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位孙佩苍-- 陈丹青为孙元着《寻找孙佩苍》作序

只有一位孙佩苍-- 陈丹青为孙元着《寻找孙佩苍》作序

只有一位孙佩苍-- 陈丹青为孙元着《寻找孙佩苍》作序

日期:2014-10-07 10:57:32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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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院两年学业期间,有一项经历至关重要:1978年秋,某日,全班同学被领进陈列馆仓库,观看三十余件19世纪欧洲油画的原典,除了欧美常见的沙龙作品,其中竟有一件早期的库尔贝--文革十年,所有国外来华展览中止。运动甫歇,罗马尼亚画展、加拿大画展、法国乡村画展,相继来华,是为文革一代画家首次得见欧洲油画真迹,而能在美院居然亲见中国收藏的欧洲绘画,委实大出意料:此前,我们从未听说国内哪家美术馆或学院藏有欧洲油画真迹。

孙佩苍照片(1932)

  真迹从哪儿来呢?不记得哪位老师告诉我们:并非老院长徐悲鸿留法期间所购,而是一位军阀时代出使法国的官员在巴黎自费买下,携来中国。此后的故事不难推想:1949年之后,洋画不得展示,到了1969年秋,即进入文革动乱的第三年,形势更其无情,那位官员的遗属被迫将私藏移交中央美院,封尘九年,延至1978年底政治管制解除,方始见光,我们正是头一批得以亲见的幸运者。

  那年代,我们对油画的购藏、民国的历史,统统无知。十年荒废,众人只顾凑近画幅仔细探看色调、笔触、肌理,谁也不曾介意画的来路。以惯有的政治概念,既是“军阀时代”的财物,理该归属国家,存在中央美院,更是天经地义。我记得那天没人追问这些画的来历,更未起念询问藏家的名姓。
  真迹可贵,这是谁都知道的;中国全境没有西画真迹,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亦且不以为怪。中央美院享誉国中,这份收藏却是罕有人知,岂不可怪,然而我们确凿看见了,不但看见,每幅画依次靠墙放着,容我们亲手拿起,捧着,好生端详。我不禁想:做一个中央美院的学生,到底不同啊。
  那天,众生还有幸目睹五十年代第一批留苏学生临摹的欧洲与俄罗斯经典。
  然而奇怪:此后各届教学,就我所知,不再循例安排学生入库观看真迹,知晓美院有此收藏的学生,也很少,便是知情者,大致淡然说起--名校的师生,大抵是不肯错过可资炫耀的一切的--正式讲课、私下闲聊,鲜少有人谈及这批包括库尔贝早期作品的珍藏。尤可怪者,当年文革甫过,条件寒碜,日后,美院与国家眼看一年年发达富裕,百业更新,既有这等宝藏,早该专辟一馆,长期陈列,给历届学子匡正眼界,提升教养,便是仅仅为了显示“中央”的优越,也拟定期挂出来,以便观瞻,毕竟,全国还有哪家美术院校亮得出这么一份西画的原典?!
