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中国瓷器收藏:古丝绸路上的文化瑰宝

土耳其的中国瓷器收藏:古丝绸路上的文化瑰宝

土耳其的中国瓷器收藏:古丝绸路上的文化瑰宝

日期:2017-06-08 09:20:07 来源: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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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菱口盘

  近日都在讲“一带一路”,丝绸之路已成超热门话题。故也来凑凑热闹,谈谈丝绸之路上的中国瓷器。
  元明瓷器“贸易瓷”出口土耳其
  目前我们最熟悉的中国瓷器收藏,多为欧洲英德法诸大博物馆。中国瓷器之所以享誉海外,正是因为进入了这些发达国家(我们平时叫欧洲列强)的文明史,由于英德法和后来的美国掌握着近代文明的话语权,一旦为他们青睐,自然就有了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东西文明交流的标本。也成为中国文化传播至世界的明确证据——没有“接受方”即欧美列强依仗工业革命和先进航海技术所带来的世界文明话语主导权,中国瓷器不过是一些商品而已,是无法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文明标志的。
  但其实,比欧洲规模更大的中国瓷器传播、流通与收藏,并不是落户在我们习惯上已经接受的、远隔重洋的欧美白人世界;而是在过去不被重视的土耳其、伊朗、叙利亚等西亚中东地区。只不过他们在经济上相对封闭落后,又不属于西方文明以基督教为主导的文明形态,所以一直在视线以外,在世界上并没有话语权和影响力,遭到长时间的忽视而已。
  1986年,英国伦敦苏富比(微博)拍卖行出版了《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所藏中瓷器》,我曾经对这部图录产生了浓厚兴趣。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是土耳其最著名的博物馆,其中藏有一万多件中国青瓷、青花瓷、彩瓷和镶宝石瓷器。这样大规模的中国瓷器收藏,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其时我正在了解“贸易瓷”即西方(包括西亚中东)向中国下订单,制作购买大批瓷器的情况。想想在土耳其,必会有这方面的实物资料。土耳其在古代是奥斯曼帝国,1299年建国时,正当中国元朝大德三年。至1453年占领伊斯坦布尔,开始兴建托普卡帕皇宫后,即以此为奥斯曼苏丹居所,亦是奥斯曼帝国的行政中心。其时已是明代宗景泰年间,距明朝建国也已五十多年了。那么,在从元大德到明景泰之间的150多年之间,中国瓷器陆续进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而在托普卡帕皇宫建成后的又400年间,中国瓷器又在以各种不同方式进入中东收藏,从而构成了这一万多件的丰富宝藏。土耳其官方认为,托普卡帕皇宫收藏的中国瓷器,是世界上品质最佳、数量最庞大的巨藏。600多年来,中国外销西亚的各类风格样式的瓷器,都可以在这批藏品中找到代表作。当时的奥斯曼皇室和贵族豪门,争相购藏,以炫富奢;苏丹国王给臣下的赏赐品或臣民呈献苏丹的贡品中,必有中国瓷器。又比如,瓷器上(及丝绸上)的纹饰图案,也对奥斯曼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乃至从奥斯曼帝国第一个都城布尔萨到伊斯坦布尔的建筑、伊兹尼克瓷砖上,都可以看到中国瓷器上惯有的独特风格纹样。这是一种在西亚背景下的中国元素的有趣呈现。
  瓷器通商带动“青花瓷革命”
  托普卡帕皇宫中的中国瓷器藏品,都来自于地处长江以南即南方系统的龙泉窑和景德镇窑。十三世纪以降,吾浙的龙泉瓷和江西景德镇瓷接受外域订单,大批外销。龙泉青瓷最初被广泛用于茶席,从唐五代到南宋,已呈十分兴旺发达之势。元代以后,重视商贸,主要港口的瓷器贸易由蒙古人、色目人和聚居的阿拉伯人、伊朗人掌控,据说当时连贸易谈价都有以波斯语进行的记载。就浙江而言,其时龙泉窑规模甚大,龙泉县内就有360多口窑,而邻近的庆元、云和、丽水、永嘉,迄今为止总计有窑500口多,每一次烧制都在4万件器物以上。此外,当时的大型碗、盘,都是专为伊斯兰市场定制;最著名的造型,又是采自中东的青瓷梨形水注壶并以著名的奥斯曼工艺镶以银制流嘴和金制壶盖及把手。而花瓶供瓶等,才是多为国内本土所需求。
  景德镇瓷器则带动了“青花瓷革命”,而它首先得益于从波斯(今伊朗)钴料的进口。其实,元朝已设立“浮梁瓷局”,在出土瓷片中已明显可见蓝底上以白色描绘繁密的伊斯兰风格图案;明永乐年间,青花瓷崛起于景德镇,伊斯兰的用器出土约有七千件大型碗盘与扁壶。据说三宝太监(亦为穆斯林)郑和下西洋,使青花瓷器外销远及中东世界各地。更有发现大批仿中东之金银器型的瓷器,应该是专为伊斯兰市场生产制造;估计在当时的景德镇,无论海外要求的任何造型和纹饰,制瓷工匠和画师们都能应对自如。而适足以作为旁证的,一是青花瓷图案有郁金香纹,郁金香原产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十七世纪初风靡荷兰,不是中国本土产物;没有外来订单,不会产生这样的纹样。二是有仿十六世纪土耳其伊兹尼克花瓶形制造型的水注梨形壶。总之,中国外销瓷历史中,可以看出横贯几百年的中东地区诸国不断大量购入中国瓷器,并通过庞大的订单及和江南各个地区窑场的合作,使得古奥斯曼(土耳其)、古波斯(伊朗)及阿拉伯的审美意识逆向输入中国,对中国瓷器的创新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钴料的从波斯进口,直接导致了青花瓷艺术的异军突起;地方文献记载,当时有不少景德镇窑场主管,竟是直接由穆斯林掌握。更奇者,是今藏台北故宫的明正德时期的青花碗上,碗沿和碗内壁上还烧制有阿拉伯文,取材于《可兰经》。但因为是由不懂阿拉伯文的中国工匠书写,有些字还很难辨识。这些,都是当时弥足珍贵的研究线索。
  土耳其专家在提到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巨量中国瓷器时,还不忘记提示一个重要的事实:现存欧美其他国家的中国文物,大多是经过战争、抢掠、走私等不正当途径获得的。从圆明园的烧杀抢掠、敦煌文物的骗取盗窃到国外拍卖会上屡现中国古物的高价拍卖事件,即可看出,许多文物背后,都深藏着一段近代以来中外交流屈辱史;但是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里的中国瓷器宝藏,却是中国和土耳其两国千百年来友好通商的成果。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中国瓷器外销中东、中国瓷器在奥斯曼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中国瓷器对土耳其奥斯曼艺术的长期影响,这些课题,都应该在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今天大背景下获得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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