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传奇笔记——过钰

   某日某时，一美貌少妇，身着红裙、腰悬短剑，骑在油光闪闪的黑驴上。另一古典骑士，顶盔挂甲、手握长矛，跟随其后。二人在高楼林立、人声鼎沸的长安大道上招摇过市……
   一个孩子得到一枝天来之笔，他在墙上画了匹马，于是，马活了；在地上画了头耕牛，于是，牛也活了。之后，他画起金山，大海，狂风巨浪……
   前一个场面，出自莫言的短篇小说《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后一个故事，叫神笔马良。
   世上没有神笔，却有另一种笔——鬼笔。鬼笔与神笔不同，它不甘心描摹世间之物，它志在创造乌有之乡。不屑画人，专画鬼怪神仙。
   不耽于现实记录，更旨在演绎传奇。这是属于蒲松龄与莫言的笔，同样也属于画家张玉瀛。
   张玉瀛的画有那么一点“不正经”：城市里矗着这样、那样的楼，八车道的马路上行着这样、那样的车，大气污染的天空飘来一个美人：圆脸宽额，浓眉大眼，黑头发，红嘴唇，耳边插一朵绿色大花，骑在一头驴上，满脸的欢笑嘻哈，好象东北屯子炕头年画上跑下来的人儿。大红大绿，一派东北农村式的欢天喜地。看其一副副年画式的作品，篇幅不大，容量不多，笔触乍看似为戏谑之作，仿佛一则则民间传奇小说。
   “传奇”，既是一种小说文体，又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还是一种创作型模，更是作家的民间文化立场。唐代传奇，多为“志人”、“志怪”，以短小精悍的篇幅，记录人事之“奇”。奇怪的见闻，奇异的事物，奇诡的景观皆可进入文本。莫言的短篇小说创作，也是一场民间的奇诡记录，或写名士的超迈常人之处：不囿世俗，不拘礼法，超然于世；或写常人之异秉姿态、风神，描人生之奇态，传人生之奇情。
   如开篇所述的《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于庸凡的日常生活中，注入荒诞传奇，天马行空，纯属捏造。在井然有序的叙述、细腻逼真的描绘之后，也未给出明白确凿的答案。
   莫言曾说：“在我的心中，没有什么历史，只有传奇。”
   张玉瀛又何尝不是如此。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快感：文化与政治》中说到：“历史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被构想，即生产方式的顺序和种种人类社会形态的命运和演进之中，从史前期生命到等待我们的无论多么久远的未来史的意义。”
   无论热炕灶台的中国农村，还是层层密集的都市丛林，日常生活无一例外的单调重复。沉沉的日子泛起闷黄的颜色，一如用久的信纸、秃头的钢笔、锈迹斑斑的门锁、密不透风的铁屋。锁在梦里的传奇，开始狂奔而出，在生活的平面上驰骋奔腾，一泻如注。
   一面是最传统的民间乡土，一面是最现代的繁华都市；一面是最按图索骥的日常生活，一面是最神龙首尾的传奇想象，结合得很有后现代的荒诞况味。这样的画，定是在我们的主流审美之外。就如用19世纪的文学目光看《百年孤独》，无论如何都是“一纸荒唐言”。张玉瀛的画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传统、城市/乡村、日常/传奇，在这些二元对比之下，隐藏着更多的沉思甚至还有玩笑。
   城市里矗着这样、那样的高楼，八车道的马路上行着这样、那样的车。每座城市都有统一的面孔，每付面孔都有统一的表清。拥有8848个窗户的大楼里，住着2327个人，他们穿不同颜色的睡衣，用不同牌子的牙膏，晚7点都做各自不同的事，凌晨3点进入不同的梦。他们大都都会在6点—8点起床，城市拥堵，孩子上学，早起是无可奈何的事；他们吃不一样的早饭，不外乎面包、牛奶、稀饭、咸菜；他们大都会在5点——7点到家，饭后看电视综艺节目，了解当下最红火的丑闻。他们热中酒吧、电影，以及聊胜于无的艳遇。平凡的人是可耻的。他们大都这么想。
   有一天，他们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远远望见一位骑驴美人从五彩云霞中飘来。没有开头结尾，没有因果关系，没有启承转合，和莫言一样，张玉瀛的画作充满陷阱。如何进行生活的叙事？倒叙、插叙、元叙事……平铺直叙的生活消解了我们虚构的能力。一天的日子从床开始，从床结束。循环往复，无以超脱。
   在日常经验的逻辑之上，是否还存在着超越？就象西方宗教哲学中对上帝的描述——不可描述。
   当按图索骥的日常生活经验，渐渐磨去人性的灵光。这时，生活开始需要神话的救赎。
   那张从天而降的骑驴美人，或许给了我们这点启示：为生活虚构一分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