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灯侍宴图》传为马远所绘，是南宋院画的代表作之一，对其作者、题材、构图、笔法等的探究，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亦或者说，《华灯侍宴图》在题材、构图上的别具一格，总能引起艺术史不同的议题。本文试图以御题诗的“诗眼”为“画眼”，探析画作的创作及其背后的政治隐喻。
谁的御题诗
《华灯侍宴图》存世有两轴，一轴有“臣马远”落款，一轴则无款。按乾隆及董诰的看法，虽然画中的阶墀部分，微有参差，但都笔意深厚，绢素亦古，布局人物，题诗字体，大体相同，应“同出宋时院本”。即同一题材的两幅作品。《故宫书画录》及现当代鉴藏家、研究者多认同两幅画都是宋画。
需要指出的是，两画虽布局有异，但皆题同一首御制诗，云：“朝回中使传宣命，父子同班侍宴荣。酒捧倪觞祈景福，乐闻汉殿动驩声。宝瓶梅蕊千枝绽，玉栅华灯万盏明。人道催诗须待雨，片云阁雨果诗成。”
据《梦梁录》记载，南宋的元宵节“悬挂玉栅，异巧华灯，珠帘低下，笙歌并作”，与诗中“玉栅华灯万盏明”相合。画中，远山眉黛，松枝逶迤，前庭梅树十余棵，数名宫女执灯起舞于梅林中，舞姿曼妙。殿宇华厦，灯火明亮，有几位大约是官员的人物，背向微躬，恭谨陪侍酒宴。内堂则幽深不可窥测。
那么这里的父子究竟是何人？徐邦达认为，画中的题诗出自宋宁宗之手。宋宁宗用“朝回中使传宣命，父子同班侍宴荣”记录了南宋宫廷某次上元节的侍宴场景。
江兆申则认为，题诗并非宋宁宗真迹，而是杨皇后（即杨妹子）的代笔，《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本朝御笔御制，皆非必人主亲御翰墨也。祖宗时，禁中处分事付外者，谓之内批。崇、观后，谓之御笔。其后，或以内夫人代之。”换而言之，这里的父子当为杨次山父子，杨皇后的长兄和侄子，可知此图描绘的是杨次山父子在上元节侍宴的场面。甚至诗也是杨皇后之作，正如其众多诗歌一样，记述了南宋宫廷的重大活动。
画了什么
并非所有人都关注画中人物的身份。乾隆在画跋中点明：“盖当时作此图，以侈一时盛事。”毕嘉珍（Bickford Maggie）提出画中描绘的是“奢侈的赏梅盛宴”。彭慧萍（Huiping Pang）则从画师的视角出发，指出此图反映了“深夜禁中大内的当差场景”。高居翰（James Cahill）的分析是“马远想出了一个富于诗意的构图”，将宴席隐藏在向后延伸的宫殿图像里，只以庭园中的演艺者和侍从来传达娱乐的场景。
也有观点指出，这次宴会是宋宁宗为迎接签订“嘉定和议”的丞相史弥远而举办的，所谓“朝回中使传宣命”，并召马远及其子马麟陪侍，马远用绘画记录了这一重大时刻。
作者的兴趣似乎没有放在宴席与宾客上。反倒强调构图，如陈振濂所说的“构图之奇”。一座孤零零的殿宇，矗立在远山近林中。阶墀下方极少渲染。殿内的君臣侍从沉浸在一片歌舞之中。视线由梅树上顶之势领起，沿华堂左侧引上，由屋脊折而向右，绕出一个反S形，而到达松树与远山，然后下垂，落空于远方薄暮中。观者除了感受宴饮之乐，还可能被近景的梅树、中景的松树、远景的山及苍茫的夜空所吸引。其对松树的表现极具特色，用笔瘦硬，如屈铁，枝条颀长，而斜向出，下笔严正，以雄奇简练的笔法，表现树枝的坚挺有力。
真实的表达
马远是南宋宫廷画家，杨皇后是其主要的艺术赞助人。杨皇后多次为马远之作题诗题句，其创作也势必迎合杨皇后的要求，“臣马远”的款识当为此意。
马远生于南宋绍兴年间，一说是1140年。从《华灯侍宴图》的笔法与风格来看，当为马远晚年之作，而杨皇后的题记，也属晚年风格。换而言之，画作的年代应在宋宁宗时代。考订居“画眼”地位的人物布局，三男三女，精确清晰地分布于殿堂的正中央，男女分行侍立，一在前，二在后，秩序分明。而御题诗的口吻，更近于杨皇后。推测画中的三位主体人物，当为杨皇后的宗亲杨次山及子杨谷和杨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侍宴”主题，与南宋宫廷文化息息相关。天子宣命皇亲朝臣侍宴，是皇家恩宠与荣光的公开性宣示。从宋高宗时代起，这一“恩宠”逐步发展为特殊的宫廷传统，有着特殊的文化隐喻。宋高宗吴皇后的兄侄，各以其文才与书艺，见知于高宗，也曾屡屡蒙恩，出入宫廷，或“伴话”，或“侍宴”，在酒觞乐声的“侍宴”场合中，往往伴随着即兴作诗填词，“人道催诗须待雨，片云阁雨果诗成”也是指此而言的。
杨皇后的身世，一直是个谜，《宋史》语焉不详，而朝野多有流言，如《齐东野语》《四朝闻见录》认为杨皇后是乐伎之女。即便出身杨氏，也非显宦，对于杨皇后而言，不得不说是个缺憾。以侍宴为契机，提高家族身份，是一种极佳的政治策略。也与董诰“一稿两幅，分赐侍宴父子二人”的推测不谋而合。
因此，推测《华灯侍宴图》是在杨皇后主导下，以诗、书、画的综合制作，来宣扬她的本家，同时也表达了她的政治权力与文化涵养，他们虽非累世公卿，达官显贵，但门风清白，富有才情，借宫廷的“侍宴”传统，以荣显同宗杨氏父子的文学诗才，并暗地宣扬自我，是南宋文化空间的最精微表现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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