来越重视，摄影人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服务大局，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奋斗。全国各级各类摄影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摄影队伍从以职业摄影工作者为主的少数群体迅猛扩展到以业余爱好者为主体的我国最庞大的一支文艺大军，也是世界上最壮观的一支摄影队伍。
今天，摄影已不再是高深莫测的职业技术，使用数字相机甚至拍照手机随时随地记录多彩的世界，成为中国人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我国的各个摄影门类逐步发展，在世界摄影艺术之林中都正在取得属于我们的一席之地。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国摄影艺术节等重要的品牌活动先后创立、巩固和发展，新兴的摄影艺术节、摄影策展人、影像艺术画廊、影像艺术品拍卖等新事物纷纷涌现。摄影艺术的功能也逐步在记录、传播、审美、实用和表达等诸多方面不断拓展和完善。
新中国60年，摄影艺术空前地大发展大繁荣，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也成为当今世界上摄影创作的强国、影像消费的大国，引起国际摄影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关注。
摄影，见证了伟大祖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光辉历程，描绘了人民群众投身国家建设的绚丽风采，反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壮阔图景，歌颂了祖国的锦绣山河，展现了丰富的人文风貌，也折射出影像观念和审美理念的变化，构建出共和国影像的集体记忆。当我们回顾新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道路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与中国社会的变革密切相关，既有动荡和曲折，也有发展和辉煌。从摄影的内容、形式，到器材生产、营销方式，从摄影的普及和队伍的壮大，再到今天它在国家和百姓生活中的影响与作用等等都在不断的承传创新、与时俱进之中。
60年来，摄影艺术伴随着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成就。广大摄影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与人民心连心、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高擎民族精神的火炬，吹响时代进步的号角，通过独特的艺术方式讴歌人民、昭示光明、凝聚力量、鼓舞人心，激励亿万人民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新中国的摄影事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摄影人才，留下了一幅又一幅珍贵的共和国影像史料。实践充分证明，我们的摄影队伍是一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的队伍，是一支锐意进取、富于创造、乐于奉献的队伍，是一支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甘共苦、值得充分信赖的队伍。历史将永远铭记广大摄影家、摄影工作者和爱好者的伟大创造和杰出贡献！
从组织健全到队伍壮大
新中国初期，摄影人员稀少，力量薄弱，基本以职业摄影工作者为主。为数不多的摄影爱好者，不少又受“排烦遣愁，消忧忘虑，养成优美人生观，研究精美摄影术”的影响，摄影兴趣多限于家庭。而职业摄影工作者更多是分布在报刊单位，功能和手段也相对单一，图片宣传往往又处在一个从属文字报道的地位。同时，摄影又因相对独立的艺术劳动，缺乏组织，更难形成规模力量，所以，新中国初期摄影的社会影响和作用难能有大的作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摄影事业也蓬勃展开。首先是新闻报刊单位成立了摄影组，有关宣传单位和工青妇等组织也开始配备摄影人员。国家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1950年开始举办不定期的摄影讲座，场场爆满。1952年初，中央决定新闻摄影局划归新华社，同年4月1日，新华社摄影部正式成立。1955年，由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美术家协会等单位发起，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全国摄影展览，观众反响热烈。1956年7月3日，新华社人像室主任郑景康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成立中国摄影学会的建议，时任中国文联秘书长的阳翰笙，在北京东四头条自己家的二楼会客室，邀请首都摄影界部分同志商议并成立了中国摄影学会筹委会，担任筹委会主任的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提出，由新华社摄影部、《人民画报》社、《解放军画报》社三家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摄影学会。
1956年12月19日至22日，新中国的第一个全国性摄影组织——中国摄影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宣告成立，104名代表出席了大会。由新闻摄影记者和宣传工作者、照相馆服务人员、部队和文化、群众艺术等部门的专职摄影干事等组成的摄影队伍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大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首任中国摄影学会主席石少华在会上作了《组织起来，为繁荣我国的摄影艺术创作而努力》的工作报告。中国摄影学会创办之初就将“团结全国职业和业余摄影家，繁荣我国的摄影创作”作为中心任务之一，大会庄严地宣告：“我们将要成立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具有全国规模的摄影组织——中国摄影学会。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世界的持久和平而斗争。”
随着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广东等省、市、自治区也纷纷成立地方分会。1979年，中国摄影学会恢复工作并更名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后，按照中国文联部署，1993年，中国摄协各省分会改成省摄影家协会并为中国摄协团体会员。
上世纪80年代初，以“四月影会”为先导，各种民间的摄影群体和组织纷纷涌现，陕西群体、上海“北河盟”、上海青年摄影学会、广州“人人影会”、厦门的青年摄影群体和北京的“裂变”群体等均曾风行一时。90年代以来的河南摄影群体、云南人文地理摄影热潮和广东摄影现象等的影响力更是持续到今天。他们的民间姿态为新时期的摄影发展注入了活力，许多摄影爱好者通过参与摄影活动进入职业队伍，更多的摄影爱好者则通过参与摄影活动，陶冶情操，繁荣艺术，推动创作。中国摄影家协会更多地吸纳各方面有志之士，已成长为以非职业摄影家为主体的世界最大的摄影组织之一。
随着新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摄影新技术、传播新手段的出现，摄影开始进入千家万户，职业摄影工作者和业余摄影爱好者人数迅猛增加，摄影界不仅出现了许多全新行当，而且队伍迅速扩大。中国摄协工作人员由当初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近300人，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工作人员最多、服务载体最丰富的摄影组织。会员人数由最初不到200人，增加到今天的近13000人，其中非职业的摄影家占多数。中国摄影人遍天下，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现他们的身影——用相机记录自己对世界的感受。
中国摄协办公场所的变迁，也折射出中国摄影事业的不断发展。1956年12月中国摄影学会成立时，没有自己的会址，借用北京王府井12号新华社郑景康的人像摄影室办公，当时工作人员只有7人。1958年，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支持和北京市房管局的帮助下，无量大人胡同24号（现红星胡同61号）划拨给中国摄协，当时有一栋三层小楼和十几间平房，占地900平方米，曾经的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故居更使无量大人胡同名扬四海。1986年，中国摄协工作人员已近百人，为改善办公条件，重建1900多平方米的两栋小楼。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历经9年的积极努力和艰苦谈判，经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批准，中国摄协与北京东城区政府和华富金宝房地产开发公司正式签署合同，将搬至北京古都风貌保护区——东城区东四十二条胡同内5000平方米的办公楼，成为中国文联11个全国文艺家协会中最大的办公场所之一。
1983年以来，先后有中国体育摄影学会、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中国人像摄影学会、中国华侨摄影学会、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中国女摄影家协会等全国性摄影组织以及各行业摄影协会相继成立。如今，大到中央国家机关，小到企事业单位，全国上下纷纷成立自己的摄影组织，这支庞大的来自基层的业余爱好者队伍，为摄影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独特和重要的贡献。
