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如其人，这种说法早已是中国画坛的老生常谈，如唐代的张彦远在品评杨公南时就说：“余观杨公山水图，想见其为人魁岸洒落也。”由画观人品如是，而由人品观画亦必如是。魁岸洒落的杨公，其画必然风骨俊秀，高奇雅赡。这种将绘画风格与人品相联系的说法，蕴含着中国艺术的崇高人格理想：人品高，画品亦高。在历史上，这种理想的境界一直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精神支柱，谁都不会把两者真的简单等同起来。但是，在当今世界，情况便是如此，特别是一些实无创见的画家，喜欢用“人品即画品”之类标榜自我，更有甚者，动辄即以“天人合一”来抬高自己的作品，掩盖其艺术才华的匮乏。在我们的时代，多少粗野狂乱的作品，尤其是以水墨为主的东西，就是假托上述传说概念而风行于世的，在这种概念的保护伞下，粗狂成了大气，粗俗成了画者品性高尚的表现。
观看刘赦的绘画，未见其受时弊的感染，其所画人物，赋彩制形，雅致精密，润媚新奇。其所创山水，尤为温润典雅，皆有新意。刘赦对隋唐宋元的青绿山水传统心领神会，其着色山水将之与现代感受相结合，让绚丽辉煌，庄严华丽的传统焕发现代气息。而这种现代新意即是画家对传统、自我和自然三者关系的恰当处理的结晶。没有哪位艺术家可以脱离传统而进行创作，即使突破、甚至颠覆传统也是如此。传统是多元的参照系，刘赦取向于由展子虔、李思训、王希孟直至钱选所发展出来的青绿画法，而又将青绿山水的意趣转化为水墨山水的灵魂。传统对刘赦来讲，不是固定不变的参照，更不是桎梏，而是新的可能性的熔炉。学习传统的目的当然是要出新，然而如何出新呢？不少画家就此强调个性，误以为凭借一点传统的笔墨张扬个性就能达到自成一家的创新目的。殊不知，个性人人有之，倘若个性独特就能成为出色的画家，那最具独创性的人当属精神病患者，因其所思所为不仅独一无二，而且无法模仿。传统的意义即在于为我们提供了衡量真正的艺术个性的理性框架，唯有在这个坐标系中，我们才能评价独创性有无艺术价值。刘赦的人物画和山水画，独树一帜，在传统中找不到直接的先例，但其画面的意境，构图，水墨处理，甚至其装饰感，都可以置于传统中加以评价。传统由杰作所构成，而传统的价值标准虽然在变化，虽然无法用量化的方式来确定，但传世的杰作的总和可使我们感知其价值标准何在，并以此作为画家发展的指南针。
当今的国画界有个通病，即醉心于玩弄笔墨技巧而忽略表现生活，导致画面缺乏动人的意趣。写生是中国绘画传统中治疗此病的良方，“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高度概括了自然与创作的互动关系。刘赦的绘画，出奇入胜，总是富有无法预期的意境，这与他坚持写生有直接的关系。他经常到浙江的兰溪江，福建的武夷山等处写生，他用单色铅笔描绘的自然景色，细致入微，表现出烟鬟翠黛的感觉，堪称一幅幅独立自足的作品。对自然、对传统的理解和个人的敏锐感受在刘赦的画中有机融合。正因为他做到了如宋李澄叟所说，“画花竹者，须访问于老圃，朝暮观之，然后见其含苞养秀荣枯凋落之态无阙矣。画山水者，须要遍历广观，然后方知着笔去处”，在描绘山水、竹林、花卉、人物时，都能纵横中度，左右逢源，率意触情，创意立体，妙合化权。中国画讲究一个“韵”字，刘赦以独特的手法表现画中气韵，让山水、花卉、人物的造型，以及每一点每一笔都仿佛饱含流动的水汽。他笔下的女人体，主要的形体线条与水分充足的淡墨交织而成，并以浓重略带飞白的墨块烘托，更显其气韵生动之感，淡淡的墨韵即为形体，而形体本身也即墨韵，浑然一体，意趣盎然。有时，他的女人体处于梦幻般的场景，现实与梦幻中的形象交替而成现在与过去的交响。在他的山水画中，水与浓淡墨色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我们仿佛能从其云彩、山石和草树中挤出生命之水，他还惯于用烟花般的装饰性点线，丰富画面，组成富有节奏感的旋律，犹如琴键在水面上自行跳动，奏出美妙的天籁之音。我们不妨用清恽格《南田画跋》中的几句话概括刘赦绘画的总体特点：“简之入微，则洗尽尘滓，独存孤迥。”
温润、虚静、玄微是刘赦绘画给人的印象，而观其作品，谁都难以想象刘赦的性格完全与其画风截然相反。刘赦性情豪爽，讲义气，颇有军人般的刚烈性格。而他一旦进入创作状态时，蓦然成了另一个人，显露出其细腻温顺的内心世界。可见，艺术的品格与个人的气质的关系并非如常言所说的那样简单。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众多复杂的因素（如艺术家的个性、师承、社会和家庭环境、风格、技术手段等）交织作用的结果，那么其创造者必须超越这些限制，才能将自己造就为真正的艺术家，正如历史上任何不朽的杰作，其伟大正源于其超越了原初的情境，而能够诉诸一代又一代的新的观看者。我想，刘赦作品的启迪人心之处就在于此，其作品隐含着极为丰富而细微的内在精神涵养，而这种内涵则是中国画应有的永恒特质。
曹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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