  三十六年过去了,没有这回事。其间,中央美院被迫两易其址,怨声不断,而也不听人说起那批收藏的下落。当我八十年代初远去纽约,目击域外美术馆无边无际的典藏,常会念及母校那可怜的、从未展示的独一份。偶或问起院内来人,十九漠然,年深月久,我也淡忘了。
  但我从未忘记那位“军阀”:旧社会,战乱中,居然有过这么一位爱绘画而好兴致的中国人,亲自收购洋画!上百年了,哪位国共大员做过这风雅而积德的事。出洋艺术家,自是不一样的,早年留欧画家带回不少宝贝:刘海粟、颜文梁,买了欧洲雕刻的翻制石膏像和精美画册,供在上海美专和苏州艺专,文革间砸了、毁了、流散了。徐悲鸿买过不少中国古典真迹,但未闻藏购欧洲油画。民国年间私人收藏欧洲绘画的个案,另有一例,是经美院老校友万青力先生撰文披露:上世纪二十年代,蔡元培先生游学德国期间,值立体派盛行,他曾购藏十余件立体派版画,当然,如多数民国遗事中的遗物,早已不知所终,无从追觅:那是我十多年前读到的文章,就中详细,记忆不确了。
  总之,近百年,中国境内,我所闻知而亲见的欧洲油画真迹收藏,便是在美院陈列馆仓库内的那几十件。
  三年前,2010年冬,杨飞云主掌的中国油画院美术馆举办大展《面对原典》,搜拢民国留欧一代、共和国留苏一代,及我辈出洋面对欧陆经典的临摹品,凡百十余件,允为近百年来是类作品的首次展示。其中最可珍贵者,当然是徐悲鸿、吴作人、颜文梁的手笔,虽说是临摹,因临者的资望,距今也近九十年了,望之形同古籍,直可视为“原典”吧。吴先生的几份临摹早先见过,而徐悲鸿临摹伦勃朗的名篇《参孙与达利拉》,却是初识,全篇画艺工整,气息端凝,保存状况亦极良好。我问飞云如何得到这宝贝,他便介绍站在画侧的孙元先生,说,此画就是孙先生家里慷慨出借的。
  我上前握手,才几句话,竟恍然得知:原来孙先生的祖父孙佩苍,正是那位“军阀”年代的官员,而当年在美院库藏亲见的三十余件真迹,全部是孙家的私产。
  是夜倾谈,我粗粗得知了这批藏品的由来,又两年,孙先生苦心写成此书,我一字字阅读,总算得知了这份收藏背后的故事--这故事,实在是民国的传奇,是画界的美谈,是一份迄未明了的家族疑案,更是中国近代史屡见不鲜的糊涂账。为什么呢?请诸位读孙先生的书。而这迹近湮灭的故事,我的感慨,却是好不难说,今受孙先生之托,试着说说看--
  说是历史的糊涂账,单看孙先生书名便知。序言头一句:
  孙佩苍是我去世七十一年的祖父,寻找他的历史痕迹始于2007年,那年我已六十一岁。
  一个孙儿,逾花甲之年,犹不清楚祖父是为何人,做了何事:这是无数民国隔代晚辈的普遍真实。而祖孙之间的那位父亲,如千千万万“解放后”的父母,为避祸端,不敢、也不愿向下一代告知祖辈的身世:
  他们讳莫如深的做法还是有效的……父亲生前单位办我与爷爷的亲属证明时,发现他档案的履历表没有写上爷爷。
  刻意抹去上一代,刻意隐瞒下一代:六十多年来,无数家庭三代之间的关系,便是如此。然而,“血浓于水”,孙元先生在这部书中详细交代了自己往来两岸档案馆及东京、京都国立国会图书馆苦苦追寻祖父的漫长旅程。祖父的收藏,孙元先生倒是在三十九岁那年,豁然见到了:
  随着拨乱反正形势的发展,经数年周折,终于在尊的习仲勳副总理批示下,在一九八五年得以落实政策,在中央美院陈列馆发还现场,一幅幅美术品包括油画、国画、铜器、石膏像、瓷雕,梦幻般的展现在我眼前。
  其时距我在美院目击真迹,已过七年。换言之:当时孙元先生也在北京,却是既不知详细,更未亲见。即便孙元先生同在现场,他也和我们一样,完全不了解这位神秘的藏家,更别说藏品的由来与命运--中国收藏传统讲究“流传有序”,欧美收藏家族的谱系则如军事档案般,保有精密准确的产权与记录,可是现代中国唯一拥有洋画真迹的收藏家族,其长孙晚年的志业,竟是寻找祖父:这不是一笔不折不扣的糊涂账么?