从记录时代到服务大局
随着党和政府对文艺事业的关心和重视，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各级摄影组织积极发挥“联络、协调、服务”职能，摄影事业紧跟着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许多摄影人更加关注社会生活，把自己的兴趣与时代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许多重大的历史时刻，中国摄影人义不容辞地站在时代前列，用手中的镜头为时代写真，为人民留影，自觉地书写着共和国的历史。1959年，在全国摄影家通力合作下，共有172位摄影记者的作品，入选了为共和国10年大庆献礼的巨型画册《中国》（尺寸为30×39×6.5厘米，重达8公斤），向中外读者全面展示了新兴的社会主义中国成立10年来的伟大成就，也彰显摄影在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史上的独特作用。著名作家老舍惊叹道：“这是用照片组成的一部解放史诗啊！”并在1960年第2期《中国摄影》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颂＜中国＞画册》。1986年，为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中国摄影出版社、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和澳大利亚洲际出版公司联合出版大型画册《中国·长征》，成为业界的一件盛事。1995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图片中国百年史》，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类奖，1997年起推出的《老照片》系列丛书掀起了“老照片文化热”，被评选为“新中国出版业五十年间的五十件大事”之一，而由此引发的“图书出版的图片时代”更被称为“老照片”现象。许多摄影爱好者长时间专注于自己生活场景的记录，也成就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摄影作品，成为新中国历程中最细腻最温馨的见证。2008年12月16日至28日，中国摄协等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主办的《记忆30年》大型摄影展览，以数百幅来自民间的影像，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2009年10月9日至19日，中国文联、中国摄协又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主办了同样以来自于民间的影像资料，展现我国56个民族共同走过新中国60年历程的大型摄影展览《中华全家福1949-2009·56个民族共同走过》，中央电视台等100多家新闻媒体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在展览期间共有300余万中外游客观看，为新中国的60华诞献上一份厚礼。
回首历次重大事件，总有经典的影像留存。从解放初期人民的幸福生活到今天变幻多样的丰富世界，从小岗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到新中国每一项基本国策的落实，从社会运动、生活新闻到抗击非典、抗震救灾，从一个个重要的活动到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量的影像汇集成河，为共和国的历史留存下诸多珍贵瞬间。据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表现抗震救灾题材的摄影画册就出版了100多本。今天，摄影已在社会各个层面和百姓不同生活中广泛应用，摄影功能日益多元化，影像表现日益多样化：记录特质进一步明确，传播意识进一步增强，审美功能进一步彰显，现实应用更为多样，表达手段更加丰富。摄影已成为最为普及、最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同时在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各地各行业对于照片影像资料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甚至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有意识地征集和接受优秀的社会历史纪录类影像作品。而2008年底，中国摄协在表彰抗震救灾优秀摄影家之际，促成了中央档案馆首次单项成批量收藏摄影作品——100多幅记录新中国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汶川大地震的珍贵影像，成为这段特殊历史的难忘视觉记忆，永远留存在共和国的档案里。同时，在祖国遭遇艰难时，摄影人又向灾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一份爱心。中国摄协一次性捐款100万元，摄协员工和会员捐款50万元，全国摄影行业相关企事业单位等捐款捐物近亿元，这在中国摄影史上是首次，更加激发了广大摄影人的使命感，中国摄影的形象和影响进一步提升和扩大。
时代的发展使许多摄影人开始关注社会的不同层面、不同角落，以多样化的承载和传播形式，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感受，记录这个巨变中的时代。在这一变化中，不能不提新闻摄影的变革和纪实摄影的兴起。1986年2月，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在新华社摄影部召开的国内摄影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文字报道和摄影报道是新华社向世界性通讯社腾飞的‘两翼’”的重要思想。1990年，在银川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报纸总编辑、摄影记者、图片编辑理论年会，强调“图文并重，两翼齐飞”的传播理念。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传媒界逐步重视影像传播的价值。《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人民日报华东版、《大众日报》、《北京青年报》等最早将图片画刊版面改版为报道摄影专版，《中国日报》创办之初便在头版使用巨幅照片，图片真正在新闻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传媒界逐步认识到：仅重视图片不能成为一张好报纸，但不重视图片一定不能成为一张好报纸。进入新世纪以后，借鉴国外媒体先进实践经验，新兴的晚报、都市报媒体开始整合视觉传播资源，设立图片总监、视觉总监，成立图片中心、视觉中心，开办图片网站等，新闻摄影开始转向建立科学有效的视觉传播体系。伴随着国力的增强和新闻摄影意识的发展，中国的新闻摄影已经开始与世界接轨。
新华社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仅派出11名摄影记者，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派出20余人，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则派出了97人的摄影报道团队，可以说这是新华社首次与世界三大通讯社（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在奥运会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同台竞争。北京奥运会上，新华社关于开幕式的第一张照片先于国外通讯社2分17秒发出，开幕式当天共发图片稿件3000多张。在整个北京奥运会期间，由新华社向世界首发的夺金照片达到奥运会全部夺金照片的90％以上，在众多国际著名媒体的奥运传播激烈竞争中，我国取得了精彩而辉煌的业绩。新影像技术、新传播方式的出现，也向职业摄影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盼。
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也对摄影的印证功能提出了挑战，“周老虎”、“刘羚羊”等成为社会热点的假新闻照片事件的发生，也引发更多人对影像真实性的思考。
从1952年摄影家阙文拍摄的《我们热爱和平》开始，包括雷锋等知名人物肖像在内的许多经典摄影瞬间，成为中国人印象至深的时代烙印，在不同时期内起到了重要的鼓舞作用。《我们热爱和平》1952年6月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随后被印成500万份宣传画，甚至张贴在抗美援朝战场的坑道里和布满了铁丝网的战俘营中。雷锋作为新中国历史上最受拥戴的英模人物形象之一，生前被摄影家留下了大量的影像资料，摄影艺术的表现和传播为雷锋在全国人民心中树立起崇高的形象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我要上学》中大眼睛女学生形象，被定为中国青基会的希望工程形象标识，最广泛地传播到人们的视野里，感动了整个国家和民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2008年，《敬礼娃娃》《十三人抬一人》等新闻摄影佳作又被制成各类宣传品，成为中国人民抗震救灾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摄影媒体开始全面译介海外的“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开始，纪实摄影作为一种摄影门类在中国经历了从表现和平到见证战争，从关注乡村到聚焦城市，从客观记录到带有更多主观表达，从发现新题材到提出更加宏观课题的转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从1986年举办的《十年一瞬间》和1988年的《艰巨的历程》，再到2003年《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等摄影展，都一次次有力证明了影像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而纪实摄影与报道摄影、新闻摄影等摄影类型的概念区分，经历了几代摄影理论工作者的努力，目前已基本形成共识。
