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春
中国画从发展至今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它作为东方绘画的最高代表和典范，在世界视觉艺术史的长廊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深层的文化底蕴，体现着中华民族精气魂之所在，传承着民族文化的真谛。中国画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变在世界绘画史上都堪称是奇迹，它的内容几乎囊括了人类自然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更传承了我国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东方文明。
而对于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我们不仅需要传承民族文化的精髓，更要对这种形式进行创新。著名画家石鲁先生曾说过：“……对待艺术，宁可喜新厌旧，不可守旧忘新。即使传统的理论也承认意不可不新。创新必破旧，这是艺术发展的规律……”如何在国画创作上出精品，出新意，同样是李雷先生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在他看来，作品的质量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构成，一是创造性，一幅画没有了新字，就没有了灵魂。中国是拥有五千年辉煌文明史的古国，文明的发展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但是创作最忌停滞不前。李雷先生在作品中敢于另辟蹊径，从民间艺术中寻找创作的源泉。他深知民间艺术是最纯粹的艺术，它直接来源于人民生活，具有最广大，最直接的欣赏群体和最丰富，最璀璨的艺术瑰宝。民间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普通人民生活的所有层面，是创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材料。李雷先生力求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对民间传统艺术的理解和感悟相融合，吸取民间美术中造型手法，并结合现代构成中的形式因素，探索着一条现代与传统相交融的创作之路。
纵观李雷先生的三国人物系列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于中国传统戏曲和民间社火的借鉴，笔法大气磅礴，引人入胜。李雷先生从中国传统民间绘画的造型中寻找灵感，加上大胆的变形和夸张，笔触飘逸洒脱，泼墨挥毫间透出一种洒脱和桀骜的气势，体现无尽的张力。他的画面整体基调平和，局部用色夸张，民间美术中大红大绿，对比强烈的色彩在他的笔下收放自如。在看似随意的线条中体现匠心独具的意韵。从刻意到随意，是他对生活认识的一种飞跃。艺术创造需要一个有自己营造的心理环境，艺术作品真正的轻松的追求，是从事艺术创作过程中状态的轻松。这种状态本身就是创作的目的。观其线条，我们可以体会到李雷先生张扬的动力，随性自然；品其色彩，我们更能感受到他敏锐的洞察力，对民间艺术执着的追求。
形式与内容，表象与精神的融合同样也是李雷先生在艺术创作中所追求的目标。中国著名的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论死》中谈到：“人之精神，藏于形体之内，犹粟米在囊橐之中。死而形体朽，精气散，犹囊橐穿败，粟米弃出也。”人的生命精神衰竭了，其外在型貌也随之腐朽。“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相对于形体外貌来说，神贵于形。这一理论对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启发画家对人物的描绘，理应注重对其精神的表现和揭示。
古人在对事物的认识上，常常从生命精神层面来认识和把握对象，这种观念影响到以后中国绘画的发展，在理论上十分明确的强调以揭示和传达对象的内在精神为艺术表现的首要目的。从而形成了在艺术传达中不局限于描绘对象外貌以形似为满足，更为本质的是应通过对外貌形态的把握和表现，揭示其内在特有的个性。
李雷先生的三国人物系列，造型简单稚拙，一举手，一投足，于小细节中见大文章，于小场面中见大世界。在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上，他注重对人物整体气质的把握，不拘泥于单纯的造型中，真正能够从对象的特有内在精神个性中挖掘切入点，使得作品生动形象，意韵无穷。正如他在创作随笔中所说：“我画戏出故事，人物多是大大的头，宽宽的身躯，小小的脚，憨憨的神态，追求一种率真稚拙的意趣，也总是想在舞台和生活之间，在似与不似的组合中寻找一个有意味的组合形式。”如果仅仅追求外表的形似，而忽视了内在气质的把握，那么这幅作品就失去了它的观赏价值。欣赏李雷先生的作品时，我们更要深入探究他对于作品中内在个体精神层面的描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他创作的意图和作品中率真的意趣。
李雷先生从事版画艺术创作时，作品注重民间美术造型特征和现代构成因素的结合运用，在看似无序的线条中透露出对形式规律的遵循。这种特点他同样运用到中国画创作中，注重造型的多变性和有序性，这是对中国画的一种发展与创新。在他的三国人物系列作品中，他充分吸收民间美术高度概括极富装饰的形象符号，力求减弱许多细节性处理，追求艺术构成中的几何秩序和交错美，在对称与对比，平衡与变化中，在简洁的线形与明快的色彩中去拓宽精神想象的空间，寻找自己个性和艺术目的的元素，传达着一种视觉隐喻。
对于观赏者来说，欣赏李雷先生的作品无疑是品尝一道视觉的饕餮大宴，丰富的内容，多变的色彩，充满意趣的造型，都令整个作品具有生命的灵气。在艺术中升华灵魂和境界是李雷先生孜孜不倦的追求，他的不懈努力使得他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打破陈规，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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