  为什么糊涂?谁使之糊涂?这是孙家迄今难安的疑案。在追寻过程中,经反复求证,孙先生逐渐拼凑了祖父的生平:原来这位“官员”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类横霸四方的“军阀”,而是:
  北洋师范优级博物科毕业生、东北某段铁路局秘书、公派赴法考察教育六年、毕业于巴黎美术学校、与徐悲鸿林风眠等是为挚友,曾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曾接待旅法访问的程砚秋,归国后曾任东北大学教授、抗战时期东北党务办事处主委、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连(联合国前身)宗旨教育青年委员会中国委员、教育青年专家委员会的东方委员。1942年,在陪都公开展示这份收藏,而在展示期间,这位收藏家竟离奇瘁死……
  在艰难寻获的历史碎片中,仍有重要的空白,其中,或以下面两点最令后辈疑惑:其一,祖父的死因。其二,藏品散佚。其间,一次经孙佩苍生前至友过手,若干藏品下落不明,一次,是经两次程序暧昧的交公,归还后,又遗失若干,包括我们那天尚未见到的名家作品--普桑、德拉克洛瓦、列宾,以及一幅库尔贝的风景画。
  孙佩苍的名字,在民国史早已消失;五十年代,他在四川的墓园因建设之名,夷为平地。
  以上疑点、盲点,凭孙元先生一己之力而能水落石出,意恐渺茫。说句残忍的话:相较六十年来无可计数的冤案,南北各省更其曲折惨淡,以至渺无人知的例,委实太多太多。历史无情,人于是变得无情,无知于历史,则人也无知:当年外人看画,如我辈,不过听进“军阀时代出洋官员所购”这一句,便再不追诘,可在孙家后代,此书每一问,非仅是讨还血肉至亲的家族史,也是为捡回起码的真相与自尊。可告慰者,是孙家葆有的这份遗产,虽经掠劫缺失而安然俱在,也算中国现代收藏史足可骄傲的一份孤本。
  念及此,我曾信告一位研究国学的长者牛陇菲先生。陇菲先生回信中写道:
  一九四九年以来,私有财产一直不得保护,公私档案要么篡改,要么损毁殆尽,历史成了残片断环,几乎无可补缀。中国向来有历史书记传统,正史、野史、方志、家谱、传说、演义,成一完整系统,可相互参照,证实证伪。就连周边国家、民族历史,也要靠中国史书恢复。如此有典有册的中国,到了现在,则只有谎言和遗忘,只有匆忙与速朽。当代中国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仅仅苟活在现在。
  苟活者中,总有不甘遗忘、不肯糊涂的人与事。今孙元先生初步寻获的孙佩苍故事,又以我所亲见的真迹,便是中国画界一份迟到的美谈--
  今天,遍中国有的是艺术学院、油画教学、研究机构、美术团体,更兼火的离谱的拍卖业,可是百年过去,没有一座收藏西洋画真迹的美术馆--美国各大美术馆收藏之广、之富,不必说了,俄罗斯自十八世纪末大肆收购西欧绘画文物,乃有冬宫博物馆,也不必说了。其中,仅印象派到毕加索马蒂斯的收藏(其品质足与纽约现代美术馆相诘抗),便是两位旧俄年轻伯爵往来法俄的大手笔。便是邻海对过的小小日本,也竟有三十多家洋画美术馆,均为民间私人收购,或自建美术馆,或捐献国家,收藏所及,自古希腊到印象派,每一时段均有若干作品。梵高总共画过六幅向日葵,其中一件即为日本人购藏,二战毁于美军轰炸,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某公司斥资八百万美元又买了件梵高回来,一时轰动西方拍卖业。是故,日本画家,日本国民,无须出境即可观看为数可观的西洋画真迹,把握古今绘画的文脉。
  中国向来是看不起东瀛岛国的,日本西洋绘画收藏一节,就不见专家认真提过,便是介绍了,国中美术界也不会在意,比之欧美收藏,日本人并不吹嘘--中国怎样呢?百年以还,只有一位孙佩苍。
