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花鸟画坛上，或起码是在安徽的花鸟画坛上，石兰绝对算得上是一位才女。这不但从她那从容自信的人生态度，机敏过人的言词谈吐，卓尔不凡的见识、悟性以及热情、细腻然而却又不失浪漫、得体的待人接物等方面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而且也可以从她所撰写的各种与绘画有关的或无关的文章中透露出来。石兰写得一手好文章，这在安徽的美术界是较为少见的。笔者曾读过石兰所写的不少散文，如《生命轮回》、《版纳写意》、《有一种男人》、《走过四季》、《清风明月入画来》、《我的艺术情怀》等，全都写得清丽、灵动，文彩飞扬，每篇文章都如同一条奔腾跳跃的小溪，珠溅玉碎，叮咚作响，不惟令你思索，使你感动，而且还能让你体会到一种人生的况味和音乐的美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石兰所写的散文即使是放在当下一些散文名家的行列中，也丝毫不显得逊色。当然，作为一位画家，石兰毕竟以绘画作为自己追求的主要目标，而写文章只是其洗发精神，抒写怀抱的一种余兴，因此，石兰的才情，也更多的和更集中地体现在她的绘画方面。
和很多与其年龄相仿的同辈画家相比，石兰出道得很早，还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不少作品陆续参加各种国家级的大型展事，且屡屡获奖，开始以其才情和锐气在画坛上崭露头角。这其中尤其是1997年10月，石兰还曾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名为“秋日思绪”的个人画展，这在当时可谓是凤毛麟角，曾引起过很多人的关注。而对石兰的创作产生重大影响，且具体反映、落实在她此后的价值取向、艺术趣味和形式探索等方面的是从 年到 年，在中央美院郭怡琮花鸟画创作高研班的学习。在这为期 年的学习期间，石兰不但得以汇身于当今花鸟画坛的学术前沿，亲身体验和感受到当下异域文化和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绘画之间的相互交融和相互撞击，而且还受到了郭怡琮、蒋采萍等当今花鸟画坛领军人物的指点和亲炙，不论在画学理念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皆出现了某种带有根本性质的飞跃。这种飞跃概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绘画媒材的选择上，石兰不同于传统工笔画植物质颜料和矿物质颜料二者并用但偏于前者而慎于后者的习惯性做法，更多地选用矿物质颜料甚至是粗砺的岩彩来作画，从而使得其绘画的语言和形式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并进而赋予其作品以一种别具魅力的视觉效果和独具特色的现代风采。
我们知道，石兰是画工笔花鸟画的。传统的工笔花鸟画，尤其是以宋人为代表的工笔花鸟画细密臻丽、逸迈婉约，讲究的是描绘的准确性和渲染的层次感。所谓“己营之，又彻之；己增之，又润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复之”（郭熙《林泉高致》）非三矾九染不能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在这种层层迭加的作画过程中，水，无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清人李鱓尝谓；“水为荣墨之介绍”，即传递出此中的消息。工笔画虽然偏重于用色，但植物质颜料易于和水溶解，其物理性质与墨并无二致。而矿物质颜料则不同，矿物质颜料在与水溶解方面显然有逊于植物质颜料，而岩彩乃是颗粒粗砺的结晶体，则更难与水迅速溶解。这种物理上的差异，对于绘画的表现语言和形式手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意味在较多地选用矿物质颜料尤其是岩彩作画时，不能一味地沿用三矾九染的传统画法，而必须有新的尝试和新的探索。为此，石兰在创作中大胆地打破了传统工笔画以笔线为骨架，以薄色平铺分染为基础的程式法则，常常是先画一遍粗颗粒的黄，再画一遍细颗料的绿，画一遍粗颗粒的红，再画一遍细颗粒的兰，一层层交织咬合，如此往返重复，以期构成一种肌理起伏，变幻莫测的神秘色泽。另外，由于材料的不同，石兰在画这一类作品时，已不再仅仅限于使用单一的毛笔，而是常常将毛笔与刮刀、滚筒、木板交替使用，调动各种手段来尽量突出材质本身的美感，力求使得自己所创造的画面形象能彰显出视觉上的冲击力和形式上的现代感。
