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绍骅对中国画的认知、创作、发展的浅识（系列）论文 4－4

《无量寿佛图》清 丁观鹏 瓷青纸金画 99．3×61．9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虽题为无量寿佛图，其实应为如来佛图。用金粉画佛像，面容慈祥，头现佛光，以示功德无量。祥云朵朵，周围站立四大金刚及佛祖两大弟子伽叶、阿难，前有女信徒合掌跪拜，旁立哼、哈二将。线条工细，佛像脸部、手部及莲座，均用晕染法，显出明暗凹凸之感。衣纹流畅，形象各异。


《铁拐仙图》黄 慎（1687-约1770）设色纸本 镜片（款识：谁道铁拐仙，形破得长年。芒鞋何处去，醉倒华山巅。瘿瓢。钤印：黄慎（朱） 瘿瓢（白））
此幅写铁拐仙倚酒瓮醉眠之态，堪称黄慎上乘之作。人物神态、构图形式，以及笔墨气韵和题诗书法，无不统摄于“醉”字之中。尤其运笔沉浑一体，墨渖淋漓潇洒，极富情趣；用笔迅疾，衣纹顿挫，线条硬折结，墨公浓淡相间，泼辣大胆，于迷离扑朔中见形象神韵。人物轩昂、富有气势，为其成熟后的代表画风。
黄慎，初名盛，字公懋、躬懋，康熙六十年更名慎，雍正四年改字恭寿，别号瘿瓢山人，简称瘿瓢、瘿瓢子，东海布衣、苍玉洞人、胡涂居士等，福建宁化县人，定居扬州。黄慎的诗文、狂草书法，绘画被称三绝。曾先后三次到扬州，居留较长，与郑板桥、李（善）等往来友善，为“扬州八怪”之一。黄慎擅长人物、山水、花鸟，并以人物画最为突出，题材多为神仙佛道和历史人物；擅长草书，学怀素兼取孙过庭、颜鲁公笔法，自辟蹊径，形成独特风格。为“扬州八怪”之一。


《王原祁艺菊》清 禹之鼎 绢本设色 32。4×136。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禹之鼎在清康熙时官鸿胪寺序班，以善画供奉南薰殿，是一位艺术上有成就的宫廷画师。山水画师法蓝瑛，兼学宋、元诸家，白描写真，秀媚古雅，为当代第一，一时名人小像多出其手。此画即是禹之鼎用白描手法绘制的清代大画家王原祁饮酒赏菊的肖像。画面除王原祁和盛开的菊花外，还有两位闲谈的童子。把酒赏菊，愉悦溢于言表的王原祁睿智爽朗的形象十分真切写实此图绘书画家王原祁庭院赏菊情景。王氏方脸长须，身着长袍，持杯端坐，神态悠然自得，气度雍容华贵。榻前精心栽培的盆菊和身旁放置的书籍、字画，反映了主人公的爱好和雅兴。图中人物用细线勾勒，淡墨微晕，脂赭烘染，色彩鲜亮细润，容光焕发，形神毕肖，富有立体感，是融没骨法、江南法、白描法于一体的集大成者。衣纹线条也兼取多家之长，有飘洒的兰叶描，也有顿挫有法的钉头鼠尾描，既有变化，又有质感，为禹氏晚年画杰作。画中自识“广陵禹之鼎敬写”。钤“慎斋禹之鼎印”等印。卷后有祖畲、唐蒽诏题记。曾经朱屺瞻收藏。


苏长春《五羊仙迹图》
五羊仙是广州城的神话传说。〖传说故事〗相传5000年前，仓颉仰观天象，俯察鸟兽虫鱼之迹，创造出中国最原始的象形文字，从而结束了远古时期“结绳”记事的蒙昧时代，并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汉字，仓颉也被后人尊称为“字圣”。玉帝为了表彰其功绩，遂派五谷神下凡给予奖励：五位仙人骑五羊，手执谷穗，在这里播下了五谷，广州从此兴旺起来；事后，五谷神化作“五羊”。画中六人，除五羊仙外，还有一人可能就是题款上所提到的蝗神。此图全用焦墨完成，落笔草草，风致宛然。人物头像似不经意，却刻画出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是苏长春代表作品。
注：“结绳”记事是指古代文字未产生之时，是用“结绳”来记录的；如：部落中发生“大事情”，就以大“绳结”记录，反之就以小“绳结”记录。

