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发东访谈:从“寻人启事”到“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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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发东访谈:从“寻人启事”到“身份证”

日期:2014-05-22 09:44:45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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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冷林 

    冷林:你什么时候开始艺术活动的?
    朱发东: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严格的说,从很早以前、也就是70年代末我就对艺术发生了兴趣。当时,我的表哥和他的几个朋友,这些朋友我都认识,他们经常在茶馆里画人像,我从那个时候起也拿起画夹加入到他们中间。后来我觉得就这样画像不过瘾,决心日后进艺术学院当画家,当时认为当画家很神气。后来我从艺术学院毕业,开始考虑我今后的艺术发展方向,我最先开始画了一些写实的和抽象的画。这算是一种自我摸索吧。那时正是85'美术新潮蓬勃发展之时,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参与,只是在一旁对它感兴趣。
  冷:85'美术新潮运动在当时吸引了很多向往现代的年青艺术家,我想你可能是属于他们的一部分,而你当时却恰恰没有参与,这是为什么?
  朱: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我当时在云南,比较偏僻,我并不认识那些新潮艺术家。如果我偶尔和他们有接触,也许我就投入进去了。那时我很羡慕那些新潮艺术家,像王广义等。87年我去了海南岛。在海南岛期间,我没有画画,只忙于生存。那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人来人往的匆忙景象,到处是寻人启示。我经历了这样一段不踏实感觉,认为自己不能这样下去,于是我回到云南想做些事情,那已经是在1989年底的事了。我前后思考了近半年时间,想起了在海南我见到的那些寻人启示的招贴,于是产生了我的作品。
  冷:你的作品指的是什么?
  朱:我当时把我个人情况按照寻人启示的样子做了出来,"朱发东生于某年某月,……";另外,我考虑了当时美术界接受的可能性,我同时画了一幅"寻人启示"的油画。我拿了这幅油画参加了1992年广州双年展。这次广州之行对我影响很大。当时因这个展览在广州聚集很多有关人士。我看到了一位艺术家的"股票行为",感受到了一种亢奋的情绪并隐隐约约地觉得有一种新的东西正在产生。王广义的成功也令我羡慕,大家争相与之合影,我看到了艺术家的一种魅力。这一切让我感受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就将开始。
  当时没有人关注我,因此我可以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工作。我没有任何思想包袱。在去广州之前,我的作品还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还没有确切的信心决定以什么方式来呈现"寻人启示"是最恰当的。从广州回来后,我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和怎么去做。我觉得艺术要最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所感,所以实现艺术的形式也应该是充分的。当时我曾顾虑别人误认为自己有问题,因为自己要采用的形式和社会生活太接近。但最终艺术的需要战胜了我的羞怯。当我把"寻人启示"在社会中公开时,社会接受的程度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他们不仅很快接受,而且还要进一步了解我个人,我因此也接受了很多采访。它对我日后继续这一事业增添了很多信心。
  冷:90年代初,艺术家们开始关注自我、开始寻找自我在社会中的确切位置。"寻人启示"非常突出地反映了这一时期艺术的特点。
  朱:80年代末、叨年代初中国大跨步地进入到商业社会,这是一个我们未曾经历的社会。大家立刻感到思想上的迷失,找不到自己;当时海南代表中国的一种发展的新趋向。在那儿,你可以感到人们已经越来越不受约束,随便离家出走。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人们怎样在新的社会里重新确立自我。这是一个时代的召唤。我在其中开始寻找个人艺术的新方向。8O年代艺术的集体运动已经非常不适合于今天,所以在我个人情感上面,我尽量避免和回避8O年代的艺术,这使我开始重视自我的创造性表现。90年我开始做"寻人启示",来寻找和明确自我方向。这个作品一直延续到93年结束。
  冷:这个作品很难对象比为实物,它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个人的社会活动。是否正是这种特点奠定了你以后的发展方向?
  朱:我想是的。我的作品很难用旧的艺术媒介来定义,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它使我一直保持一种开放的状态。
  冷:在"寻人启示"完成后,你是怎么开始下一个工作的?