对于自己的这种由于媒材选择所引发的语言和形式上的变革，石兰自己总结说：“岩彩的粗砺使它不设细节，无法表现物象具体的生动和丰富，带我们进入的却是另一种生动与丰富——画面语言关系的生动和丰富。由画好一景一物变为画好一形一色，画好一虚一实，画好一种感觉。由把一个具体物象画得有深度而不概念，到把一块黑或一块白画得有深度而不概念。从画物象的质感转为表达材料的质感——它使创作中一切关系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岩彩进入新的创作佳境》）石兰以上的这番话，无疑是充满了现代意味的。它表明了石兰已不满足于在创作中做前人成法的摭拾者，而努力做一个超越者，并且将这种努力升华到了一种理论上的自觉。当然，理想与现实之间是有距离的，“口能言而手不随”的情况经常发生，对此，石兰亦有所知。故而她又说：“矿物质颜料在使用方法上，不同于以前的作画方法，画面的表达往往辞不达意。材料只是完成作品的手段之一，不能又进入另一个误区。”也许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正是石兰日后所要解决的课题，也是她继续前行的方向和动力。
二、在绘画的表现内容上，石兰突破了传统工笔花鸟画的题材藩篱，打破了由这些题材所惯用的“托物言志”手法所带来的思维定势，通过对生活的认真观察和大量写生，努力从包罗万有的大自然中去发现和捕捉前人所未曾涉及过的，更具有艺术生命活力的表现内容，从而使其作品面貌一新。
众所周知，传统的花鸟画是一个包括花卉、果蔬、翎毛、走兽、草虫、鱼藻、树木、竹石等在内的极其庞大的画种，但缘于古人的视野局限、传承方式和精神使然，实际上其主要描绘的对象是十分有限的，不论是工笔院体，还是文人写意，皆有其稳定的所指系统，这种长期不变的所指系统对于绘画的创作者而言，因反复描绘，已曲尽其妙，很难再翻出新意；对于绘画的欣赏者而言，因反复观看，已造成审美疲劳，更很难产生新的感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动当代花鸟画的发展，使花鸟画走出裹足不前的徘徊状态，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便是要深入到生活中去，尽可能地扩大“所指”的范围，通过不断地发现和体验，捕捉新的描绘对象，有新的更大的观察视野。为此，石兰的老师郭怡琮提出了“大花鸟”的概念，认为在当代花鸟画的创作中要宏开“大麓画风”。所谓“大麓”者，其实就是山野，而“大麓画风”，则指的是一种迥异于昔日纯然以“四君子”、“岁寒三友”及奇花异石、瑞鸟珍禽等作为表现对象的狭隘做法，转而以大自然的原始生命形态作为表现对象的山野之风。郭怡琮的观点，对于当代的花鸟画创作来说，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战略性意义。作为郭怡琮的弟子，石兰不但在理论上对郭怡琮的这一观点心领神会，而且在艺术实践中有充分地体现和富有创作性的发挥。和郭怡琮本人及郭怡琮的其他很多学生一样，石兰曾不止一次地赴西双版纳写生。西双版纳是热带和亚热带植物的天堂。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石兰被那些在其他地方所看不到的种种奇花异卉深深吸引：那高大的杜鹃花、殷红的相思豆、娇绕的黄扶桑、巨无霸一般的望天树，以及各种生长在这块神奇土地上的天堂鸟、鸢尾花、象鼻棕、八宝树等等，皆千姿百态，风情万种。这些热带和亚热带的植物，大多有着突出的茎杆和叶面，不象传统的梅兰竹菊、莲荷牡丹那样容易入画，但却鲜活、旺盛、蓬蓬勃勃，有着艳丽的色彩和强烈的个性，展现给人们的是一种充满激情的生命活力，这显然传统花鸟画尤其是文人花鸟画的那种“残荷败柳”的病态之美所无法比拟的。石兰被这些新的绘画内容和表现题材深深地感动着。通过认真观察，石兰努力将这些花卉植物中最具有表现力的绘画因素提炼出来，并尝试着将传统工笔花鸟画的装饰美感和现代重彩的创作理念相结合，同时还巧妙地运用几何形体的直线分割和平面组合，以期使这些新的表现内容在形式上也能有新的视觉效果。诸如《忆版纳》、《版纳映象之一、之二》、《生命之源》、《南国春早》等作品，便是石兰的这一创作实践的丰硕成果。除此之外，石兰对于一些传统花鸟画所较为忽略的原有题材，也有着自己别开生面的拓展和发挥，这其中尤以桐花和白孔雀的形象最为出色，堪称石兰花鸟画的标志性符号。