    苏长春，（1814—1850）字仁山，字静甫，号长春，又自署岭南道人等。广东顺德人。清代画家。他自少受喜爱书画与书法的父亲的影响，醉心于书画绘作。虽然从未师从名家学艺，工山水、人物，兼写花卉。用笔构图，自成一家。画风古朴高逸，有金石味。传世作品有《五羊仙迹图》、《三十六洞真君像图》、《八仙图》等。

《清平调图》作者苏六朋 唐玄宗召李白作“清平调”的故事 人物图
描述： 此画绘唐天宝年间，唐玄宗召李白作“清平调”的故事。画面构图完整，有开合之意，人物呼应紧凑。神态自然，各具表情。令人感到有“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得笑看”之情景。笔法细而不匠，粗而不野。线条钩勒流畅。墨色清新，为苏六朋早年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苏六朋（1791—1862），字枕琴，号怎道人，别署罗浮道人。广东顺德人。清代画家，世人称其与苏仁山为“岭南画坛二苏”。他生活在清代晚期的广东。少年的时候即喜爱绘画，他专程到罗浮山，拜宝积寺的名僧德堃和尚为师学习绘画。学成后，他来到广州，在城隍庙外摆摊卖画，并且以此养家为生。


徐悲鸿《愚公移山》

1940年完成了国画《愚公移山》，赞誉中国民众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夺取抗日最后胜利的顽强意志。除此之外，还创作了《巴人汲水》、《巴之贫妇》等现实题材，《漓江春雨》、《天回山》等山水题材以及大量人物肖像和动物题材的作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在担任政务、行政工作的同时，仍笔耕不辍地进行创作，满腔热情地描绘新中国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面貌。他为战斗英雄画像，到山东导沭整沂水利工程工地体验生活，为劳模、民工画像，搜集一点一滴反映新中国建设的素材。不幸的是，这一切艺术活动因画家过早地离开人世戛然而止。徐悲鸿在国画方面的造诣也很深厚。他是国画创新的艺术实践者，在继承传统绘画的基础上第一个把欧洲古典现实主义的技法融入到国画创作中，创制了富有时代感的新国画。以人们熟知的画家的马画为例，从这类作品中既能欣赏到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线条造型和笔墨之美，又能观察到物象局部的体面造型和光影明暗。学有所成的徐悲鸿在32岁这一年回到中国，开始在国内投身于美术教育工作，发展自己的艺术事业。他参与了田汉、欧阳予倩组织的“南国社”，积极倡导“求美、求善之前先得求真”的“南国精神”。他陆续创作出取材于历史或古代寓言的大幅绘画，这些画作借古喻今，观者从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画家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真挚之情。1931年日军侵华加剧，民族危亡之际，徐悲鸿创作了希望国家重视和招纳人才的国画《九方皋》；1933年创作了油画《徯我后》，表达苦难民众对贤君的渴望。徐悲鸿凭藉着他的天才智慧、坚毅的精神和毕生的努力，成为近现代中国画坛上少有的能够全面掌握东西方绘画技法的艺术大师。
徐悲鸿（1895年7月19日~1953年9月26日），汉族，江苏宜兴人，生于中国江苏宜兴屺亭桥。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尤以画马享名于世。其自幼随父亲徐达章学习诗文书画。1912年17岁时便在宜兴女子初级师范等学校任图画教员。1916年入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系半工半读，并自修素描。先后留日、法，游历西欧诸国，观摹研究西方美术。1927年回国，先后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1933年起，先后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德国、苏联举办中国美术展览和个人画展。