1978年夏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的廖承志，在北京接见以陈复礼为团长的“香港摄影家赴黄山创作团”时指出：“摄影可以为旅游事业开路，国家迟早会开放旅游事业的。”廖承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前，从摄影与旅游的角度，透露了国家要改革开放的信息，令摄影家们十分振奋。1980年春，陈复礼等摄影家到尚未开发的湖南张家界创作，其作品在香港《中国旅游》杂志发表后引起读者的极大关注，摄影家和游客纷纷前往昔日冷清的湘西山寨。由于张家界当时没有旅馆，连林场仓库的顶棚都住满了摄影家和游客。随后，摄影伴随着对外开放和旅游事业的发展，向世人展现一个个的新美丽。
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读图时代，旅游经济的腾飞为摄影艺术提供了巨大的舞台。以表现地方风景风情和旅游资源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开始在经济发展和对外宣传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1989年中外合作的“中国一日”和1991年我国举办的“上海一日”大型采风活动，让中国的摄影家领略了一种崭新的时空记录方式，并一直在运用和发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5年至2007年先后与中国摄影家协会合作，举办了“百名中外摄影家看西藏”和“中外摄影家镜头中的四季新疆”等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和良好的影响。河南省焦作市由资源枯竭型城市向新兴旅游城市转变的过程中，摄影起到了重要作用，更创造了“摄影也是生产力”的全新理论。全国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都在同各级摄影团体和各类摄影组织合作，举办以地域范围或行业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征集和展览活动，一些地方还积极参与主办了全国性或国际性摄影节庆活动。张家界、九寨沟、元阳梯田、江苏周庄、河北坝上等风景区正是借助摄影的宣传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山西平遥、浙江丽水、广东连州、贵州都匀、云南大理等地通过摄影节庆活动，社会影响在全国迅速扩大，旅游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并且在国际艺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云南的元阳梯田是一千多年来当地农民以食为天的基本耕作资源，上世纪70年代，摄影家将其表现为丰富的线条和优美的光影，随着摄影作品的传播被世人关注。法国著名摄影家阎雷在新加坡看到一幅反映中国元阳梯田的精美照片，于1992年2月开始先后多次访问元阳，共拍摄近万幅照片，还制作了一部电影和一部图书。电影在38个国家放映，照片在50多个国家的地理杂志和有关刊物上发表数千幅。1993年，元阳梯田被法国报刊评为“年度新发现的7大人文景观”之一。现在，元阳已成为国内外摄影家和游客所向往的圣地。据当地政府统计，2008年，元阳梯田旅游共接待游客58万人次，同比增长40.18％，其中，外国游客2.73万人次，同比增长62.78％，实现旅游总收入约3.96亿元，同比增长41.72％。过去十分普通、无人留意的农民庄稼地，今天则成了名扬世界的著名旅游景观，不仅收取门票，还进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预备名单前5名。
中国摄协一向致力于发挥摄影独特作用，为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服务，推动地方旅游经济发展。丽水是浙江省经济最欠发达的地区之一，通过近年连续举办国际摄影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和艺术家前来游览和采风，旅游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2006年、2007年和2008年当地旅游收入分别比上一年度增长32％、33％和40％，2008年到丽水的游客数高达1200万人次。正因看到了摄影具有的巨大感染力，一些景区和地方特意为摄影人提供采访便利，或不惜重金举办高额奖金的活动以吸引更多摄影人前来拍摄。近几年，世界不少国家的旅游部门也多次邀请中国摄影家到本国拍摄，进而推广其旅游品牌。在2009中国·丽水国际摄影文化节上，云南大理州委常委、宣传部长率领其所属12个县区的宣传部长共22人的考察团，到丽水参观学习取经，决心把第二届大理国际影会办得更加辉煌。面对万名观众参加的第十三届国际影展颁奖晚会，欧州职业摄影师协会主席惊叹：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摄影颁奖盛典。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活动，是中国摄影事业繁荣发展的强劲动力，也是中国摄影文化独特于世界摄影之所在。
影像具有形象、真实、生动和快速浏览及轻松观看的特点，可以使人在短时间内对某一事物迅速地获得感知。在社会竞争激烈和生活节奏快捷的时代里，影像自然成为人们喜爱的阅读方式，其用光线绘画的特点，要求摄影者更多地到大自然中完成创作，这又给现代的城市生活带来一种修身养性的高雅方式。摄影在被广大的百姓喜爱和实践的同时，各级政府和组织也敏锐地认识到其具有从人才培养到理论研究的独特传播价值，广大的摄影组织积极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各种活动，这使中国的摄影人赢得了其他国家和地区摄影家所没有的独特机会和广阔舞台。通过众多丰富的活动，提高了技艺，普及了摄影，增强了影响，收获了尊重，也拓展了摄影家的社会责任。
2006年3月，**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撰写《摄影艺术在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一文，首次以文件形式阐释并肯定了摄影的重要作用。
从人才培养到理论研究
新中国成立前，平民大学、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首开摄影课程，但摄影作为一门照相技艺，更多则是依赖师徒的口传身授。战争年代开办的摄影训练班，为新中国的摄影事业开拓做了重要的人才准备。
新中国建国之初，在百废待兴且缺乏摄影教育经验的情况下，专业化的摄影教育一度没有拓展，仅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新闻学系开展了作为辅助性课程的摄影教学。直到１９６０年长春电影学院设立本科摄影专业，新中国的高等摄影教育才开始起步。而只有一个高等院校设有摄影专业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８０年代初。
在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之后，面对当时专业摄影教育落后的状况，中国摄影家协会在恢复活动不久便积极主动地担当起了摄影高等教育的组织者和推动者。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１年，中国摄协开办了面向全国的第一期、第二期摄影干部讲习班，为众多新闻宣传单位培养了摄影骨干。１９８４年又开办了中国摄影函授学院（后更名为北京摄影函授学院），学制一年，全国招生，以摄影理论、摄影技术、摄影艺术为基础学科，对学员实施函授教育和短期培训教育。近３０年来，摄影干部讲习班和摄影函授学院共培养了１１万余名学员，其中相当一部分成长为摄影界的骨干力量，许多人成为著名摄影家，还有一些人已经在各个重要岗位担任领导职务，他们为推动中国摄影文化发展乃至社会全面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1983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与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开设了摄影专修班，它开启了改革开放后摄影高等教育的先河。1985年，中国出现摄影教育蓬勃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有９所高等院校和解放军举办了各种层次的高等摄影教育，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江西大学、鲁迅美术学院、武汉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学院、汕头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和解放军摄影函授学校。这些学校为新时期的中国摄影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许多学生还成为今天摄影教育事业的重要师资力量。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和整个９０年代，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摄影教育开始进入全面发展状态。目前有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社会教育等不同的形式，有研究生、本科、中专等不同的层次。设立摄影院系或摄影专业的高等院校已经达到１１０所左右。