三、在价值取向和艺术趣味上，石兰坚持中国画的人伦本位和精神诉求，不但通过其所创造的个性化的视觉形象，表达出自己既追求现代意味又不失民族特点的审美理想，而且还通过这些视觉形象，展示其对人类尊严的维护，对精神本体的珍惜，对终极关怀的向往。
传统的中国画，乃儒家“游于艺”与道家“逍遥游”的奇异产物。文人画提倡“以画为寄，以画为乐”，以“畅神”、“适意”为旨归；非文人画虽然在绘画的价值学方面与文人画不尽相同，而是强调“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性功能，但二者在致力于补世益人方面，并无根本的区别。因此，在传统的中国画中，不论是“澄怀观道，卧以游之”的山水画，还是托物言志的花鸟画和劝善戒恶的人物画，皆有其明确的价值定位在。这种价值定位既是中国画筑基于人伦本位的艺术精神，也是中国画一以贯之的传统文脉。石兰很好地继承了中国画的这一优良传统，不论是面对着怎样倏忽万变的社会思潮和时髦前卫的艺术观念，石兰都始终坚持着中国画人伦本位和精神诉求，从来没有发生过动摇。石兰的这种对于中国画价值观的继承和坚守，可具体地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石兰的花鸟画作品充满了对真、善、美的追求，艳丽厚重、典雅和谐，既有传统中国画的真元底蕴，又有着不无现代意味和民间色彩的装饰性和形式感。虽然石兰在创作中，较多地吸收了异域文化和现代艺术（包括日本画）的某些因子和元素，如使用岩彩，有着肌理制作的成分，但绝不是日本画，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画，其丰富、饱满、热烈、大气的艺术美感，是令人愉悦的和符合时代精神的。其二是石兰除对较为单纯的以怡情悦性为审美目的的花鸟画情有独钟外，对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主题性创作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且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以圆明园遗址为题材的《沧桑祭》便是典型的一例。在这幅高1.9米，宽1.5米的工笔重彩作品中，石兰以五根纪念碑式的柱石作为支架，四周分别衬以各种能体现出圆明园建筑风格的遗址残骸，多角度地强化了圆明园的悲剧性和沧桑感。柱石上斑驳重迭的肌理，仿佛记载着中华民族盛衰荣辱的悲壮历史，既疮痍满目，又精美绝伦，让人感慨万端，不由得不从内心的深处升腾起强烈的共鸣。虽然这种现实性题材的作品在石兰的创作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也由此可以折射出作为一位新时代画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尊心。
作为一位才情发越，追求执着，对于艺术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开放性思维的优秀画家，石兰的花鸟画是自有其价值的，而她的这种对媒材语言的选择、对表现题材的突破和对人伦本位与精神诉求的坚守尤为值得称道。笔者相信，石兰只要沿着这种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更大的成绩和更多的收获，并非是不可期许的。
曹玉林（著名作家，安徽省安庆市作协副主席）
本文刊登于《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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