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画派的背后助推力
http://www.zhuokearts.com 2017-09-11 新闻来源:中国美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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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姚翁望《安徽画家汇编》统计,明清以来,徽州画坛涌现出767位有成就的画家。除了被称为“新安四家”的:弘仁(法名)、汪之瑞、孙逸和查士标,还有郑旼、祝昌、姚宋、江注等,他们的成就共筑起了新安画派。当然,新安画派的兴盛也决不是偶然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徽商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贾而好儒,好藏宋元名迹
  任何画家的成长都离不开对前人艺术成果的学习和借鉴,这样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精进。明清时期,宋元名画尤其是元末著名画家倪云林、黄子久的画作,是画家都喜欢观摩、学习的宝贵资料。那时没有博物馆、美术馆,艺术品的公共性无从谈起,名贵的书画要么被巨贾之家收入,要么流入当朝内府。徽商富有,人所共知,“贾而好儒”,又是一大特色。他们对于前代的艺术瑰宝具有浓厚的兴趣,也有优厚的资本购买珍藏。
  当然这种风尚的形成也受到了当时徽州官员士大夫阶层的影响。明末商人吴其贞在《书画记》中说:“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其风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以得皆为海内名器。”这里所说的汪司马兄弟,指汪道昆、汪道贯。汪道昆,官至兵部左侍郎,尤其喜爱收藏古董字画,登门求观的文士络绎不绝。他的行为不能不影响众多的商人,乃至形成这样的风气。因此,好儒崇雅的徽商收藏古玩也就不足为奇。
  徽商凭借自己富甲一方的雄厚经济实力,收藏了大批宋元时期的法书名画。据吴其贞描述,他在程季白之子程正吉家中看过王维、赵孟頫的手卷和荆浩的立轴山水,以及其他一些书画作品。如王维的《江山雪霁图》手卷、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翟院深的《雪山归猎图》、赵孟頫的《水村图》手卷,还有书圣王羲之《行穰帖》的唐初摹本等。
  近代歙人黄次荪(崇惺)在《草心楼读画记》中谈道,徽商收藏名家作品之多,令人惊叹。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吴道子的《黄氏先圣像》、阎立本的《孔子事迹二十四图》、李龙眠的《白描十八应真渡海长卷》等。而当时的“休、歙名族,乃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素轩、汪氏涵星研斋、程氏寻乐草堂”,皆是百年巨室,多蓄宋元书籍、名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鉴赏家所津津乐道者”。这些“休、歙名族”之中,有“弆藏法书名画、金石文字、钟鼎尊彝甚夥”的歙人巴子安,大盐商汪廷璋的侄子、“家蓄古人名画极富”的汪灏,基本上都是徽商。
  徽商的收藏更给当时的艺术市场增添了巨大活力,“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这导致很多书画古玩精品汇聚徽州,使这里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收藏地之一,被后人誉为“文物之海”。当然,将藏品敛入深闺、束之高阁并不是徽商的做派,只要遇有内行知音前来,他们也展其所藏,供大家鉴赏、学习,乃至评判。据黄次荪回忆:“诸先生往来其间,每至则主人为设寒具。已而列长案,命童子取卷册进金题玉躞,锦贉绣褫,一触手,古香经日不断,相与展玩叹赏,或更相辩论,龂龂不休。”画家们在“展玩叹赏”“更相辩论”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总结前人的经验,吸取前辈的营养,这对于一个画家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
  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休宁查士标,“家多古铜器及宋元人真迹,书法华亭,画初学倪高士(倪云林),后参以梅花道人、董文敏”,后人评价他的画作“直窥元人之奥”。之所以如此,与他从元人画作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是分不开的。新安画派首领弘仁“闻晋唐宋元名迹,必谋一见”,传移摹写,认真研读。他与徽商吴羲私交甚好,常在吴家赏阅古代大师的作品。吴家藏有倪云林的《幽涧寒松图》《东冈草堂图》《汀树遥岑图》《吴淞山色图》等,弘仁见后,如获至宝,苦心研读达数月之久,艺术境界大大提升,回去后将自己过去的作品全部撕毁。周亮工《读画录》认为其“喜仿云林,遂臻极境”。
  为什么新安画派推崇“元四家”“宗向倪、黄”?其根源应从画坛的“南北宗”论谈起:明代画家董其昌从儒、释、道的哲学体系出发,将过去的文人画家分为南北二宗。北宗画家多为皇亲贵戚及画院职业画家,南宗画家为僧道、隐者、亦仕亦隐者。董其昌推崇南宗,倡导倪画,对中国画坛产生较大的影响。使南宗的审美思想和艺术追求成为明清画坛的主流。倪云林是南宗的代表人物,又是新安画家学习的榜样。他散财弃家,过着“欲借玄窗学静禅”的隐逸生活,与新安派“弃举子业”,皈依释道,在哲学思想和审美追求上自然不谋而合。
  徽商受此社会风尚的影响,为推崇风雅,便以收购倪画为荣,家藏倪画为高,促成了新安画家皆宗倪画的风格。面对散尽家产、浪迹江湖的倪瓒,与其绘画中清淡简劲、冷静瘦峭、枯寒雅逸的独特气质,这些生于黄山脚下,处于改朝换代之际的遗民画家,在情怀上怎能不一拍即合!