与摄影教育工作起到相同作用的还有摄影理论工作。摄影理论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摄影理念的传播者、中外摄影文化交流的使者、摄影事业的推动者和引导者的角色。１９６０年中国摄影学会就成立了理论研究部。１９８０年１２月至今，中国摄影家协会创办的中国摄影理论年会（研讨会）已成功举办九届，对推动和引领摄影事业发展起到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８０年代，一批出身于摄影创作或媒体编辑行业的年轻人开始了自己的理论探索。中国摄影家协会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在安徽省芜湖市召开的全国摄影创作会上，关于创作与理论的探讨，让很多人看到了摄影智慧的光芒，让那个年代成为中国摄影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关于纪实摄影的理论研究，开始大量出现在海外就学的中国人翻译的国外摄影界现状和思潮方面的文章。其他一些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开始进入摄影界，为摄影理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上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中国摄影家协会组织编写的《中国摄影史》，今天仍是关于中国摄影的最全面宏观的史论研究成果之一。在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中国摄协成立５０周年之际，《共同走过》《往事如歌》和《摄影中国》等图书的出版更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摄影发展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梳理。２００７年召开的第八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提出倡导摄影史研究的课题，引发新一轮中国摄影史研究高潮。重新调整充实的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集纳了国内摄影理论研究的各方优秀人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梳理本地摄影史料的角度入手，进一步重视摄影史研究工作，广东省摄影家协会借成立５０周年之机编纂出版的《广东摄影艺术志》等四本图书，成为地域摄影理论研究的重要文本。在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前夕，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口述影像历史》丛书作为中国摄影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国珍藏新闻历史文献数字化集成工程的启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有计划地梳理摄影史，也是第一次集中抢救影像资料的工程。
众多的摄影报刊成为理论探讨、发表评论的重要载体，积极影响着中国摄影事业的健康发展。２００５年８月，刊发在《中国摄影报》上的一篇答影友问的文章《从“美”的误区里走出来》引发摄影界关注，并进而与“清算风光摄影”的相关文章一起，引发关于风光摄影的大讨论。《中国摄影报》以将近２０个版面的篇幅刊发各方意见，让讨论持续两年多，其他摄影媒体也跟进召开了专题研讨会，让风光摄影在一个时期之内成为全国摄影理论评论的最热门话题，也使更多的人清楚了风光摄影的存在价值和创作方向。进入新世纪后，互联网上的争鸣、讨论等开始兴盛，博客、互联网论坛等成为新的摄影理论研究、观点论争的阵地。但与我国蓬勃发展的摄影创作和庞大的摄影队伍相比，摄影理论评论工作的基础仍显薄弱。
从艺术创新到商业开拓
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理念为摄影艺术在中国的普及提供了肥沃土壤，传统的美学思想为摄影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理论指导，丰富的人文自然景观和壮丽山河为摄影人造就了丰富的创作对象，社会的快速发展为摄影人提供了无尽的拍摄题材。
新中国的成立，使得艺术摄影的花朵开始在新土壤里生根发芽，许多用于传播的摄影作品也带上了或多或少的艺术特色。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摄影界产生了大量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现实题材摄影作品，它们既具有艺术摄影的品格，又带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1979年4月5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的第一次《自然·社会·人——摄影展览》开展，20天内接待观众7万余人。它如同摄影艺术园地里的一簇清新的报春花，与之前的样板式摄影形成鲜明反差，作为策划人之一的王志平在展览前言中所写的“摄影，作为一种艺术，有它本身特有的语言”更像是摄影艺术特质的回归和走向多样化的宣言。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香港华人画意摄影的辉煌时期，他们的作品在国际影赛中频繁获奖。改革开放后，港澳地区兼容了东方文化传统和西方沙龙风格的艺术摄影作品广泛传入内地，从南往北影响了内地的摄影风气。1979年7月14日，香港知名摄影家陈复礼的摄影作品展览在北京举行，其画意影像风格曾风靡一时，他提出的“风景摄影要重视中国画的传统”及“影画合璧”等的主张，极大地影响了我国摄影艺术的发展。其后，借鉴中国画传统的意境、心象等说法，用光影刻画真善美，中国自己的摄影美学理论体系开始形成。受其影响，中国风光摄影与传统山水画一脉相承，人物表现沿袭传统人物绘画的手法，重神似胜于重形似。传统的审美情趣奠定了中国艺术摄影的美学标准，一直影响到今天。西方年轻的摄影术和中国悠久的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中国独有的艺术摄影特色。这种既符合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理念，又满足大众审美趣味，与日益增长的人民大众精神文化相吻合的唯美风格，发展成为蔚为壮观的广大业余摄影爱好者的主要创作潮流，包括今天如火如荼的风光摄影，都带有显著的民族文化特征。
“观念摄影”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作品呈现着非常强烈的主观意味，题材大胆、影像另类、语言辛辣，中国摄影界对观念摄影的态度，从批判到接受到认可其成为摄影艺术百花苑中的一枝，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如今，沙龙摄影与观念摄影等艺术摄影类别开始更多相互交融，一些传统的摄影师也开始尝试全新的摄影手法和主观化的影像表现。在观念摄影创作中，摄影不再是一种客观记录的手段，而是主观表现的载体，其形象化的思想、独到的创造和丰富的想象，成为观念摄影创作的核心，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亦成就了艺术家无限表达的可能，市场的关注更推动了观念摄影的发展。作为摄影艺术一种新的表现样式，观念摄影丰富了摄影的语言，强化了摄影的功能，拓展了摄影的空间。
1988年8月，安徽科技出版社推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人体画册《人体摄影》引起巨大反响，第15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的金奖作品《太阳与人》也曾引发摄影艺术创作方式的大讨论。人体摄影从“洪水猛兽”到被有限度的尝试，从新世纪初的过热到目前的反思潮流，见证了人们对摄影艺术的理解和观念转变的进程。
摄影艺术创作的多样造就了影像表达的丰富。有评论家认为，中国的摄影和中国的社会一样，目前刚刚进入一个多样化的时代，摄影已成为大众的书写工具和阅读方式，照相机已成为一件普通的“日常用品”，人人都有摄影的权利，人人也都有摄影的可能。高不可攀的“摄影艺术”如今已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摄影比赛、创作班是繁荣摄影艺术、培养和发现优秀摄影人才、提高摄影创作水平、推动摄影事业发展的重要形式。2009年，仅在摄影报刊、网络上公开举办的各种专业摄影评选、比赛和展览就达700余个，一次比赛的单项奖金有的已高达20万元，一个展览的全部奖金最高的超过100万元，这在全世界的影赛中也是极为罕见的。一年中全国各类创作培训班达到680余个，从初级到高级，从国内到国外，从地上到天上，从北极到南极，层次各异，种类繁多，满足着日益增长的大众文化需求。
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科技的进步和摄影器材的普及，读图时代的到来和旅游产业的兴起，让摄影成为人们最喜闻乐见并易于操作的一种艺术形式，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方面，摄影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群众性摄影热潮的兴起，极大地推动着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和提高。摄影既便于欣赏又易于实践的特性，使其独立于其他艺术门类。
商业摄影正式见诸摄影活动文本是在2002年的第20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征稿与评选中。但商业摄影早就存在，而且是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的主要形态——照相馆。哲学家认为照片所呈现的人物，不仅记录了生命的存在和证明了人际关系，还缓解了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并能满足人们念故怀旧之情以及神情上的向往。作为服务行业，商业摄影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可以说，今天的人们无一可以脱离影像的记忆。
