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份开始----朱发东访谈

　　采访者：Denisa Tomkova
　　受访者：朱发东 Zhu Fadong
　　Denisa Tomkovr: 您的作品 <身份证>工作的灵感来自于一个事实，即从其他省份的人需要申请临时居民卡来了，当他们要来北京。對於利用身分證這個既有的形式與格式，你有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身份证或者您對於艺术的界定，以及藝術家角色的界定為何吗？
　　朱发东 Zhu Fadong: 没错，我的《身份证》作品灵感来自于中国大陆每个成年人都必须持有的身份证， 但更重要的是这个身份证所显示的内容对应着后面的户口信息。也就是说无论你现在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广州等大城市，只要你出示身份证，马上就会暴露你的户籍，你不属于你现在生活的这座城市，而要改变这一状况，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的作品就是对这些不公与歧视的体制所做的回应。这是作为一个公民的回应，也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回应！希望中国人也能享有迁徙自由，因为这只是一项最基本的人权！
　　Denisa Tomkovr: 你觉得在当今的情况下你是否会再创作同样的作品？ 你觉得关于<身份证>的情况 在近些年是否还相同？如果不是，发生了什么变化？
　　朱发东 Zhu Fadong: 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天（当下）我肯定不会再创作这样的作品了，倒不是今天的情况相比当时有什么变化或有什么好转，其实恰恰相反。在现实面前，艺术显得无能为力，甚至我的艺术观念也很难让更多的受众知晓，艺术的圈子化或者说小范围化，这一点和中国的互联网很像，中国有互联网么?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当然有总比没有好。
　　Denisa Tomkovr: 在2010年的采访中你说，大约100人已經拿到身份证，目前2014年的情況如何？ 是否也反應政策或是城鄉的差距？
　　朱发东 Zhu Fadong: 这几年几乎没有进展，这和我自己没有像作品刚开始实施的头几年那么投入地去推广有关(和什么政策，城乡差距都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作品经过1998—2000年几年的推进后，我清楚地认识到在现实体制下，《身份证》这件作品只能是一件小范围作品，而且作品所要传递的信息好像已不再被人关心，人们习以为常，在我看来非常严肃的问题在现在很多人看来好像是游戏一样，当我意识到一件作品已经开始（或者已经）远离我的初衷，那也就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Denisa Tomkovr: 对于你来说，身份证意味着什么？它是否代表了政治意识形态或是你對現有體制的看法？
　　朱发东 Zhu Fadong: 对于我来说，身份证就意味着你没有选择。虽然一个人在什么地方被生下来，被什么人生下来，确实没得选，确实是被动的。但是，当这个人成年以后，他（她）应该有权选择是继续留在出生地（父母所在地）还是选择迁徙到其他地方去，影响或者左右这一选择的只是个人的意志和个人对迁徙地的适应和生存能力，而不是其他诸如身份、户籍等等。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应该享有联合国人权公约最基本的人权----人人享有迁徙自由。
　　Denisa Tomkovr: 你的第一个行为藝術是1993年的 <Looking for a Missing Person 尋人啟示> 然后是Missing Person Announcement, 和 This Person is For Sale (Negotiate Price on Spot)。是什么让你开始从油画创作转向了行为艺术的创作？你是什么时候感到这种转变的需要的？
　　朱发东 Zhu Fadong: 我从未想过要转向。在我初涉艺术时，认识的艺术手段除了平面绘画再就是传统的雕塑了，对那个时期的我来说，雕塑可以说太遥不可及了，选择绘画是没有选择的选择。1998年我只身去了海南岛，在海南岛的一年多里，无论是对我当时的生活还是对我以后的艺术历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海南岛海口市最初的一段时间，我每晚都住在地下室旅馆，每晚2元钱，是那种一张床挨着一张床的过道，回去太晚就没床位了。有一天我稍晚了一点，就没住进去，后来只好在街上转，还好海口很热，夜晚也不冷，夜晚两三点还是很多人，后来后半夜在一个水泥平台上睡着了一会就天亮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原来居无定所，流落街头也不过如此。我在海口的一年多，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街上转悠，卖报纸、找工作、为报纸拉广告、到汽车站等人口密集区为自己当时所工作的小旅店拉客源等等。在这一过程中，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满大街的寻人启事，电线杆上、旅馆招待所、居民楼、办公楼，甚至在大街上截住行人就问的，几乎无处不在。其实我自己也是不辞而别来到海南岛的，也是需要被寻找的人。