  好客尊士,经商作画交游
  画家成长,画派形成,离不开师友之间的切磋、交流,徽商的好客尊士恰恰为画友间提供了良好的交流环境。“贾而好儒”的徽商与文人学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共同的爱好产生了许多共同的语言,优厚的待遇又吸引了大批书画名家及各界名流蜂拥前来。
  当时的扬州是徽州盐商的聚集地之一,他们在扬州建有大量园林,优雅清静的环境成了书画名家、文人学士切磋交流的理想之地。故时人说:“扬州书画(家)极多,兼之过客往来,代不乏人”,这些来扬州的文人学士,大多坐馆于某一大盐商之家,或成为某一盐商的座上宾,受到了盐商的优厚礼遇。乾隆年间,歙县汪廷璋购得扬州名园——筱园,人称汪园,有史料称:“自其先世大千迁扬州以盐筴起家,甲第为淮南之冠,人谓其族为铁门限……守财帛富至千万。”
  此外,汪廷璋还花重金延聘名家于座中,作画示范,教授他人。如歙县画家方士庶,“早年画山水,运笔构思,天机迅发”,中年投奔汪廷璋为其门下客,“时令闻(汪廷璋,字令闻)以千金延黄尊古于座中”,方士庶得以师从学画,“以是士庶山水大进,气韵骀宕,有出蓝之目”。终于成为新安画派的重要人物。浙江画家张洽,“工山水,有大痴神理。晚年买山栖霞,画家多从之游”。他也是汪廷璋的座上客。汪廷璋的侄子汪灏,也工诗画,为了进一步提高技艺,汪家特用重金将张洽“延之于家,结为画友,由是右梁(汪灏,字右梁)山水气韵大进”。
  徽州盐商江春与其从弟盐商江昉同样在扬州声名显赫,富称一时。江春建有随月读书楼、康山草堂,江昉建有紫玲珑阁,专以留居名流学士。他们的好客尊士,吸引了大批诗人、画家、学者,“一才一技之士望风至者,(江春)务使各副其愿”。据《扬州画舫录》卷12载,江春的座上客,有姓名可考者达50余人。江春死后,“泣拜于门不言姓氏者,日十数人”。如浙江陈撰、许滨翁婿两人就同时坐馆于江春家。仪真人积兆熊,晚居随月读书楼,他不仅工于诗词,而且书画也精,“画笔与华喦齐名,书法为退翁所赏”。还有新安画派的重要人物程邃,歙县人,号江东布衣,又号垢道人,查士标评价其画:“铁笔之妙,直逼秦汉,其苍老轻秀之姿,远过前人,人得之宝为拱璧,间乘兴作画,写胸间磊落之气,深得摩诘(王维)神理。”他晚年也侨居江都。
  除了“会画友”,画家的成长还有赖于“广交游”。要做到这一点,没有雄厚的经济条件作支撑,是无法想象的。新安画家中也不乏出身徽商世家,甚至自己一边经商、一边作画的人。如查士标,“家多古铜器及宋元人真迹”,为了提高画艺,又“延王石谷至其家,乞泼墨作云西、云林、大痴、仲圭四家笔法,盖有所取资也”。前述巴子安,“能画山水花鸟,皆工”,其“家丰于财”,显然也是一个商人家庭。歙县画家吴云,“其父贾人也”,家庭比较富有,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初师许南村,年十四,父亲“挈去入浙,命习会计,不屑,俾掌刀布(钱财),耗且尽”。父亲去世后,留下一笔遗产,于是他“走京师,从某贵人作塞外游,日与文学士俱,遂工诗画”。如果他没有商人家庭的经济支撑,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画家的。类似情况还有孙嘉驹,也是徽州人,“以盐业为钱塘诸生”,后来侨寓台州之乐城,“善画工诗”,其画作并收入《两浙名画记》。
  更有一些徽商,工诗且善画。如江昉,“善写生,于秋葵为最工”。江振鸿,是大盐商江春的嗣子,本人也从事盐业经营,寄籍扬州,“性好客,家有康山园(即康山草堂),海内名流至邗江者,必造焉,流连触咏,殆无虚日”。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江振鸿学业大进,时人评价他:“善古文词,工草书,又善山水花卉,皆精妙”;“山水(画)不减衡山(文徵明),花草(画)不减白阳(陈道复)”。
  刻书制墨,光大徽派版画