1956年公私合营，照相馆所有权由私人变更为公有，改革开放后，国有照相馆逐步经过股权合作，又变更为私人所有。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港资和台资的婚纱影楼，从经营理念到服务形式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大的照相服务网点应是北京天安门照相组，据他们1973年统计：每天要为几千个工农兵在天安门前留影服务，节假日一天甚至超过万人，每年至少要拍200万人次。经历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曾经是市场服务主力、也是与人民大众生活联系最密切的照相馆逐渐消失，从拍摄证件照、肖像和全家福到“文革”后期出现的以风景名胜为背景的留念照片，到后来变成了几乎清一色的台湾风格婚纱影楼，这是摄影各门类中最具颠覆性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是人像摄影行业大发展的阶段，据1992年商业部饮食服务司统计，全国共有9万多个照相网点，20多万从业人员。到2004年，根据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发布的行业数据，全国已约有45万家摄影企业（包括影楼、冲扩店和器材销售店），从业人员约550万至600万（技术员工约占40％），年营业额900多亿元。十多年前，中国年营业额上千万元的照相馆可能只有上海王开照相馆一家，如今营业额上千万元的摄影企业在每个大中型城市都有数家，年营业额过亿元的婚纱摄影企业也有多家出现。人像摄影的全行业营业额1992年时仅数亿元，目前已达到1000亿～1200亿元。新中国初期的结婚照也就是简单的俩人合影，只需花费几角钱，在上世纪80年代婚纱摄影进入内地后，拍一套也就是百元左右，如今在大中城市一份婚纱照的消费额一般在5000元左右，顶级豪华的套拍消费可达数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婚纱人像摄影已成为一项前景广阔的产业，拥有了一支从业人员最多的职业摄影师队伍。人像摄影也从简单的服务，逐步发展到配套和关联企业，进而带活了婚纱生产、销售、租赁甚至婚庆等相关产业。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现我国每年婚庆产业消费为4000亿元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总产值的2.5％（婚庆产业涉及摄影等60多个门类），每年800多万结婚队伍中，第一选择就是拍婚纱照（88.4％），其次是到酒楼办席以及外出旅游。
广告摄影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应运而生。改革开放前实行计划经济，产品供不应求，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广告摄影。因此广告摄影在我国是最年轻的一个摄影门类。1983年，全国出口商品广告摄影展览在北京首次隆重举办，摄影人的镜头开始关注经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广告摄影工作室和个体广告公司首先在深圳出现，90年代广告摄影开始广泛应用。2005年后，广告摄影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各大城市的广告公司数量和从业人员激增。以上海为例，2005年广告公司数量约2000家，到2007年已发展到10000家，目前已达26000家，竞争更加激烈，而且来自国外的摄影师也纷纷加入上海广告摄影的队伍，而中国目前广告公司总数已约有11.8万家。广告摄影也从过去的简单拍摄，发展到现在的前期策划、创意、摄影、修图到设计出版的系统产业链，各自的定位也更加细化、专业。
广告摄影无论在技术还是艺术上都有较高的市场准入条件，是摄影队伍中最具实力的大军。由于起步晚，发展快，目前对市场规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职业教育有着更新的期待，对理论引导和评论分析也凸显了更大的渴望。
从摄影创作到影像创利
改革开放前制约摄影艺术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对其他各个艺术领域，摄影需要巨大的成本。照相器材的高昂价格让许多人望而却步，而有相机之后的材料消费更是无法控制，所以摄影圈有句戏言：要想让他成为穷光蛋，就让他去当摄影家。这也是很多人对摄影“奢侈”定义的理解——它耗费财力，却无法创造价值和取得利益回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机作为一种消费式娱乐的工具已经被大众广为接受，数字时代的到来，让摄影人后期的开支得到很好的控制，生产胶卷的企业再也找不回昨日的辉煌。即便如此，用摄影技能赚钱来为自己的摄影创作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在20世纪还只是一个美好愿望，但是到了21世纪，这一点已经或正在变为现实；即使衣食无忧者，也希望摄影作品可以创造经济利益，以获得成就感和证明影像的价值以及作者的尊严。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摄影学会广州分会（广东省摄影家协会前身）利用从事照片扩印制作的收入购买了自己的办公场所，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摄影人市场意识的萌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摄影图片的市场价值得到彰显，摄影人的市场意识也开始苏醒，摄影产业逐步兴盛。1992年，我国摄影组织自筹资金建设的第一座摄影建筑——深圳摄影大厦落成。国家第一个经济特区摄影文化的发展，曾强烈地吸引着摄影人的目光。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内地最早的以民间资本创立的企业图片库——黑星正片（后更名为美好景象），开始以代理国外图片资源的国内使用为业。世纪之交，无限图片网FOTOE、中国图片库（IC传媒前身）及CFP视觉中国等图片库的创建，使得中国图片市场迅速发展起来。随着互联网兴起而出现的这一图片库热潮，以2002年前后其中一部分随着互联网投资过热而消失。此后，图片库的发展进入理性阶段，新华社创办了中国图片总汇，包括《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新社及部分地方报纸在内的多家媒体同样创办了自己的品牌图片库，开始利用广大摄影工作者以及摄影爱好者的作品，建立影像财富，拓展传播价值。
进入新世纪以来，摄影作为当代艺术的主要媒介和方式之一，备受全球艺术家的青睐，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使人们更加关注中国艺术。画廊行业随着艺术品市场的兴起在中国遍地开花。1988年在北京开业的“海蓝云天”摄影画廊和2001年在上海出现的“原点”摄影画廊，虽然坚持两年之后最终关门，却开启了摄影专业画廊的先河。此后，“百年印象”等一批摄影画廊随之兴起。目前，在北京的798艺术区内，专业的摄影画廊已达十数家，而北京还于奥运之前建起了亚洲最大的图片产业基地——竞园。画廊为许多摄影人的作品走向千家万户开辟了一级市场，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上海美术馆等机构也开始有偿地收藏摄影精品。在2001年的首届平遥国际摄影节（2002年后更名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上，法国国家摄影中心等机构收藏了中国摄影家晋永权、于东姝（慕辰）等人的作品，此后，“图片交易”成为各个摄影节的一项重要的内容。许多国际买家悄悄地进入中国，收藏影像作品的“原始股”。
2003年年末，台湾摄影大师郎静山的数幅摄影作品以每幅3万至5万元的价格被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成功拍出。三年之后，该公司又主办了中国第一个影像艺术品拍卖专场，一时间群情振奋，摄影界全面进军市场的号角开始吹响。珍贵的历史影像、经典的纪实照片、新近的当代艺术影像作品、优秀摄影家的代表作等，均走上艺术品拍卖台，成为近两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目前，国内影像作品拍卖价格的最高纪录是一组6幅国外摄影家拍摄于19世纪中叶罕见的圆明园、颐和园老照片，成交价为95.2万元。此前，郑景康拍摄、陈石林制作的一幅《毛**标准像》，拍得72.6万元。进入新世纪后，郎静山等中国早期摄影家的作品价格不断水涨船高，但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作品来说，许多经典摄影作品的价格被相对低估。有关人士认为，目前是收藏摄影作品、尤其是中国原创摄影作品的最佳时机。近期，虽然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市场脚步有所减缓，但中国摄影艺术品市场逐步迈向成熟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摄影艺术收藏人群也正在酝酿形成。
随着市场观念的形成，摄影人的法律意识和版权意识逐步提高。近年来，摄影作品侵权案件时有发生，许多摄影人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不懈努力下，2008年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获国务院批准成立，其作为世界少有的摄影专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它将在图片市场的规范和图片著作权管理方面探索如何更好地为广大摄影人服务。
中国摄影出版业日渐发达。许多非摄影专业出版社也纷纷推出了多层次、多种类摄影书籍，以满足市场需求。
摄影网站商业化程度前所未有。蜂鸟网、色影无忌、佳友在线、中国摄影在线等专业摄影网站异军突起，它们立足市场，实行商业化运作，走出了一条成功发展道路。一些海外的媒体品牌也通过版权合作等进入中国的摄影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从相机生产到器材消费
