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画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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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画与人生

时间:2013-03-30 16:24:56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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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是人类的高级生命活动。诗书画是中国艺术之三最,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结晶,也是人文素质的一种基本表现。故往文人学者除了他们深湛的学术之外,大多都有一手好诗文,一手好书法,甚或能来两笔文人画,或有些许古字画和古代文物收藏。然而遗憾的是,如今的情况判然不同了,知识越来越多,文化越来越少,专家越来越多,君子越来越少,综合素质越来越差,诗书画越来越远离了人们的生活。
  然而大约十年来,我面前出现了一个人,一个年轻人,与众不同,居然诗书画皆能。这就是湖南双峰人,今天已卓然有成的王芳泽。王芳泽,70后农村青年。成长、生活在今天如此物化、如此浮躁的时代,竟执着于“无用之学”,执着于艺术,执着于诗书画,而且求师南北,为学日益,而今终于登堂入室,徜徉于艺术境地,嘉誉有播,洵为难得,令人称奇,令人感佩!
        当今社会人文素质的下降,归根到底是我们的国民教育体系出了问题,这就是一味西化,一味专业化,把教室、课堂变成了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用当年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的话说,就是没有把人当人一样来培养,而力图把人培养为一个个好使唤的机器或工具,一个个冷面的缺乏热情、没有敬畏之心和慈悲之心的“竞争”的好手、行家。这就是所谓“物化”,即动物化、器物化。于是人们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功利,越来越浮躁。“我们的人生想像,已由于过分注意冷酷和琐碎的现实生活,而变得歪曲了,人们失去了天真”,失去了人本然的灵性,失去了天趣、物趣、人趣,缺少了人文关怀,没有了宗教情怀,没有了信仰,没有了艺术,没有了美。人类生活走向了机械、紧张、枯燥。“有了知识而不能理解,有了批评而不能欣赏,有了美而没有爱,有了真理而缺乏热情,有了公义而缺乏慈悲,有了礼貌而一无温暖的心(林语堂语)。
        怎么办?我们的生活必须而且亟待调剂。如何调剂?当然是用“愉快哲学”来调剂,用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中国人传统生活艺术的哲学来调剂。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是以“天赋本能的和谐”为基础。中国人“对于人类尊严的最高理想,是顺着自然而生活,而做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顺着自然而生活,是非善恶也就失去了意义,眼前景观人物便全然古茂和霭,悦目可亲,充满情趣。只有淡化甚至超脱世俗物欲,人生才来得真,生活才有趣味,心灵才会愉悦。于是必发之为诗文,或发之为书画,随遇而生,涉笔成趣。因为诗书画是情感的产物,是快乐的产物,是美的产物,是把生活、生命本身审美化的产物。
        王芳泽是一个快乐的人,是一个善于寻找快乐的人。他没有像常人那样情愿不情愿地把自己局限于某种专业或职业之中。他幼承庭训,乃读乃耕,纥纥乾乾。后来走出家乡,以艺养艺,选择了诗书画。当然芳泽君的如此选择起初一定是不自觉的,甚至是被动的。或许与他生长在一个相对封闭、物质文明相对不发达的乡野不无关系。以后随着年龄、阅历、生命经验的增加和视野的开放,自觉性日以提升,诗书画终于成为其生活乃至生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诗者,志之所之也”(《毛诗序》)。“人之所以灵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也。其或情之深,思之远,郁积乎中,不可以言尽者,则发为诗”(宋徐铉语)。诗是表现人的情感的最适中的语言方式。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诗有两大特点,其一,语音之和谐,也就是说诗讲究韵律、节奏和格调;其二,语意之形象,也就是说诗的语言具有独特的侔形绘色的能力。因此诗是温和的,委婉的。“不微不婉,径情而发,不可为诗,一览而尽,言外无余,不可为诗(清田同之语)。” 蕴蓄有味,温厚和平自然就成为诗的基本品格。而温柔敦厚恰恰是中华民族整体国民性格特点。