  论及新安画派的形成和发展时,我们不能忽视其他画种尤其是徽州刻书业和制墨业对其产生的影响。这两种文化产业或者就是徽商经营的,或者与徽商有着密切的关联。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从事刻书业的工人数量多。除了印刷、校审质量高,美轮美奂的版画插图更是徽州刻书的特色之一。这些插图要靠专业人士创作,这就为画家提供了展现才华的舞台。如丁云鹏(绘《宣和博古图》《养正图解》)、吴逸(绘《古歙山川图》)、汪耕(绘《人镜阳秋》《北西厢记》)、程起龙(绘《女范编》)、梅清(绘《黄山志》)等。更为著名的插图书籍,初期要数嘉靖间黄钟所刻的《文房图》。隆万大改革时期以后,徽派插图本图书更显精工富丽,渐渐形成独特细腻、大胆泼辣的艺术风格,世称徽派版画。受此影响,新安画家的风格多是线条刚劲有力,造型简洁明快,明显有着受版画影响的痕迹,特别在渐江、丁云鹏的画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徽州刻书与徽商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多徽商家庭,喜读书、爱藏书,对纂修谱牒高度重视,市场需求急速增大,甚至有商人直接投资,把徽州刻书业推向鼎盛阶段。例如号称“四元宝”的徽州大盐商黄晟、黄履暹、黄履昊、黄履昴四兄弟在业盐的同时就投资刻书业,刻成类书《太平广记》《三才图会》《圣济总录》《叶氏指南》等书。
  据居密(美)、叶显恩统计,明清时期,徽州的家坊、书坊有近四十家,其中大多为商贾。长期与市场打交道的徽商,形成了十分灵活的经营理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徽商介入刻书业后,充分考虑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需要,如童蒙书籍、戏曲、小说、医书、商书、广告图书纷纷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为增强书的可视性、可读性,书商们干脆把绘画艺术与刻书业结合起来,有的索性将新安画家的画作用木版印刷出版,如孙逸《歙山二十四图》、弘仁《黄山图册》都曾用木版印刷出版。
  至于徽州墨商对新安画派的影响,主要是新安画家参与了墨谱设计和图案绘画。制墨徽商为提升墨品文化品味而加强制墨工艺的研究和对外宣传,特延请画家为其墨模绘制山水、人物、花鸟等图案。其中墨商程君房和方于鲁尤为突出。程氏曾特聘画家郑重及雕刻名工黄鏻、黄应泰诸人,联手绘刻了《程氏墨苑》,其谱分玄工、舆图、人宫、物华、儒藏、锱黄等六类,又析分上下,是中国古代艺术水平最高的墨谱图集。程氏在墨的造型设计和图式安排上新意迭出,丁云鹏的图稿精丽绝伦,黄氏三匠的刻工勾凝断顿,线条细若胎毛、柔如绢丝,曲尽其妙。著名画家的精心设计,技艺高超的画工的配合,使《程氏墨苑》成为中国版画史上少有的精品。郑振铎曾说:“余收版画书20年,于梦寐中所不能忘者,惟彩色本程君房《墨苑》,胡曰从《十竹斋笺谱》及初印本《十竹斋画谱》。”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徽商的商业活动为艺术家们施展才华,提供了舞台,是徽州艺术得以发展兴盛的原动力。他们资助兴办文化、教育,热衷收藏,才会有新安画派的勃兴。徽派版画和新安派绘画间,相互汲取营养,相互影响,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两朵美丽的奇葩,徽州商人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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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匿名评论评论 点评: 中国艺术品市场将迎来新的高潮期
  • 第二,随着电子金融商务的快速发展,由少数权威机构定价控制交易市场的现象会被市场需求定价,公众普片参与
  • ·匿名评论评论 点评: 中国艺术品市场将迎来新的高潮期
  • 在我看来,艺术品市场走好,除了上述原因外,第一,还应看到随着我国在世界上的逐步富强,民族文化自信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