1844年，清朝科学家邹伯奇制成中国第一架照相机之后，民国时期也曾有少量的相机生产，但因其工艺落后，没有形成生产规模。1949年以前，我国摄影器材完全依靠进口。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台相机的设计生产是在1956年，由北京大来精机厂（次年更名为北京照相机厂）仿制德国徕卡生产的“大来”135相机；同年，天津照相机厂公开发表了我国仿日本玛米亚的“七一”牌中片幅折叠相机。此后至1960年，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广州等地相继成立照相机生产企业。1949年6月，我国感光材料工业先驱林希之在广东汕头研制出中国第一张相纸，1952年以“公元”品牌投产。1958年，上海数家照相纸厂合并建成了上海感光胶片厂。1965年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为照相机镜头的光学等级制定和颁布了《照相物镜鉴别标准》，使我国照相镜头的生产进入新的时期。1985年我国大城市的家庭相机普及率已近10％，1987年“乐凯”等国产彩色胶卷产量已逾一千万卷，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已有照相机生产厂家75个，彩扩设备及照相器材生产厂家70多个，国产的彩扩设备也曾一度占有巨大市场份额。今天中国大中城市家庭相机的拥有率在80％以上，但目前的摄影器材市场已是日本厂商和欧美品牌的天下。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改革开放前的器材消费以政府或单位公款采购为主，发展到今天连普通游客也可自备一套数字单反相机去拍摄采风的个人消费热潮，相机已开始进入千家万户，加上手机拍摄功能的充分发挥，可以说，超过半数的中国人都拥有了摄影创作的机会和条件。
在摄影器材主流市场被国外厂商占领的今天，国内厂商却在生产摄影附属产品方面风头强劲。譬如三脚架产品，国内的伟峰、百诺、思锐几大品牌已昂然挺立，不仅占据国内三脚架市场的半壁江山，而且行销世界各地。国产摄影包产品的销售也与国外产品平分秋色。而影室灯具等产品更是国内产品的天下。外国客商到中国采购中国品牌的摄影附属产品，在每年举办的摄影器材博览会上，成为一道风景。
上世纪中期，我国各地的光学仪器和摄影器材厂商推出的众多相机，多是仿造欧洲品牌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曾是国产优秀品牌相机等摄影器材，逐渐被贸易全球化带来的具有更先进技术和性能的世界知名品牌所代替。世界著名摄影器材厂商竞相逐鹿中国市场，并在我国开设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相机生产国之一。
在群众性摄影热潮推动下，中国目前已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具潜力的摄影器材消费国。日本数字相机的生产目前占全世界产量的８０％，在今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世界最大的照相机生产商日本佳能、尼康等产品，在欧美市场销售严重下滑，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一片暗淡，唯独在中国的销售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在日本之外的世界另一相机工业发达地区欧洲，著名的哈苏、徕卡等顶级品牌相机，在全球销售排行榜中，中国市场已连续几年获得第一位。被称为奢侈产品的林哈夫相机的制造商无法满足中国市场的巨大订单。
从几十年前较为落后的摄影器材工业和销售状况，到目前与世界同步享用最好的摄影科技成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富裕是最根本的先决条件。
摄影人群的扩大，让中国的广东、上海和北京等城市都拥有了具有地域辐射能力的摄影器材城、摄影工作室和摄影培训基地等商业形态。１９９８年，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和万国友联股份有限公司等创办的北京摄影器材城，经历过十余年发展，目前营业面积２万平方米，先后为社会培训摄影师、化妆师５万多人，年销售额超过１０亿元。２００８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其销售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比往年同期增长１５％，现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摄影器材集散地之一。
2006年，在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５０周年之际，德国徕卡照相机公司和其代理商香港兴华拓展有限公司与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推出“庆祝中国摄协成立５０周年纪念版相机”，限量５０台，这也是徕卡公司成立以来批量最小的纪念版相机，随即便被抢购一空，如今价格翻番成为炙手可热的藏品。今年，徕卡再次与新华社联合推出向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献礼的纪念版相机。
中国国际照相机械影像器材与技术博览会已成功举办１２届，今年在世界经济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博览会仍有１５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７０多个厂商、经销商参展，展览规模达１５０００平方米，已成为亚洲最权威、观众人数最多的器材博览会，也是世界上最具规模的三个国际影像器材展之一。
从普及提高到品牌打造
为人民群众普及摄影艺术，不断促进我国摄影事业整体水平的提高，是各级各类摄影组织的责任和义务。在全国摄影人群体日益壮大的环境下，培育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摄影品牌，让摄影更多地得到社会的关注，让摄影的功能得到更好地彰显，成为越来越多的摄影组织和摄影有识之士的不懈追求。
作为艺术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门类，最初以造型艺术面目示人的摄影曾经被一些人视为是美术的附庸。随着摄影特性的确立和对其功能更为明晰的认知，其作为一个独立艺术门类的品质已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可。在1994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摄影作品搬上了表演艺术的舞台，摄影家徐永辉和他拍摄的叶根土一家40余年前后对比的照片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在许多主题综艺节目中，更多的摄影作品成为巨幅背景影像，构成舞台重要的视觉元素。在中国文联近年主办的“送欢乐、下基层”系列慰问活动中，向当地的英模代表和普通百姓赠送全家福照片，已成为每次活动的保留节目。北京奥运会期间，每天各个项目冠军的精彩照片故事，成为电视传播的精彩内容。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摄影作品《开国大典》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和令读者感动的影像故事。
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创立于1957年，是中国摄协最悠久的品牌之一，被摄影人亲切地称为“国展”。这项综合性展览历经50余年的发展，到2002年第20届时进行了重大变革，首次按照纪录类、艺术类、商业类三大类分别评价方式进行。随后召开的第七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对于这个分类评价体系进行了认真的学术研讨，并在理论上予以肯定。2007年第22届国展，应征参评作品超过10万幅。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是全国各类摄影比赛展览中来稿数量最多、受摄影人关注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一项摄影品牌活动。
1989年10月，为纪念摄影术发明15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40周年，首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在北京举办，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等分别题写贺信和祝辞。同时创立的中国摄影界最高个人成就奖——中国摄影金像奖，目前已连续举办了八届，从最初的创作奖和组织工作奖两类扩展成为创作奖、理论评论奖、图片编辑奖、图书奖和终身成就奖五个奖项，创作奖中又细分为三大类别的综合性摄影个人成就奖。中国摄影金像奖在摄影界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日益增加，对中国摄影事业起到积极的引导和有力的推动作用。在新中国60华诞之际，由中宣部批准，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授予陈复礼、徐肖冰、吕厚民、陈昌谦、简庆福、侯波、陈勃、袁毅平等8位德高望重、为新中国摄影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摄影家“终身成就奖”，国家领导人专程前往云南出席颁奖活动，云南卫视现场直播的金像奖颁奖晚会，收视率同比增加近百倍，全国约4亿观众共同见证金像奖的荣光，极大地激发了摄影人的使命感和光荣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文化热点。
已有近30年历史的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是中国主办的面向世界的摄影展览活动。1981年第一届国际影展共收到17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摄影家的2400余幅作品，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改革，2009年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影展突出艺术摄影特色，无论是来稿国家数和地区数（106个）、参与摄影家（8395人）还是选送作品数量（70566幅），均创下历史新高，而作品的创新程度也有明显增强的态势。今天的中国国际影展已跻身为世界三大国际摄影赛事之一。
