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精神的“局外”选择——柏瑞：文化价值中的纯粹个体

    柏瑞先生的游离并不意味着关起心门复归于古典艺术的旧辙，也不是在臻于极致的传统水墨中进行“自私”的玩味，更不是对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的生硬组合。他是超越了这些之后在生命哲学和文化本源上找到一个核心点，并以此为基础完成新一轮的融合与创作。这一切离不开他从精神追求上对中国文人的生命内涵深深的激赏与认同，不知不觉之间他的自身也被中国文人的价值追求溶解了。柏瑞先生的文人气质和本心既有外在因素的驱动，更有内在生命的追认。他将人的心灵的现实需求延伸至对传统典籍的消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了

对儒、释、道三家体系的理解。

    正是基于这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柏瑞先生的水墨艺术作品不仅摆脱了传统形式对生命本身的束缚，也消解了形式语言单纯化、形式习惯化和生命精神内容的对立矛盾。作为艺术家而言都愿意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来表达最熟悉的事物，形成个人化的艺术语言与风格，建立起“史”的地位。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构成挑战的因素是艺术家个人才能的发挥。一个不具才能的艺术家只会形成惯性的艺术思维，结果是陷入自我的模式化而无法贡献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鲜生命。同样一个不能深明传统的艺术家也没有面对全新可能的机会。这两种情况都将导致艺术精神与生命感染力的丧失，而这正是柏瑞先生所警醒的。“创作时不能在同一平面进行形式的丰富，这将失去向高度和深度运动的期望和超越。”柏瑞先生是这样看的。

    正是因为像柏瑞先生这样毫无目的的去追认传统的现实性生命的人，我们才不厌其烦的一再追认艾略特关于“传统与个人才能”的批评。这样的艺术家已经太少了，不管是革传统的命还是鼓吹颂扬传统者，在艺术领地中大都缺乏理论上的批判考察，而沦为主观印象式的个人意见，谁能在其中捞得时代红利，谁就成为一时的“意见领袖”。因而，康德强调美的特征之一“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就在我们的艺术中丧失无遗。“无目的”已经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个短板。在“无目的”的基础上，当代艺术的另一特征“介入”如能找到聚焦点，那就是我们最理想的艺术。但现在清晰的情况是绝大多数艺术创作者抱着明晰的目的（不管是关于“美”的，还是关于“现实性观念”的），并且由于知识结构与情感结构的普遍漏洞又难以找到富有洞穿力的聚焦点，而产生了批量肤浅的“观念”与“介入”。更不必言在深刻“介入”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无目的”的转化。这种情况在当代水墨艺术中表露得格外明显。

    柏瑞先生探索的意义不在于他是否已经将我们理想的当代水墨艺术变为现实，而在于他的创作经验和思想路径已经触摸到了这两个休戚相关的核心命题。柏瑞先生不单单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以为指路性的艺术家，我们可以感知到他的背后将发现一片无法预知生命感动。柏瑞先生虽然是远离艺术“圈”之外的，却是在“现实”之内的，甚至比不少“圈”内艺术家都跟现实发生着更密切的关系。柏瑞先生在现实中经营着品牌战略顾问的事业，是现代品牌战略及商业模式的深度互动和感知者，他在其中体验了最刺激、最丰富、也最纠结的现代生活，尽管这是我们每个生活在当下的个体都无法逃离的，柏瑞先生却在这个漩涡中心成为一个成功的弄潮儿。我们能够联想到柏瑞先生视乎是当代社会的“波伊斯”，我们也可以形容柏瑞是正在创作着他的“商业雕塑”。

    现实经验与心灵理想的互涉观照在柏瑞先生内心世界演绎得格外明显，如果要谈这种张力中的水墨表现，那么柏瑞应该比更多圈内艺术家的体会更深切。但是“张力”作为现代文明的一个特质已经具有了自身惯性，不论何种领域、何种环境，无处不在的“张力”导致的是“张力”低效乃至“张力疲软”。对于这一点，柏瑞先生也有着自己的看法，柏瑞先生对“张力”的再解读也是源于中国文化的源头，他更愿意去发现和思考“张力”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他采取的探索路径是对这种表层的“张力”置若罔闻，转而深刻地意识到“人们是否应该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将被激发和释放的生命潜能记录下来，这将是生命流淌过程中最真实和最珍贵的迹化。”柏瑞先生的探索路径恰好暗合了“文人日记”式的水墨艺术创作，在他身上较好地体现了中国文人所固守的一种“士“气与当代艺术家所应有的智慧和敏感。

    “日记”具有不被别人识读的私人性，是艺术家流露最隐秘、最真实的生命情感的最佳方式。而在艺术形态上，中国式的抽象介于意象与表现之间，又因水墨的媒材属性而具有虚灵、冲淡的特质，暂且可称为抽象水墨的艺术语言成为柏瑞先生的主动选择。

    从具体的作品来看，《苍凉的远》似乎既是艺术家真实的生存记忆，也与他对本土文化的经验和思索有关，“苍远”特别表达出了这种距离感。另一幅作品《纠结之后》，是艺术家在个人生存经验与艺术道路自新历程中所经历的一次的洗礼，也是对现实性的暗示和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这种“双关性“的内涵带来了更加无限的思考，或许会更多。此后创作出的《空无之初》，则集中展示了艺术家在精神寻根之后所探得的雨后花园，一虚一实，一静一动，柏瑞先生似乎找到的是“佛家的本心，道家的道”。中国艺术不是表现形式，而是实现自我，这样的情感经过了文人思想的过滤在有与无之间就更加纯粹、更静逸了。这就是柏瑞创作出的《圆觉之境》，空无中带有生命的升腾气象，具足重德为圆，照破无明为觉，“圆觉”，人人本具之真心。我们发现柏瑞先生的作品在虚与实之间、有与无之间、似言非言之间、静与动之间找到了一个节点，这样仿佛在提出一个问题“诗能言志否“。柏瑞先生就是这样远离艺术”圈“的同时又经常默默的给艺术”圈“提出问题，不断的激发出声音、柏瑞先生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在艺术创作道路上是执着的，同时又是自省的，而经过了十多年的不断洗礼，他的心灵世界和精神体验更加趋于平静，同时也对平静进行了升华。净土宗和禅宗精神对柏瑞先生的影响很大，老子和庄子的精神对柏瑞先生也影响深远，加上柏瑞先生与生俱来的“士“者之气，这本身就把柏瑞先生推到了中国文化“三教合流”的焦点。他对传统文化哲学的体认不是印象式、艺术化的，而是从学理层面认真读书而来的，是这个文化大传统与个体生命摩擦出的光与热。柏瑞先生的价值就体现为一个“三岔口”的个人选择，他是艺术圈中的局外人，又是一个对传统文化认知、体验极为深刻的现代文人，同时还对西方现代艺术保有一个艺术家应有的智慧与心灵敏感。而这也正是水墨艺术在当代的境地和选择性困境，关于“民族寓言”的书写在后现代的后殖民语境中，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乃至这是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柏瑞的水墨艺术创作，应该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