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如何解读您所提出的“异托邦”的概念？它与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异托邦”概念是否一致？请具体说明
江海：这个画展的题目“异托邦”是策展人
媒体：您如何把“异托邦”的概念，贯穿到作品中？或者说，您是如何表现“异托邦”这个概念的？
江海：“异托邦”这个概念是我近一年才关注的，我没有读过福柯的著作，只是知道“异托邦”的名词解释而已，所以谈不到将“异托邦”的概念贯穿到我的作品中。我的作品是现实社会在我内心之镜向外反射的幻象，它是具体的，但又不是现实对象的复制、粘贴；它具有很强的抽象视觉效果，但又不是对现实对象的随意涂抹和消解。它是在“理性控制下心理的现实”和“现实的现实”交融的产物，所以我的作品既非具象又是具象，既是抽象又非抽象，它比意向具体，比表象深入，作品的本源来源于现实。我没有刻意表现“异托邦”这个概念，我的作品内涵和视觉效果可能贴近了“异托邦”，这是巧合。
媒体：您认为自己表现的画面，最终是“乌托邦”，还是终究会成为现实？为什么？
江海：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乌托邦”。自从托马斯·莫尔提出“Utopia”这个概念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政治概念。从这时起，人们终于能用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词涵盖从柏拉图经由基督教一直到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理想社会构想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构建起自己的“乌有之乡”时，采用的方法无一不是正面的、积极的建构。比如柏拉图构想了一个等级制的正义城邦，而莫尔想象了一个公有制的幸福岛。在这些乌托邦中，思想家们无一不彰显着人类理性的力量。与这些特性相比，我的画面没有一个是乌托邦的。你们无法从我的任何一幅画面上看到乌托邦中所应有的和谐、宁静与秩序，相反，我这二三十年始终不变的风格，便是对这种传统美学理念的反叛。凝重、锋利的色调，以及毫无遮掩的人的肉体，都是为了让张力外显。我是在刻意营造这样一种激烈的视觉效果。是从理想社会的视角，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当然是用我个人的表现形式来表达，一种类似“异托邦”视觉样本的方式。我始终是关怀现实的，虽然没有直接拷贝现实，但现实的链接显而易见，我可能感觉到了现实的脉搏跳动，凭我的直觉、艺术的直觉。作为一名艺术家而不是思想家，我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建构一个宁谧的乌托邦，但是另一方面，我的自然理性告诉我，我们目前所处的现代社会，也绝对不是最好的社会。这里面充满了物欲横流：人异化为机器的奴隶，进而成为资本的奴隶。金钱成为了最大的僭主，而人类也失掉了自己光辉的人性，变得越来约赤裸裸，越来越接近于行尸走肉。当然，这是夸张了，但是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正是要用一种夸张的、荒谬的方式来放大这个现实，也就是批判这个现实。因此，我仅仅将自己认定为一个批判者。批判就是对现实的批判，通过批判，我能够告诉大家什么是不好的。你可以看到，相比于思想家们的正面建构，这是一种“负的方法”；但是，负负得正，批判不好的，虽然不是直接指出什么是好的，也是一种间接的正面力量。所以，我并不关心我的理想会不会变成现实，因为我根本不是思想家，我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揭示现实的非理性。
媒体：您作品的主要灵感来自哪里？
江海：我的作品的灵感来源于现实社会，其实现实中的变异已经大大的超出了我的艺术想象，我得紧贴现实，并在我的头脑幻想出一个巨大的镜子，当我仰望镜子的时候，才能与现实拉开距离，进行实在的创作。
媒体：您是否会对作画中的某一特定环境、或者事物要求极致？
江海：是的，当我将油彩堆向画布的时候，画中背后观念的东西通通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绘画自律性的东西深深吸引着我，我会为之痴迷，为之倾倒，魂不守舍。笔触的肌理之美能让我兴奋好久，我极少和人来往，我享受这种独立思考独立创作的愉悦，追求艺术语言极致表现的快乐。
媒体：乍看您的作品，很有一种看到外星生物的感觉，很让人印象深刻，让人感觉作品中充斥着矛盾与挣扎。不知道理解得对吗？您能解读一下此次展览作品的创作初衷吗？
江海：我自认为我是个很一贯的作画者，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创作主题。在刚才的采访中我也反复提到了，这主题就是对现实的表现。你说我的作品给人一种外星生物的感觉，这是个很好的比喻。你之所以觉得画面像外星生物，正是因为我在“表现”而不是“再现”现实。我一向觉得我们的现实带有荒谬的色彩：我们号称通过科学技术将自己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却发现自己被牢牢固定在一个个韦伯所说的“目的合理性”的链条中，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我们号称用理性拔升了自己，却发现自己对哪怕最基本的价值问题集体失语。