        于是伟大的国学经典《诗经》诞生了。诗可以成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诗何以成经?除决定于其基本特性之外,原因无非有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一,“无邪”(真情实感,不虚枉);二,“诗可以兴(振奋情感,激发生趣),可以观(观民风,移风易俗),可以群(人际沟通),可以怨(抒发不满)。”因此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经》既是我们国人语言的素材库,又是我们国人语言方法和技巧,即修辞方法的法本。甚至影响和规范了我们国人的思维方式、抒情方式乃至行为方式。不学诗,不懂诗,缺乏诗性修养,你所说的话就不好听,就不能感动人。我常说散文者,诗之散也。不学诗,不懂诗,缺乏诗性的修养,你写的文章就不好看。总而言之,“诗言志”,“诗缘情”,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诗。没有诗的生活就是缺乏韵律、节奏,格调和色彩的生活。诗既为把生活审美化、艺术化的结果,既为安顿心志、平和性灵、抒发情感的表现形式,那么其第一位的品格便应该是真,真情实感,真率自然。
        王芳泽的诗首先可以称道的或基本特点便是真,十分难得。他写的都是他所看到,所亲近,所理解和领悟的景或物,他写的就是他的生活。比如《村暮》、《乡恋》、《农夫赞》、《夏日山乡晓景》、《题山茶花》、《学书有感》等。“二月吹来和雨风,湖江涨水竞艨膧。踏青游子厌携伞,垂钓老翁不入篷。”“烂漫山花百鸟鸣,欣欣柳色草菁菁。春来谁做繁华主,各尽风流总是情”(咏春)。实景真情,很有味道,才情俱现。“风凄露冷未沉沦,黑月天低浪子身。何必尝茶到谷雨,花开雪地也怡人”(题山茶花)。以物摅怀,分明写的他自己。芳泽君是画家,所以有着很好的造型构图、“经营位置”的能力。“杨柳绿堤岸,山光接水光”(盛夏杂咏)。“渔舟灯火两三点,农舍竹篱四五家”(《村暮》)。“玉带轻飘荡小舟,春山十里雨中幽”《乡恋》。使人如入其境。
        既为诗,既要浓缩意象,表现情感,实现感动人的的力量,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形式的规定性或保障,即必须要有格律。格律实际是一种程式化的艺术表现形式,程式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艺术成熟的一种标志,也正是诸多中国艺术门类共有的而富于民族文化特色的东西。格律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种必然,是诗的本质特征的必然要求,也正反映出中国艺术的一大基本特色,即孔子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我们可以理解为有限的范围,无限的艺术可为性。那规矩是什么?规矩是先哲智慧和成功经验的结晶。一定的范围或规矩,亦即程式化的格律其实正是保证艺术家、诗人的智慧和精力不致无限度地发散,而更加集中聚焦,从而更有利于艺术家的创作和尽兴,使诗人精力弥满,从心所欲,游刃有余,避免鼓努为力,刻鹤图龙。这里唐诗无疑是其典范。唐诗的格律何其严格,但并不能也没有妨碍李白、杜甫们感情的淋漓尽致的抒发。所以清文学家袁枚说:“须知有性格,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中国书画亦不例外。所谓艺术实践,说到底就是“用古人之规矩,而抒写自己之性灵”(清董綮语)。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正是人生修养的一种最高和最自由的境界。然而如今不少声称自己是诗人的人,却无视或不懂、不守规矩,不讲平仄,粘连。殊令人遗憾!
        芳泽君不是这样。芳泽诗最令人称道的就是懂规矩,守法度,合格律,这也非常难得。作为年轻人,一个没有在正规课堂上学到或受到训练的年轻人,却驾轻就熟,写得合辙押韵,岂不难能可贵。其实格律并非难事,诗本来是一种文人游戏,既为游戏,如同下棋、打牌,何难之有?对今人来说,为诗之难只是所谓押韵之入声字问题而已。芳泽诗偶尔也在这里出了一些小毛病,比如《题君子图》首句“出”字,《题牡丹》首句之“杂”字,《题山茶花》末句和《题梅花雪禽》二句之“洁”字等。但瑕不掩瑜,稍加注意,便可避免。
        当然,一定有人会说,芳泽诗还有些稚嫩,有些句子似曾相识。确实如此,不能否认,芳泽君也一定有清醒的认识。年事尚浅,学历有限,对事物的认识,对生活的感知,对生命本体的思考必不免于浅泛。而随时间的推移,学力的提高,生命经验的丰富,我相信一切都会改观,一定会有特别突出的进步,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诗人。因为芳泽君的来路正,基础实,心态好。至于所谓似曾相识,也是人们写诗乃至书画艺术实践的一个必然过程。文艺之事一般始于模仿,终乎自为。从模仿中蜕化,艺术才有新的生命,而不模仿就没有根基。我们所要强调的只是不要一味模仿,否则会最终失去自我。进而言之,其实似曾相识并不是什么错失,在一定意义上说,似曾相识恰恰是学习古人,转益多师的良性表现。我经常对中青年讲,真正的艺术创作需要两个词,一是传统,二是生活。传统与生活相辅相成,不可偏失。传统是基础,是由来,是起点,人类不能一切总是从零做起。没有传统便难以“登堂入室”,没有生活便不能很好地理解传统。而没有传统和生活便不可能达到自觉,不可能进入一种自由塑造形式的艺术状态,因为它阻断了由有限通向无限的桥梁和道路。 