  只有一位孙佩苍,不足羞,惟其仅止一位,格外难得,格外可敬:以一国之收藏论,孙佩苍此举固不足引以为傲,以近世国运之艰困论,却是足可传为美谈。然则小到画圈、同仁,大到社会、国家,若果然尊崇艺术,志在文化,早该是给这批收藏好好保管了,建一座小小的美术馆,虽与美俄日本无可比,也算有过这么一份收藏,有过这么一个人。或曰,中国巨变了,孙家不捐政府,也可自建私人美术馆,可是想想吧,孙佩苍的儿子长期不敢在履历中填写父亲之名,孙佩苍的孙子年逾花甲始得找寻祖父,而祖父的全部收藏,迄今不完整,也讨不到清楚的说法:这样的“私人”恐惧,这样的“藏家”命运,何谈自建美术馆?无怪如今市面上层层叠叠的所谓中国现代美术史,就我所见,没有一书、一页、一句,说到这份珍贵而离奇的收藏,说到孙佩苍。
  不说也罢,便是孙元先生,也是这两年这才渐渐看清祖父是怎样的人物:所以我愿将孙佩苍尚未公开的故事,忝为民国年间的又一传奇。
  分裂、离乱、争战……从来是民国叙述的主项,随着近年民国档案与相关回忆的渐渐展露,有头脑的年轻人,不免惊讶被涂黑被贬损的民国,竟有那么多人做成今日政府与社会、家庭与个人万难做到、万难想象的奇事,之所以奇,是奇在全凭主事者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能量,自己的梦。
  例子太多了。单说民国人的忠勇壮烈、奋身爱国,如八一三淞沪战争,沪女杨慧敏只身泅渡过江给临阵守士送国旗,并非政府安排;有抗日将领抬着棺材上阵,对左右说:若退却,你们先打死我,也非国军的命令;小小艺术圈学术界,张大千去敦煌临画,王洛宾去新疆采民谣,梁思成林徽因探寻古建筑文脉,未必是、也不必是政府的“文化项目”。话说孙佩苍而立之年,有家有口,决意求艺法兰西,公家批了,但既没要他收购洋画,也根本没资金,可是孙先生单凭一股子激情与热心,自己办了这件事。他是为自己吗?抗战烽火,他在重庆展示私藏,死在展期间;他是为家族吗?他从未出售一份珍藏给后代换钱,倒反不明不白散佚不少,子孙过着平民日子,哪像个富有收藏的家。
  今日有权有钱的腕儿,何止百千,投资艺术品,动辄论亿。投资、收藏,不是一回事,这是都该知道的;今官家有钱了,斥巨资各地建造美术馆,窥内情,十之七八不过是藉机圈地,兼以吹嘘政绩;私人美术馆倒也竞相起造,固有良性营运者,其多半,或动机有诈,或想当然耳,或空空荡荡,或滥竽充数,也早是广为人知的通病。所谓美术馆,首要看在收藏,收藏,又须看在藏品的精当。论资财、论权力,论满世界花钱的豪阔,论政商两界的硬背景,孙先生哪里可比当代的豪阔,可哪位巨富做过孙先生当年做成的事,又哪位藏家拿得出这份收藏单?
  说回来,以孙佩苍之酷爱艺术,若亲睹今日中国收藏界景象,必神旺而欣快,也必为早年巴黎搜画的滋味,感慨万端:游走于二战前法兰西画市与行情,孙先生如何起搜购的一念?他如何选择画作、又如何度量财力?凡收藏,得手失手,巧遇或错过,必有故事,这些故事,我们都无从得知了--孙元先生苦心追觅,迄今惟获祖父生平大概,其中最是传奇的一笔,即如上,而他不知,他父亲也不知。今世,中国民间已有若干心存抱负的买家,出手惊人,藏购二十世纪欧美着名艺术家作品,若论这辈藏家的先驱,无疑,是孙佩苍;若论目下中国人藏有十九世纪大师作品者,则唯孙佩苍一人而已。
  今要在欧洲市面得一件德拉克洛瓦或库尔贝,便是西人,亦属妄想了,一如张大千徐悲鸿过手五代北宋的真迹,已成传说。孙佩苍不曾错过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游学,独自做了决断。他靠得不是聪明、财力、背景,而是民国人做人做事的憨--凡民国有为之人,莫不身后留祸,及至湮灭无闻。所幸孙佩苍留有这批珍藏,而他的孙子,正以手中撰写的这本书,走在找寻父祖的路途中。
  孙佩苍生平,是一回事,美术收藏,另是一回事;三十多年前得缘亲见那批真迹,三十多年后,得识孙元先生,在我心中,二者于是合而为一,成为传奇。我于孙元先生的追踪,无可作为,谨以这篇文字,向孙佩苍先生致敬。
  2013年8月12日写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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