我们号称生活在一个物质舒适的世界中，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墙越来越多，越来越厚，冷漠成为了常态，热情成为了奢侈品。在“自信”的时代，我们自认为可以理解世间的一切，可是当你看到上述的这些矛盾之后，还会觉得这一切如此简单么？确实挺荒谬的了。而我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任务，不是用哲学思辨来构建理论，也不是用文学语言来编织故事，而是要创造出可见的、然而又奇幻的符号，用最直接的视觉方式表现出这种异化。比如，我将人放在瓶子里，将人融在苍蝇、肉虫子中，甚至用人来组合工业文明的象征物——骑车、摩托车、飞机等等。柏拉图不是讲过么，正义就是各安其位。我就是要通过把人放在其不该在的位置上，把物也放在不该在的位置上，用一种奇幻的方式来说明，其实在现实中，它们就是各在其不该在的位置上。人类想成为自己的主人，却创造出一系列物质欲望把自己变成奴隶；物质产品本应是人类的工具和臣属，却反过来成为了统治者。然而物质产品不是有意识的，只有人本身才应为这一切负责。人正是因为其巨大的野心而反过来让自己成为野心的牺牲者，却还营造出一系列幻象声称自己是主人。这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扭曲。正是这种异位，才造成了你说的“矛盾与挣扎”，而这正是现代人普遍的心灵状态。
媒体：在您看来，您所处的时代和经历，是否是促成作品呈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举例说明
江海：很正确。我想古往今来任何一个艺术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都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艺术作为我们的观念整体的一个表象，必然会与这个时代的现实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映射、折射或者抽象这个时代的精神，或者指出其中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创作艺术作品时，也遵循着艺术自身的法则，如在古典时代中对于和谐与美的追求，艺术家个人精神的超脱等等。第一个因素体现了艺术作品与时代的共时性，第二个因素体现了其超脱性。不同的艺术家可能对这两个方面各有侧重，而对我来说，几乎一切创作的主题都来源于我所处的时代和我对这个现代社会的认识。在主观上，我有意识地将艺术作品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而不仅仅将其作为小我激情的表露。诚如我在刚才已经说过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异化的社会，一个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社会。得出这样的认识，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另一方面是我认同于八十年代流行的人本主义、存在主义思想对这个时代的剖析——这就是我所处的时代和我青年时代的思想经历对我的持续影响。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我的作品受西方影响大，不够民族化。其实我想说的是，自从中国现代化以来，我们就一步步融入了这个现代的世界体系之中。纵然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试图做出反抗，但都失败了。这种失败的后果就是，我们一步步疏远了自己的传统，在解放人的物欲这方面与世界同质化了。我们渐渐已经将含蓄、矜持、正大、平易这些古典时代的观念抛弃了，变得越来越赤裸裸。联系当今中国的时事，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不谈政治、不谈经济，单单是一个食品安全问题，不就很能说明问题吗？而我正是要对这种现实进行表现，用想象力、用我自己的一套意象符号去重构它，在艺术的世界中构建一个现实世界的镜像。我可以用我去年到今年刚刚创作过的一个系列作品给你举例子：这个系列叫《首·脑——人兽同体》。我利用了12生肖的兽首的外形，将人体填充进去。12生肖是我们民族的象征，但是通过人体的填充，它们传统的意义被我置换掉了。在这个想象出来的世界中，我想表达的是，在传统上，我们的民族是个不乏理性思考的民族，但在现阶段，则是个欲望外溢的民族：理性在大脑的空间中渐渐萎缩，导致其行为更接近动物的行为本能。我在创作这个系列作品之前，写了一段话：“首是指外形，脑是指内部组织结构。首的外形呈动物状，是因为脑的内部思维混沌，缺乏理性的思考与思辨。目前我们集体的意识甚至潜意识的主流正是追求物质文明和现实利益，所以其行为更接近于动物的表现” 很显然，“首”的内部呈现的是人“脑”之残，“脑”的外形展现的是禽兽之张狂。当然，支撑我创作的动力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也是任何艺术家所追求的另外一个方面，即绘画本身的魔力。但不可否认的是，绘画本身给了我创作的“形式”，现实本身才给了我不竭的想象力的“内容”，而我也更倾向于观者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思考我作品的意义。
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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