《伎乐》林风眠50年代　纸本设色　67cm×67cm 上海中国画院藏
汉魏壁画的古拙、动势和力量，单纯形式中所蕴藏的丰富内涵，都使林风眠深受感动与启迪，从而使他的作品表现出了生命的跃动与寓丰富强劲于单纯的特质。《伎乐》中人物动态的生动、娴雅，仿佛随着音乐的节奏在轻歌曼舞。画作虽然使用毛笔宣纸，但并不追求书法力透纸背的效果，也不题诗于画，而是透过其运线的果断、疾速、遭劲，显示出一种独立的个性。画中淳厚浓丽的色彩自然地融于水墨之中，突出了人对大自然视觉感受的新鲜感、质量感，破除了传统永墨画略施淡色的程式。这种创造性、开拓性风格，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林风眠（1900—1991），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原名林凤鸣，生于广东梅县，自幼喜爱绘画。是享誉世界的绘画大师，是“中西融合”最早的倡导者和最为主要的代表人，是中国美术教育的开辟者和先驱，1925年回国后出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兼教授。擅长描写仕女人物、京剧人物、渔村风情和女性人体以及各类静物画和有房子的风景画。
著名画家吴冠中借用京剧的腔来说明林风眠的艺术特色。他说，林风眠的腔是独特而鲜明的，他寓圆于方。他基本采用方形画面，追求最大的扩展与最严谨的紧缩，在胀与缩的矛盾搏斗中构成力的平衡。裸女、古装仕女、修女、缩颈的乌鸦、猫头鹰、莲花、浮萍、团扇、柠檬、秋叶等等弧曲之美的形象都谱入了林风眠的唱腔。但他又不仅仅局限于圆，在使用圆这个盾牌的同时，不断挥舞长矛：锋利的苇叶、漂拂的柳丝、横斜的枝叶、白鹭的腿、渔翁的竿……，形成既对照又和谐，统一在一幅画面之中。林风眠的这些特点对当代画家有深远的影响。

蒋兆和 1960年作《在毛主席的身边前进》镜心 尺寸：104×79.5cm

介绍： 录文：在毛主席的身边前进。 根据画面题款可知这幅作品创作于1960年，作品具有那个时期的典型特征。高大的领袖像下，一群少先队员高举红旗昂首阔步地列队行进。画家以他惯用的写实 手法对作为画面背景的主席做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以干笔皴擦表现人物的面部结构，略施渲染后与西画的明暗光影法所达到的写实效果几无二致，手法严谨，造型精确，形神肖似，具有一种雕塑般的坚实感。处于画面下半部分的儿童形象，相比之下用线随意而灵动，不但衬托出领袖的高大与庄重，而且较多地保留了传统中国画的特点。可以说画家深厚的素描造型能力和国画的笔墨技法在这幅画中得到了综合的体现与融和。 蒋兆和本人曾经说过，他1950年至1966年期间没有一张好画，其实这是从总结教训的角度所说的激愤之辞。不过客观地说，“文革”前十几年的作品艺术深度和技巧发挥远不如三四十年代。在所谓批判形式主义的文化氛围中，作为知识分子的画家积极要求进步，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热情讴歌新社会。但种种指令性的创作要求和画家对于写实造型的过分追求无疑使他的笔墨生发受到了很大的约束。处于五六十年代的非常时期，极“左”的政治运动几乎使每个画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晚年的蒋兆和想从艺术上完全否定1949年以来的作品，其实正说明了他内心深处的精神苦痛。但这一切并不等于说蒋兆和先生自己不满意的作品就没有这个时代的历史文物价值，研究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对于全面认识他的水墨人物画艺术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黄胄 《庆丰收》
中国的水墨人物画是在传统绘画体系中最早产生最早趋于成熟并且逐渐完美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二十世纪中国画在人物画方面有着重要的突破，黄胄是对当代人物画创作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画家，也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影响最大的画家之一，在中国人物画史上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可以说，黄胄是中国现代人物画大师，主要是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在中国绘画史上，黄胄用史诗般的笔墨，成功的描绘了中华民族获得解放后人民的崭新生活与社会面貌，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而开辟了中国人物画发展的新阶段。第二，在绘画面貌上，黄胄始终遵循从生活出发的路线，用全新的笔墨形式，成功的创作了与传统人物画有所不同的，情景飞扬雅俗共赏的大量作品。第三，在绘画技法上，黄胄摆脱了之前中国人物画由临摹入门的传统模式，从写生到创作，提供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人物画家成功的范例。第四，在绘画特色上，黄胄开辟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崭新道路，在线条、色彩、构图、造型等各个方面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挥写出一幅幅举世流芳的成功作品。