  朱:在做"寻人启示"这个过程中,我发觉它需要一个很大的社会空间来接受它,而云南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我想我必须获得一个更大的社会空间来发展我的艺术,所以我决定下一步工作应该在北京。在离开云南之前,我就开始酝酿一件新的作品,而"出售"在我的脑海里是一个关键词。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此车出售"的招贴,就突然有了下一个作品的想法。我把下一个作品命名为"此人出售"。这一次我决定以行为的方式来实施这件作品。在云南我做。准备工作,然后绕道上海一周来北京开始展现我的这一作品。
  冷:"此人出售"相比较"寻人启示"更为极端,因为你把自己作为作品的活的组成部分,它不像"寻人启示",你躲在后面,作为一个未知的方向存在;这一次,你在前台,像所有人表明你的位置和状态,你个人在思想和身体上是怎样经历这一行为的?
  朱:我把"此人出售"写在一块布片上,然后缝在我的上衣后面,我觉得这样有一种英雄主义的色彩。我在实施这一作品过程中,有很多人跟在我后面,我感到很自豪,好像我成了大家的代言人。每当我实施这一作品时,我都有很强的"运动"意识,我觉得这一作品正好反应了90年代初中国整个城市化运动:从农村到城市的运动、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无休止的运动、从中国到西方的运动。我的衣服是一件中山装,我通过服装来提示人们一个特定民族和区域正在经历的非同寻常的变化。
  冷:看来你的目的是达到了,但对于你来说,还有什么困难存在呢?
  朱:在这个作品之后我又做了一些作品,我隐隐约约觉得好像还缺少一点什么。经过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我才清楚实际上我需要在社会上有效地证明我作品的价值,也即把我作品的观念和其获得的实际效果结合起来。
  冷:这是一种作品延伸的观念,你希望通过这种延伸来获得一种明确的艺术控制范围。这非常像一种商业行为。
  朱:可以这么说,只是它们的目的和对象不同吧了。但你要把商业这个概念变成一个社会学和哲学的概念,也许它们就没有什么区别。我不喜欢艺术太观念,我偏爱有可操作性的艺术,也即有一个环节可以把作品的目的和作品的实际效果协调起来。我认为连接目的与效果的中间环节是最重要的,这个环节可以保证艺术的有效性、可以最大程度的回答:"艺术是什么?"'的问题。有了这种认识,我就产生了"打工"作品的想法,我把"打工"分为出卖劳动和收取报酬两个部分。这样一来我就和参与到其中的人取得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是可以被验证的,而这是最重要的。许多人对我收钱有异议,认为这样做不对。我认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理由。我只是把理由还原为最为现实的层面。既不在观念和理想的层面,而在有实际关系的市场层面。我不喜欢飘在空中的精神性事物,我觉得这些事物意义不大。而让人体会实实在在发生的事,这样给人触动才大。过去公益型的行为很矫揉,它是社会体制里要求自我的全部奉献;从今天社会状况看,这种牺牲、奉献非常矫揉造作和自欺欺人。今天社会和过去有很大不同,它要求新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强调个人价值及个人价值在社会中的平等交换将更能反应出今天社会面貌。所以在实际上,"打工"也带有很强的新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
  冷:"打工"这件作品发展怎样?
  朱:很难发展下去,不过它使我掌握了与社会建立关系的很多经验.
  冷:"身份"一直是一个文化热点问题,是一种彼此之间有效辨认和归类的证明。这在倡导多元文化的今天尤其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你的作品是否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朱:我没有特意针对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还是太大、太空洞了,我主要面对的还是我身边有切身感受的事物。文化问题不是抽象的存在,它是现实中自然产生的。
  冷:那么请你具体谈谈你的《身份证》。
  朱:我注意到,近年来"身份"这个问题已逐渐从制度、政府行为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意识形态领域走出,它正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些企业采用其商品发明人或企业领导形象为标识(注册商标),这种现象已不在少数,且有蔓延之势。我想通过一种方式来横穿这一问题,"身份证"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我可以颁发给任何一个他想要得到"身份证"的人,不论种族和国籍、不论岁数大小。"身份证"有一种延续性,其中一些共同性的东西把大家制约在一起,作品通过它的新的发散力浸透到制度里。我一直在想,要使艺术不断地发生、使很多人拥有、同时又恰当表达我要投人社会的想法,"身份证"恰好符合。但最重要的是:我是以市场的中介来形成围绕在"身份证"周围的关系的。
  冷:这个市场使你融如在具体的社会中,你使你永远处在你要处的位置中,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主体性的形成?你的作品变成了一连串的事件,而且已经变成一种跨文化的活动,你是否意识到这是一种跨文化活动?
