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吉美博物馆旧藏现身北京盈时春拍

　　2014年春天，盈时春拍亮相一件曾入藏法国吉美博物馆的明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玉壶春，该瓶于2011年法国苏富比拍出，流传有序，身份高贵。

明洪武 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玉壶春

资料一：法国苏富比2011年6月9日封二lot37

资料二：法国苏富比2011年6月9日封二lot37

    这支玉壶春瓶做工完美，无论从任何角度观赏，其釉里红纹饰均精巧细腻，在洪武釉里红瓷器当中极为罕见。

    自唐代开始采用含铜料在高温瓷器上绘制红色纹饰以来，这种技法给陶匠们造成了巨大的挑战。由于铜红料极为敏感，陶匠在制作过程中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底釉的成份、铜红料所占比例、窑内的焙烧温度和还原程度，以及瓷胎在炉膛内的摆放位置，以达致预期的颜色效果。较诸十四世纪，当前的技术水平可谓突飞猛进；即使如此，陶工打开烧制釉里红瓷器的瓷窑时，映入眼帘的往往不是预期的一抹艳红，而是一片晦黯灰涩，色泽褪尽的情况亦时有发生。故在其他国力较弱的年代，则常以稳定的釉上红彩来取代釉里红。由此釉里红的珍贵可见一斑。
　　喇叭型的精巧口沿是此类玉壶春瓶的特色之一，然而这一秀美的造型亦兼有易于破损的弊端。在六百四十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它的底足及腹部比较厚重，颈部却显得略为纤细，仅有四五毫米厚的口沿更是最薄弱、最易受伤的部位。据统计，在各大博物馆和拍卖会上出现的洪武玉壶春瓶中，九成传世品有不同程度的损伤或瑕疵，其中95%的伤在瓶口，故宫博物院的一支同类玉壶春瓶便是最佳例子。
　　以造型而言，此瓶正处于景德镇玉壶春瓶样式的转折时期。元代玉壶春瓶的造型较为秀丽轻巧，而永乐年间的瓶颈较短，外观较为凝重，而这支洪武瓷瓶正介乎两者之间。与元朝制品相比，此瓶的瓶腹较宽、重心较低，使收窄的瓶颈益显修长，而剖面柔美的S曲线亦更形突出。它的瓶腹重心虽低于元代瓷瓶，但仍有别于其后永乐瓷瓶下移至瓶胫的样式。这支釉里红玉壶春瓶制作规整、造型优美，堪称洪武瓷器的极品。
　　这只玉壶春瓶的纹饰也极为经典。约翰•艾迪斯博士在釉里红一文（参见1957－1959年“东方陶瓷学会会刊”第31期15－48页）中指出，几乎所有洪武玉壶春瓶（包括玉壶春式执壶）的颈部，均绘一圈蕉叶纹，其下并搭配两层次要纹饰，瓶身底部则绘仰莲纹；而腹部的主要纹饰不外两类：一类为缠枝花卉纹，另一类为绘画式题材，常采用岁寒三友图（有时配以芭蕉）。在釉下彩瓷器纹饰的演变过程中，洪武是个重要的转折点，时至十四世纪末，源自元代的构图主次发生了变化。洪武年间，次要纹饰带所占篇幅较小，而主要纹饰带的大小和重要性则有渐增之势。这一转变可清楚见于这只玉壶春瓶，其缠枝牡丹纹覆盖了瓶身的绝大部分，而元代常见的云肩已被简化为主纹饰上面的一圈垂云纹。它的主纹饰具典型的时代特征，同类纹饰亦可见于英国伦敦大维德中国艺术馆收藏的一支釉里红执壶。此外，洪武釉里红瓷瓶的另一特点便是其瓶颈的蕉叶纹。以英国伦敦大维德中国艺术馆藏一对元代至正型青花龙纹象耳瓶为例，其芭蕉叶纹的月牙边较为宽粗，而主叶脉亦用粗笔绘成。相形之下，洪武玉壶春瓶的叶边较窄，而主叶脉仅以白描勾画，使叶纹更显轻灵，与修长的瓶颈相互呼应。腹部的缠枝牡丹纹画工纯熟，呈现了洪武瓷器珍品的三大画风。其一，花卉在构图中的地位更为显要，枝繁叶茂的缠枝纹饰因此更为悦目突出。其二，在正面描绘花卉时，花蕊均留有一道白边。这种画法简洁有效，加强了与周围深色花瓣的浓淡对比。洪武瓷器上的缠枝菊纹也有类似的画法，常在白色莲瓣内勾出一道白边。其三，洪武瓷器多以三角构图侧写牡丹，构图上以牡丹的正面和侧面描写交错出现，这种手法使波浪般的缠枝图案显得错落有致，同时亦突出了整体的造型。
    回眸凝视此件洪武釉里红玉壶春瓶，毋庸置疑，它是洪武釉里红瓷器中的极品，其发色上下均匀，是目前所见玉壶春中发色最好的一只，它的艺术成就令观者无不倾倒叹绝。而且此瓶流传有序，系出名门，早年即入藏世界知名的法国吉美博物馆，并附有法国文化部长亲笔签名的吉美博物馆收藏证书。在二十世纪早期即已经入藏西方著名的博物馆，在当今拍卖的洪武釉里红瓷器中当属首例，殊为难得。本品历经沧桑，虽未能以完美面貌示人，却仍不掩其艺术锋芒与魅力，犹可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