为纪念中国摄协成立50周年，2006年12月，中国摄影界3000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表彰了一大批为发展和繁荣中国摄影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老中青摄影家，国家领导人出席并为摄影家颁奖。同时编辑出版了系列纪念图书，扩大和提升了中国摄影界的整体形象。特别是推出10位“中国摄影大师”：石少华、齐观山、吴印咸、张印泉、沙飞、陈复礼、郎静山、郑景康、姚经才、徐肖冰等，这在中国摄影史上尚属首次。近年来一年一度举办的“中国摄影界新春联谊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摄影联谊会”，也已逐渐成为凝聚力量、扩大影响的知名品牌活动。
作为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的三家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之一的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旨在为广大摄影人提供版权代理和维权的服务。这是世界上目前仅有的两家维护摄影作品著作权的专业组织之一。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自2001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了九届，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宣传窗口和中外摄影家交流摄影艺术、搭建图片交易、拓展摄影空间的重要平台。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是中国连续举办最久的国际性摄影艺术节庆活动，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摄影艺术节庆活动之一。大展以国际化、专业化、多元化和市场化为目标，积极推动由影像盛会向影像经济文化产业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摄影媒体产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国摄影家协会前身中国摄影学会成立之初，便先后创办了《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杂志，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先后创办或改刊的平面摄影媒体有《摄影世界》《照相机》《感光材料》（现改名《影像视觉》）《人像摄影》《人民摄影》《摄影之友》《中国摄影报》《中国摄影家》《摄影与摄像》《数码摄影》《映像》等，以及曾经有广泛影响的《现代摄影》《光与影》和《国际摄影》等。《大众摄影》1979年7月复刊后的发行量曾高达近30万份，2005年《大众摄影》又推出以动态影像为主的《大众DV》，开拓了数字影像媒体新领域。《中国摄影报》是今天世界上出版周期最快、发行量最大的摄影专业报。1980年3月，经国家出版局批准成立的中国摄影出版社，是我国最早的摄影专业出版机构。1983年出版的《摄影手册》和《摄影ABC》，先后再版发行32万和28万册；1986年引进的《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上下册），20多年来再版十余次，印数超过20万，经久不衰，它成为我国引进外版摄影书最早、销售最多的成功案例。这在摄影文化较为发达的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瑞士等地也无此纪录。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摄影大辞典》《安塞尔·亚当斯：传世佳作400》等成为其标志性出版物，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贵州卫视、山西卫视、广东南方电视台等先后创办了《瞬间世界》《光影再现》《影像世界》等摄影专题栏目。进入新世纪以来，又有中国摄影家协会网、色影无忌、佳友在线、蜂鸟网、迪派网、中国摄影在线、博联社等一大批网络摄影媒体开始迅速兴起，一些艺术类、数字产品类媒体也开始大篇幅刊登与摄影相关的内容。
涵盖各个摄影门类又各有侧重点的摄影专业媒体群落在我国已形成。上世纪末，全国的摄影报刊工作座谈会将各家媒体联系在一起，携手为摄影界提供扎实有效的服务。《大众摄影》《中国摄影》同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优秀期刊，同时也是摄影界仅有的两份中文核心期刊。随着国际媒体品牌的进入，互联网媒体的兴起，中国出现了许多全新的摄影媒体和摄影人聚合的网上社区，将有助于在中国形成新的摄影媒体品牌。
从走出国门到笑迎天下
如同新中国的外交一样，中国摄影界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便迈开了对外交流的步伐。1957年第一届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简称“荷赛”）创办，中国摄影学会展览部选送45人的55幅作品参赛，入选45幅。新中国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各国举办的沙龙性国际摄影比赛中，中国的摄影家们也屡有斩获，国际金奖当时已是流行语。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和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与中国友好的法国摄影家马克·吕布、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等人，或自发或受邀前来中国，为我们留下了那个年代的珍贵影像。四五十年之后，马克·吕布等知名摄影家又借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等平台，再次成为中外摄影交流的重要使者。紧随其后的，是随着摄影节热潮而兴起的国外摄影家来华交流热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摄影发达地区和中国一切变化着的城市乡村，都有国外的摄影名家悄悄地来，轻轻地走，甚至长期扎根当地，拍摄一组组有关发展中的中国影像。这些影像对于中国形象在世界的传播与树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些国外摄影组织也开始在中国谋求发展，世界上最具历史的英国皇家摄影学会（RPS），2004年在中国成立分会并开设办事处，世界上最大规模之一的美国职业摄影师协会（PPA）2009年大举进驻中国，开办培训，发展会员，开拓事业，扩大影响。
1981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加入国际上最具规模的摄影组织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FIAP）。与此同时，中国摄协与荷赛基金会等国外摄影组织的交流开始恢复，与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美国传媒摄影协会等国外摄影组织的往来开始频繁。中国的许多摄影组织不断派出对外访问交流的代表团，在国外办展、交流，甚至受国外旅游部门之邀到国外采风创作，有的摄影家还被邀为国际影赛和摄影节活动的评委或专家。中国摄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大步伐迈进国际摄影大家庭。
作为世界新闻摄影风向标的荷赛，一直得到世界新闻摄影界的关注。1988年，时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杨绍明成为第一个获得荷赛等级奖的中国人。此后，中国摄影人从数年获得一个奖项的状况持续到2009年。2009年，中国有包括一位普通摄影爱好者在内的7位摄影师获得荷赛奖项，且包括分量较重的突发新闻类单幅一等奖。这是中国摄影师在荷赛历史上获得的最大辉煌，其总成绩排于美国之后，位居100多个参赛国家和地区的第二位。其中表现2008年度抗震救灾和北京奥运的优秀作品，使我国的良好形象在国际上得到了更好的传播和展示。这些事实说明，中国摄影人的拍摄水平现在正在与世界同步，中国摄影人的理念和作品已成为世界摄影界瞩目的新焦点。2001年至2003年，中国摄影家协会牵头与荷赛基金会联合主办的荷赛大师班中国讲习班等交流活动，进一步开阔了中国摄影人的视野。截至目前，有6位年轻的中国摄影记者参加了每年一度的荷赛大师班，有4位摄影人5次担当了荷赛的评委。此外，美国的琼斯母亲奖、尤金·史密斯奖、POY等知名的新闻摄影奖项现场，也出现了中国面孔的获奖者和评委。
1988年1月5日，由荷赛基金会、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和《中国日报》社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新闻摄影展览，展出荷赛优秀作品241幅，强烈地震动了首都新闻界和摄影界，影展随后到广州、武汉、上海、成都、沈阳、西安等地巡回展出。同年11月底，由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和当代摄影学会举办的“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期间，《联系图片社新闻摄影10周年》《目击者》《世界新闻摄影30年》和《摄影术发明150周年》的展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每日观众逾万。这些来自西方的影像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使中国的摄影人尤其是媒体从业者认识了国外的新闻、纪实观念，开始了理念上的转变。
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的摄影赛事之一。评委遍布五大洲，参与者国别超过100个，许多国家的参赛事宜都是驻华大使等亲临过问指导，影赛语言超过9种，极大地方便了各国的参赛者。中国国际影展连续五届落户中国第一个“摄影之乡”——浙江丽水。由于国际影展带来的影响力和知名度，2007年，丽水成功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具有规模的摄影博物馆。国际影展在推动国际影像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创下一个新的品牌。