  朱:这种主体性的形成不是一相情愿的事。你首先必须要了解整个社会结构以及艺术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然后你才知道你的位置与角度以及这个位置和角度所可能产生的功能。主体性不是天生的,是反思的结果。跨文化活动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活动,它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充满了变化。我没有特意想过我需要去表现一种跨文化活动。我觉得它们都处在整个社会结构里。对一个事情的了解不可能就事论事,它永远是整个结构的一部分。
  冷:那么东西有问题、多元文化问题在你看来永远不能作为一个独立问题存在,它们仅只是一个结构的外在表现而已?
  朱:是这样的。我认为东西方问题、多元文化问题,其实只是一个地缘问题及政治格局问题。我认为艺术家可以去感觉它,但不要与之过多纠缠。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她包括东方与西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些都不是问题,如同水到渠成一般。只要是发自内心的,只要是非做不可的,那肯定就是多元的,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两个人的内心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当你最了解自己时,你就了解了全部。
  《是我》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冷林 
 
  朱发东开宗明义地说道:“在今天艺术已成为一种生存状态,艺术作为对生存状态的反映和呈述,我认为,前卫艺术要做的工作就是:消除文本,最终凸现出的是艺术家的生存状态,这个时候,生存状态已成为艺术的主体,成为媒体本身。”(注4)身体行为的出现,对于艺术家朱发东来说,源自寻求一种艺术与公众发生直接关系的强烈愿望。1992年广州双年展之后,在空虚和无聊之中,朱不得不寻找一种更直接的表达方式,这时候就有了新的可能性,他开始在纸本上制作很多带有波普意味的“大名片”,这种波普的意味体现在文字的应用上,“寻人启事”这种更广泛、更切入社会现实的想法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1993年元月,他印制了大批“寻人启事”,穿行于昆明的大街小巷,在凡是有人聚居的地方张贴这种众为熟知的纸单。虽然寻找的是自己,但无论对艺术家自身还是公众,都提示出了一个难以否定的问题:在今日商品化的社会里,艺术创作的独立性何在?每个个体的人的自我安在?如果人的身形能寻找到的话,那么人的精神魂灵的缺失谁又能寻找到呢?1994年5月20日,朱发东来到北京,开始实施为期一年(因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未能持续完满)的行为“此人出售,价格面议”。他自穿中山装,背后缝有“此人出售,价格面议”的文字标志,行走于街头巷尾,引起了行人极大的反响,并经常有人出于各种理解,与他交谈,询问出售自己的原因,或商议雇用价格。朱发东对此作品解释道:“我觉得这是一个精神物质化的时代,艺术家必须对时代做出反映,这也是我迈向艺术成为生存状态的另一努力。”(注5)的确,艺术家已不满足于用纸单招贴作为媒介,而将自己的肉身作为媒介,直接参与和渗透到公众之中,从而把艺术家在当代文化中的自我反省和批判推到了极至。在精神物质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远离我们生活的平面图式越来越妨碍艺术与公众的交流。对当代艺术家而言,精神上的困惑必然驱使去开辟新的艺术媒介和语言,来证实人的生存状态。艺术的行为,以其直接的批判精神至警示的姿态,使艺术与公众在意识中达到沟通。
