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生作为策略 ——袁敬渊近作观察

作者：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院院长高天民  

    写生作为二十世纪以来的一个新传统已经成为今天几乎所有艺术家的一项基本技能，这种技能使得艺术家得以在面对自然的时候不仅可以自由地描绘对象，而且还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主观认识来表现对象。因此，写生已经成为艺术家连接自然与艺术的一个重要纽带。但是对于不同的人写生的意义是不同的。有的人是把写生视为一种训练技术的手段，而有的人则把写生作为认识自然，进而进入艺术的一种过程或策略。广东水墨画家袁敬渊就属于后者。

    中国画的锤炼有两种途径：写生和临摹。与之相对应的或可表述为“行万里路，破万卷书”——“破万卷书”即向古人或传统学习，“行万里路”即向自然或生活求教。但究竟是先“破万卷书”还是先“行万里路”抑或相反却是每个画家不同的选择。但不论怎样，“行万里路”与“破万卷书”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或可说，二者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殊途同归，只不过鉴于个人的选择或可有别。

    近些年来，袁敬渊一直把写生作为自己的一种创作手段，他通过大量的写生，一面在不断锤炼着其技艺，一面思考和探索着在这种面对现实的写生中的各种可能性。在艺术观念化的时代，袁敬渊的取向可谓独有价值。我们在其近期的大量写生作品中看到，在《版纳三月花似锦》（红花西番莲）中，初开的西番莲的红花娇艳欲滴，回环形构图使得画面饱满而充满生气，展现出一花知春的春天景象。淡墨中求变化的表现手法形成画面雅致的风貌。这种表现代表了他的一种倾向。而在《红红火火，富贵吉祥》（刺桐花）一画中，其笔墨浓重写意，恣肆中蕴含着严谨，构图也更加丰满，代表了他的另一种倾向。同时我们在其大量芭蕉竹石题材的作品中又看到了一种古拙雄厚的取向。但总的来看，他在趣味上继承和汲取了明清以来的大写意花鸟画传统，并力图在多样探索中找到一种自己的方式。

    中国的花鸟画自独立以来，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规范和题材范围，这些规范和题材范围也反过来规定了花鸟画的性质和评价标准。但是，二十世纪以来西方艺术的介入改变了中国花鸟画自为的发展轨迹，形成了今天的基本状况。这也为今天的花鸟画带来了问题。我们在袁敬渊的作品中看到，他的写生多以南方特有的品种为对象，如木棉花、西番莲花、火焰花、曼陀罗花、刺桐花等，可谓包罗万象。从题材上说，无疑大大扩展了传统中国花鸟画的范围，从技法上说，也丰富了传统花鸟画的表现，但花鸟画的功能和目的却模糊了。这不是袁敬渊的个人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

    写生首先是检验一个艺术家造型能力和观察的敏感性的重要方式，其次是其中蕴含了其审美。因此，写生不仅仅是面对物象的忠实记录，而且也是艺术家在写生中综合地融汇了其技术手段与审美意识，并通过具体画面的不断积累而逐步进入艺术创作的阶段。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写生，就有什么样的艺术。也就是说，写生，是艺术家进入艺术的一个重要路径。我们现在还不能确说袁敬渊艺术的未来，但从其写生中却已显示出其在写意花鸟方面的潜质，这种潜质也必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焕发出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