《晚风》刘大为
“1991年纪念党的诞辰70周年美展，刘大为推出力作《晚风》，吸引了大量观众，博得一致好评。作品表现我们敬爱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安详地坐在自家院中。作品成功地刻画了老人的沉思所包涵的巨大的勇敢智慧与坚定的力量。一位伟人经历世纪风雨，终于引导占世界四分之一人民的古国，走向通往下世纪繁荣昌盛之路。《晚风》的成功，在于它的朴素风格，摒弃了传统表现伟人领袖?包括西方传统在内常用的有意的夸饰、强化、烘托、美化等手法。观众在画前油然而生一种平和、亲切、仰慕的情感，也同样会进入沉思。作品构思的成功决非偶然，作者显然是做过多种选择，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晚风》在表现技巧上，标志着中国人物画的新的高度。”刘大为是全能型画家，工笔重彩和水墨写意兼精。他的工笔人物画造型严谨，刻画入微线条流畅，刚健爽朗，风格清闲，完全摆脱了旧人物仕女画柔靡琐细的积习。他的水墨写意人物画更是继承了近代自任伯年以来包括徐悲鸿、蒋兆和、叶浅予、黄胄等大师的优秀传统，其特点就是热爱人民、贴近生活、造型生动、神态逼真、笔墨潇洒、清新流畅。大量作品在中国及美国、日本、法国、新加坡、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展出，获奖三十多次，是获奖最多的画家之一。是中国当前艺术成就突出，影响较大的中国画家。1998年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主持中国美术家协会工作。
各种不同形式与题材的人物画，都有细致的感情描写，和惟妙惟肖的形象刻画。人物画之所以能够如此为市场所关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同画家对于人物画的理解各不相同，这也就造就了不同的画风。
 

何家英《山地》
何家英为中国工笔人物画向当代性的转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创造性地借鉴了中国工笔画的传统和西画中严谨扎实的造型技法，结合当代人的审美观点，创作出一大批洋溢着时代气息的作品。读他的画，会从中找到一种真诚细腻的激情和梦幻般的理想色彩。
何家英技法全面，从国画的写意、工笔到西画的素描、油画、水彩、水粉，无所不通，因此探索新的艺术形式时，尤显优势。作品《山地》的创作成功，标志着工笔人物在中西结合上有了突破性进展，创造出一种新的绘画语言，其意义之重大，可谓画家借鉴油画手法，用高光强化光线效果，将整幅作品处理成偏红的暖色调，突出了烈日灼烤的感受。

何家英获奖作品以女性题材为多。女性绘画并不新鲜，古有仕女画，民国有月份牌美人画、年画。何家英认为，对低俗的艺术倾向应当抵制，它涉及到女性人格尊严，更反映出画家审美价值观的取向，对今天女性自身生存状态、生命价值的思考和表现才是画家的责任。通过对具有时代特点、个性特征和女性自我意识的刻画，使她们发现和确立自身价值，作为文化主体进入审美领域，才是其美学意义所在。在表现女性美时，他注重挖掘不同女性心理的内在美感，通过对其心灵自然流露出的纯真、朴实、善良，表现出一种人格上的气质美；如《心语》、《十九秋》、《酸葡萄》、《人体》等，都能真实地反映了他的这种追求。

作为画家，最大的优势是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使他在准确深入地洞察感受物象方面胜过常人，但超凡的观察力往往同时得益于综合的知识修养。潘天寿先生认为：大自然中到处充满诗意画意，不过是有待慧眼慧心人随意拾取罢了；“‘空山无人，水流花开’，惟诗人而兼画家者，能得个中极致。”何家英也是这样。他说，他看东西比较全面，中国的、西方的、日本的、印度的、现代的、古典工笔画本来不宜太大，但他发现日本的浮世绘美人画尺寸并不小，效果也不错，值得研究借鉴。他感到，画中仕女所表现出的贵族气质，以及画家认真严谨、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制作技巧，对他以后的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在写实造型的基础上，切入了以线造型、骨法用笔的传统方式，将传统程式的钉头鼠尾描、兰叶描和西方人体结构、透视结合起来，即显示线的独立的形式美感，又传达了对象真实的面、体、空间。在衣物和道具上，多选择有花纹图案的入画，通过装饰的花型，围绕衣纹转动，结合透视显示其体积，并尽量追求平面化效果，仅在脸、头发、手、脚部有体积，但又不是纯西画的体积关系，而是以主观成分介入比较多的形体塑造，或多或少带有结构素描成份，画面始终保持着线的主体，形成了中西结合的最佳方式。他悟到了规格尺幅对于工笔画审美的作用，启发他开始以大幅构制来赋予现代工笔画以新的视觉审美内容。何家英的大幅作品开了历史之先河，其难度可想而知。他绘画的魅力，最直接的在于他精细到极致的绘画技法，而何家英的精工，又非技术上的刻意所为，乃是他内心的追求所致。因此，他的工笔绘画脱于匠气，灵秀满纸、清新逼人，在展示空间中的审美效果不亚于古典油画。