由中国新闻摄影学会2005年创办的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简称“华赛”），至今举办了五届，旨在展示中国在国际上的美好形象，扩大中国新闻摄影在世界上的影响，努力打造“世界水平、中国特点”。包括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和华赛在内的中国国际摄影比赛品牌正在以东方的审美观和视点，影响着国际摄影界和各国观众。
1997年，中国摄协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24届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全球代表大会在深圳举办，这是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大会。2006年，第28届国际摄联代表大会再次在中国成都举办，共有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230名代表出席大会，是国际摄联历史上参加国家和与会代表最多的一次大会，国际摄联主席万德金德对中国摄协表现出的“专业的、不容置疑的组织能力”给予了热情的赞扬。
新世纪以来，中国摄影人的步伐随着各种创作团逐步走向世界，他们不仅可以开阔视野，同时又可收获新奇，用中国人的眼光聚焦多彩的世界，以世界的多彩成就丰富的摄影作品。最不可思议的是赴南极的创作团。南极是地球上唯一一个至今没有人居住的大陆，生存困难、与世隔绝，也是世界上最难接近的大陆。26000公里行程的创作团，要在船上漂泊30天，每人的费用高达22万元人民币。但中国的摄影人创造了一个奇特的世界南极旅游探险现象：由美国探险公司组织的南极旅游项目，每次船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100余人，其中近20％为中国人。其他国家人员以中老年游客为主，而中国人则大都是披挂“长枪短炮”的摄影家，以至美国探险公司专为中国摄影人在北京特设联络服务处。
中国摄影事业和中国摄影家在国外的影响日益增大，固然得益于中国摄影本身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祖国的富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摄影界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在关注着年轻而古老的中国。目前中国摄协已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摄影组织建立了联系，许多国际摄影组织认为，中国的摄影活动是世界上最活跃的。中国摄影对世界摄影界的影响正在迈向一个新的更高层面。
结语：
中国的摄影史是一代又一代摄影人共同奋斗的历史。
中国的摄影事业一直在党和国家的关心支持下发展进步，从新中国伊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十分关注摄影工作。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主席两次为中国摄影家协会题写会名，并为《中国摄影》《大众摄影》题写刊名。周恩来总理曾多次邀请摄影家到中南海做客，与摄影家座谈。毛**主席对摄影记者说：“你们做摄影记者的，哪里有事便到哪里去，看到的事情要比别人多”，所以“摄影记者工作是很重要的”。周恩来总理说：“摄影记者一定要想办法克服在政治、外交新闻照片中存在的公式化毛病”（齐观山《全心全意为党的新闻摄影事业服务》）。时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的郭沫若说：“优秀的摄影工作者应该同时是卓越的艺术家。”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亲临中国摄影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接见与会代表并作重要讲话，充分证明了党和国家给予摄影事业的关心和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在2009年春节前夕到家中看望知名老摄影家，更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摄影人的关怀与鼓励。
胡**总书记在第八次文代会上对包括摄影家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发出号召：“一切有成就的文艺家，都注重在时代进步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创作灵感，都注重反映和引导人民创造历史的壮阔活动。只有与时代同步伐，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回应时代风云的激荡，领会时代精神的本质，文艺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才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
国运昌盛，文运必兴。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祖国的富强和社会的进步，为摄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历史上最好的机遇，摄影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豪迈和受到社会的尊重。
我们深知，虽然有着庞大的摄影群体和空前发展的摄影局面，但我们面临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摄影家还要进一步培育；融入世界视觉传播的渠道相对有限，对于影像本体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摄影理论评论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摄影史的整理和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快；直接为经济服务的商业摄影实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对摄影家权益的保护还需要进一步开拓；对摄影文化产业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60年来的摄影实践让我们对新形势下摄影事业的发展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切实增强使命意识，不断提高全面发展摄影事业的能力；切实增强大局意识，不断提高围绕中心工作促进摄影繁荣的能力；切实增强服务意识，不断提高维护摄影家权益、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摄影文化需求的能力；切实增强人才意识，不断提高培养德艺双馨摄影队伍的能力；切实增强品牌意识，不断提高尊重艺术规律、打造精品工程的能力；切实增强创新意识，不断提高建设摄协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组织的能力。这些宝贵经验我们要长期坚持下去，并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
非常幸运，摄影术的发明早于1949年，它使我们今天从容地回首过去，它使我们清晰地梳理昨天，它使我们自豪地用光影书写新中国的伟大历程。摄影术发明之初，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激荡和沉浮，摄影有幸见证了中华五千年历史中这段最不同寻常的历程。今天的我们是幸福的，3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更为我们摄影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党和国家的关心、人民大众的热爱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摄影的尊严和艺术的美好。我们已自豪地成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和实践者。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过去，我们将永远铭记摄影界前辈奋力开拓的光辉业绩；展望未来，蒸蒸日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摄影艺术的腾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为广大摄影工作者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国文联党组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摄影艺术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辉煌。
纵观新中国摄影艺术事业6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应该永远牢记：为时代写真，为人民留影，用瞬间凝固永恒，用光影见证历史，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是我们摄影人神圣的责任和摄影事业繁荣的必然。
影像永随祖国同行！
李前光（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主席兼秘书长）（资料来源《中国文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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