        苏东坡主张形上词、形上诗,这是通理至理。为诗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在有限的字数内表现尽量丰富、尽量深刻的内容,因此需要提炼,需要抽象。《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形而上的思维能力。而唯由此,才能实现诗的高度、深度和厚度。我相信芳泽君一定会心于斯,用力于斯。
        关于芳泽君的书画我不想多谈,誉美之词自不必多说,有目共睹:路数正,技法熟,有格调。 
        芳泽的书法是从碑入手的。所以碑味浓郁,点画力道,结字古拙,章法疏朗,尤其是正书和隶书,很是出彩,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如选临《爨宝子碑》、《爨龙颜碑二》和《石门颂》。如写苏轼《前、后赤壁赋》、欧阳修《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尤其是《朱子治家格言》颇见功力,很有味道。大字“山寿天年,丰福吉禄。”联句信手为之,也饶有奇异之趣。
        宋邓椿说:“画者,文之极也”。宗白华说:“(中国画)是中国艺术的中心”,是“以书法为骨干,以诗境为灵魂”。中国艺术与西方走了不同的道路,我们的先人没有选择面、块、色,而是选择了线条作为形象组织和主要表现手段,用线条抒发内在情感,表现内在心灵。这体现出了一种卓越的智慧,因此毕加索说:“世界上的艺术,中国第一”。因此毕卡索特别推崇书法,甚至说假如我生长在中国,我一定是个书法家而不是画家。当然这里表现出来的是毕氏认知的某种局限,他不知道中国绘画同样是线条艺术,当然更不会知道绘画与诗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芳泽君是诗人,是书法家,有着非同一般的诗性修养和书法功力,所以他的画不落俗套,同样路数正,有格调,笔墨工夫好。芳泽君的花鸟画有潘天寿的影子,点线硬朗,笔墨到位,交代得比较清楚,一句话:画中有笔。绝不像某些时尚画手那样糊涂一团,模糊一片。同时,芳泽画布局疏朗有致,气息浓郁古雅,很难想象是出自一年轻人之手,实在难能可贵.艺术实践中最最要紧的是路数和格调,只要路数正,格调不俗,就一定会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由稚嫩走向老到。反之走了歪路、邪路、俗路,就一定不会到达目的地,甚至会南辕北辙,终生不见真佛,终生“不见古人面目”。岂不悲哉?
        明代袁宏道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这个趣字可是一个美妙绝伦的字眼。人有人趣、物有物趣,自然景物有天趣。凡成功或有成就的,均由趣字中来。那么趣为何物?十分了然:趣乃乐的源头,也是人的生命动力的源头。朱光潜说:“人须有生趣才能有生机,生趣是在生活中所领略得的快乐,生机是生活发扬所需要的力量”。
        那么又如何才能得趣、知趣和有趣呢?唯一的回答只能是“顺着自然而生活”,“顺着自然所给的本性生活”。这样也就可以“做一上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林语堂语)只有淡化甚至超脱世俗物欲,人生才来得真,生活才有趣味。才会“自得”,才会愉悦,才会自由。按儒家的传统观点,就可以由诚而明,而尽性,而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最终达到德参造化之境界。
        当然,“趣味”需要基础,此基础便是文化修养,便是学问。梁实秋说:“趣味也须有根基,学问没有根基,趣味也得难滋生。”如果一个人没有文化,没有一定的艺术天分和学术造诣,那么即使有了一定的感觉或情趣,也是无法表达,不能尽情表现的。社会上各文化层次的人有不同层次的表达意兴,表现生活,抒发情感的方式或方法。有文化、有修养的人最适宜也最高雅的表现方式只能是诗文书法乃至绘画。历史上一切大师大家之所以成其为大师大家,关键还是在于他的文化修养,在于他的学问,在于他的综合的人文素质,在于他们知趣、得趣、有趣。因而他们的生活是艺术的,他们的人生是艺术的,他们从现实生活中获得了尘世间最高的美。
        人生境界基本有三阶段:求生、维生、乐生。乐生乃是人生高境界,然有趣才有乐。而趣生于情,情生于心。芳泽君不诱世讹,且不“规规于事为之末”,有志于艺事,深得诗书画旨趣,取得了成功,收获了乐趣。我相信芳泽君一定会由此及彼,一步步提高艺术水平,一步步提升生命境界,把生活,把生命审美化,走向高尚,善生乐生,拥有艺术人生。
        我相信芳泽君会有更加光明的前途和未来!
        是为序。

此夫张辛序于北大卜彝堂201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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