中国画的发展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画艺术无论从形式、技法、艺术表现等方面，以多数中国画家的看法而论，早已经集之大成，很难再有发展的余地。中国画是否走向穷途末路呢？若单以求“术”（技法）变化的心态认识中国画的现状，可以说，“中国画确实已经走向穷途末路”，因为在单一的“意象”思维形式中的“术”（技法）是有限的。但是若要以“理”的观念重新认识这种提法，即有值得商榷之处。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已故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诲，意思是“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借鉴古今中外一切可以借鉴的东西，为我所用。”可如今，随着书写工具的变迁，我们“当代人”的中国书画“功力”已经大不如古人了；可能，有人会说：我们“书奴、画痴”堪比古人……，可是中国画的继承发展是不需要这些没有思想的“画奴、书痴”的；他们对书画事业的“贡献”，充其量不过是“复印机”罢了。宋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稳定而发展缓慢时期。宗法制度下对文化上日趋保守，艺术上渐次因循守旧。明末清初以来，临摹古人成风，“摹古逼真是佳”，以“日夕临摹”而“宛如古人”为荣，于是陈陈相因，屋下架屋，日见其小，使艺术生命日渐萎缩衰败。随着资本主义萌芽，个性解放的要求日益强烈，历史上一些画家起而抗争。他们自辟蹊径，不受古人约束，反对“我为某家役”。提出“笔墨当随时代”“借古开今”、“我之有我，自有我在”，（石涛：《画语录》）迸发出个性解放的呼声。从近百年绘画史来看，凡有成就的画家，无一不是不满现状、力图跟上时代，以发展中国文化为已任的，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重点，探索中国近现代绘画的发展道路。大体形成了三种途径：一是任伯年、吴昌硕、虚谷、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人，（像齐白石晚年变法师古人造化，主张“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形成了独特的大写意风格。）代表了中国文人画的新潮流，在中国传统的法度中，主张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营养，探求绘画结构和元素自身的变化，然后从传统中一步步走出来，形成个人风格。这种方式比较艰难，但却很有价值，因为这是对中国美术传统资源的再发现与再创造。而生发出新的艺术生机，突破了长期停滞的“超稳定”状态；二是高剑父、徐悲鸿等人却致力于吸收西方传统写实绘画技巧以改良国画，追求西方传统技巧与中国文人画笔墨情趣的结合，拓展了中国画的审美领域，丰富了中国画的技艺；林风眠、刘海粟、吴冠中等人，致力于吸收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从一种新的视角，调动中国画笔墨技巧，发展一种新的中国画的品种。（林风眠的“改良”更侧重于观念上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淡泊，构成了传统绘画以水墨至上的思想基础，西方传统绘画则看重的是外在的形式美，由 此形成了光色表现技法和审美体系。林风眠为传统水墨与西方色彩的交融进行了数十年的探索，他常用水粉厚抹、色中掺墨、墨色压底的方法，既有中国水墨的传统韵味，又融入了西方色彩的平铺和堆积，达到了一种抽象而又真实的画面效果，充满了诗意。吴冠中以学习杰克逊·波洛克的表现风格创新中国画技法……。）正是这样一批有识之士，致力改革创新的画家，顺应历史潮流，推动了中国美术史新的发展，开创了近现代中国美术史新一页，使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进入了现代文化的范畴。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哲学、美学是中国画再发展之“理”，在此“理”中包含着千变万幻之“法”，佛学中的“一真法界”正是产生中国画万法之真谛。中国画家如果能够真正理解“理”与“术”之间的关系，并能做到“圆融”“理”和“术”，就找到了解决中国画如何再向前发展的关键。中国画并未走向穷途末路，也未走向死亡，持“穷途末路”观点的人只看到中国画发展的一个方面，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并未看到，故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不全面的，虽未全错但只说对了一半。吴冠中说：“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因此，笔者斗胆认为中国画的发展必须依照“中国方式”——集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诗、书、画）为一体；这样能够真正成为中国画的发展方向。或许，也是世界绘画艺术的发展方向。还是用吴冠中的话语来结束本文：“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至于是否把不跟外国人走，实行民族化，建立中国自己的面貌等作为中国人创作的标准，都不是重要的。太多的选择会带来太多的负担，无所适从才会最痛苦。他是不管用什么工具，也不会有意搞中西结合，艺术就是不择手段，百无禁忌，一切自有后人评价。”


顾绍骅作于2012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