　　1989年末，我回到云南，在海南的生活场景始终挥之不去，与此同时我也开始观察我当时所生活的城市昆明，我惊奇地发现，昆明同样充斥着寻人启事和小广告，我过去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些。我突然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这一次显然任何平面的绘画和雕塑都不可能表达我的感受，我想到了张贴寻人启事小广告，当时我已不在乎这件作品到底是绘画、雕塑，还是其他什么了，反正就是能表达我的感受就足以。接下来是“寻人启事”小广告的内容，我猛然觉得那些在海南岛以及在世界各地被亲人朋友寻找的人，相对他（她）自己来说并没有丢失，他（她）只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满世界找自己，正如我自己一样。于是我决定寻找自己，只是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一找就再也停不下来。
　　Denisa Tomkovr: 你会如何形容你的藝術主張或是有任何理論的實踐？你最终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朱发东 Zhu Fadong: 我一直认为艺术家仅仅是一个媒介，我一直寻求一种艺术与公众的关系，当我身背“此人出售”广告行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当我在公共场所张贴寻找我自己的 “寻人启事”小广告的时候，当我向别人推销由我自己签发的“身份证”的时候，我觉得此时艺术家自身已成为艺术的主体，成为媒介本身。艺术家的存在也许能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些新的可能性，或不确定性。至少能给一个忙于生计的社会提供一种幻想和漫无边际的瞬间。
　　Denisa Tomkovr: 你认为艺术有能力激发社会的讨论吗？您對於目前中國藝壇的現況，今昔之比，有什麼評價與看法？您認為對於中國當代藝術家有哪些挑戰與困境？
　　朱发东 Zhu Fadong: 不能，好的艺术通常是唱反调的，不合作，挑刺，你说往西他要往东，甚至有时是“猥琐”的。这些都和主流社会所倡导的所谓正能量、歌舞升平、齐心合力、万众一心之类的假象格格不入。对于目前中国的艺术现况，如果是和1990年代比，今天的艺术显得平和而多元，但也少了一些发自内心的冲动，很难看到刻骨铭心和“不管不顾”的作品。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我现在觉得这个问题不太成立，因为今天虽然不能说已经完全全球化了，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也就是说大家所面对的挑战与困境几乎都是一样的。如果一定要说中国艺术家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如果西方国家的艺术家挥拳打出去，无论怎么使劲，结果无一例外地都像是打在了棉花上，而中国艺术家只要卯足了劲，就一定能打在实实在在的墙上。
　　Denisa Tomkovr: 关于你谈到出國時的工作签證的情况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旅行到西方国家，身份证和签证的话题主题是否相关？为什么您對於这些政治與移民的主题發生興趣？＠腌您創作像身分證或是其他有爭議性政治性作品時，是否也曾考慮過市場？或者買家與市場不是您的主要考量了？
　　朱发东 Zhu Fadong: 当然相关，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到西方国家是必须签证的，当你费好大的劲终于获得了签证，别高兴太早，当你入境时，因为你的中国护照，时常还要受到特殊对待，长时间的盘问，拿着你的签证左看右看，好像签证不是他们大使馆签发的。
　　说到我为什么对于政治与移民问题发生兴趣，在此我想表明一下，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其实也是艺术问题。不是我对这些问题发生兴趣，而是这些问题无时不对我的生活和艺术造成影响，上个网也只能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有时网上“干净”到连一个裸露的乳房都看不到。出国办展览作品可能被扣，人可能被拒签。我不喜欢四平八稳，不疼不痒的作品，至于是否考虑市场的问题，我想说在1990年代初根本就没有什么市场，更谈不上考虑市场的问题了。
　　Denisa Tomkovr: 你的作品Identity card，Looking for a Missing Person 和This Person is For Sale 在我看来极具政治意味，它们好像在反抗着什么。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是的话，你能告诉我更多关于它们的信息吗？還是這代表您對變遷中的中國社會的看法？
　　朱发东 Zhu Fadong: 可以这么理解，我不太喜欢向别人解读我的作品，更不会谈及所谓创作动机等问题，因为它们就没有动机，我不希望我的解释影响观众或或读者对我作品的解读。
　　Denisa Tomkovr: 當許多當代藝術家都使用中國式的符號以適應現今的藝術市場，您對於此現象有如此看法？您會比較傾向去中國化來達成全球性藝術？還是在選取題材上，你會傾向選取全球性議題作考量，以作為到國外展覽所需？您認為國內跟國位展覽有什麼不同與挑戰嘛？
　　朱发东 Zhu Fadong: 对于中国式符号的使用，我觉得无所谓，无可厚非，欧美艺术家也有使用中国符号的，近年来好莱坞也常使用中国元素，各有各的目的。我自己在创作前不会刻意去想什么中国化还是全球性这些问题，我还是更注重跟随自己的内心，一定是我感兴趣和关注的主题样式才会被创作出来。我想作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人，我肯定和这个世界是关联的，这是一个人活着的证据，那么我感兴趣和关注的主题样式肯定会得到其他人的共鸣，关注和喜欢，只是人数多少的问题。对艺术家来说，艺术就是一场赌注，好的艺术家都是真正的赌徒，对于赌徒来说哪的赌场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