  1997年3月14日,朱发东开始实施历时100天的行为艺术活动“生活方式”。在这期间,朱发东受雇于许多单位、家庭及个人,有政府机关、有公司、有私人朋友也有陌生人,但雇佣干活计时论价。如果说前一件作品“此人出售,价格面仪”,出售的是人这个媒介,那么,在这最新的作品中,媒介被更推广到人与人的一种无形雇佣金钱交换关系上。朱发东在100天内所做的各种雇佣工作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朱与每位雇主之间的交换关系,在朱的眼中,今日生活方式就是交换关系,就是不同范畴彼此之间的各种界定,是当代社会中的关系决定着人的角色和价值。显然,朱成功地利用自己的行为活动,促使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核心问题更深的认识。
  --高岭《今日先锋》1999,07 天津社会科学出院版社
 
  朱发东的行为/录像《此人出售》(no.00)再次印证了这一表现程式。...它记录了他在1994年间在北京的一系列行为表演:每天早晨他都出去,背上写着两行字:"此人出售,价格面议"。我们跟着他走遍整个北京:天安门广场、麦当劳快餐店、国家美术馆、北京大学、实验艺术家们的东村、以及他混迹于众多"流动人口"中的劳务市场等等。这部录像片综合表现了一个城市、一个特殊人群以及艺术家本人;但是艺术家始终处在核心位置。
  --巫鸿《首届广州三年展》图录 2002  
 
  朱发东非常敏感,及时对这样一个变化的现实做出了反映。有意思的是,他的这种反映,不是顾影自怜,也不是愤世嫉俗,而是通过对原来那个旧我的解构来完成一种朝向新我的蜕变。他巧妙地利用了《寻人启事》的广告样式,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现实社会的迷失者,通过对自己过去那个破落形象的不断彰显,一方面揭示出了社会变迁的现实;另一方面恰恰又在这种变化中使自己从容不迫地跳了出来。这一招朱发东玩了一把双刃剑,而剑头刺向的正是观众期待的内心。
  我就是看了朱发东的《寻人启事》作品后记住他的。
  1994年,朱发东又做了一个行为,他身穿一件“此人出售”的工作服,从自己的老家昆明一路招摇到了北京。也是在这一年,我见到了他本人。记得好像是在画家刘彦家里,他的到来让我着实感到了一种惊奇。...衣服上还印着“此人出售”的字样...他就是朱发东。
  角色要投入,戏要演得真。这就是朱发东的艺术语言。
  此后的朱发东在北京呆了下来,不断以他的行为方式演绎着他的艺术观念。他替别人打过工换取报酬,也为无数人兜售过他自制的印着他肖像的身份证……所有的这一切他都假以艺术的名义,并大张齐鼓地做着自己的形象宣传……
  功夫总是不服有心人,没过多久朱发东果然出了名,不仅自己的形象真的被写进了艺术史,而且还成为了艺术市场上的明星。后来,那件曾经被他穿过的“此人出售”的工作服卖出了天价;再后来,他的更多作品陆续被人收藏,朱发东也由此成为了当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名利双收的艺术家之一。
  --杨卫“朱发东”《风云人物》周刊2005,10,20
  《此人出售,价格面议》朱发东,1994年 
  
  在九十年代,随着商业化步伐的加快,金钱至上的观念深深影响着不少人。基于此,朱发东以荒诞的方式做了作品《此人出售,价格面议》,并由此表达了他对什么都物化、什么都商品化现象的批判。1994年整整一年间,他手提一个深色的公文包,身穿一套蓝色的中山装,背后缝有一块他亲手书写的“此人出售,价格面议”的布片,成天出没于北京的大小公共场所、劳务市场和街头巷尾。好奇的行人们纷纷凑过来问他:“我要买你的话,你会做什么呢?”“不会,我什么都不会做。”“那我买你干什么呀!”在一片怀疑和议论声中,朱发东默默地走开,继续前往下一个“出售”行为的地点。可以说,这是一件具有明确、直观、有效的大众焦点的艺术作品。后来,朱发东那件广为人知的蓝色中山装被某位国外收藏家以极高价钱买走。
  —鲁虹 孙振华著《中国行为艺术》2006年,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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