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记录你真实的那一面”
http://www.zhuokearts.com 2007-11-21 新闻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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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摄影奖得主约翰·卡普兰说:“如果为了让我拍照片,自己却因此死了,我会非常内疚的。”这是新闻摄影工作者的伦理 在香港浸会大学普利策新闻奖工作坊邀请的六位得奖者中,约翰·卡普兰(JohnKaplan)是最特殊的一位,不仅因为他是惟一一位摄影奖获得者,还因为他有一个四川籍的中国妻子。 除了获得1992年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约翰·卡普兰还先后获得美国年度摄影记者奖、全球新闻俱乐部奖,先后两次获罗伯特·肯尼迪奖以及尼康纪实摄影基金。从1999年开始,约翰·卡普兰在佛罗里达大学新闻和传媒学院教授国际新闻、新闻摄影和设计。 “他的快乐是一个面具,背后隐藏着沉重的悲伤” 21岁的布莱恩 约翰·卡普兰的普利策得奖作品,拍摄的主题是21岁的年轻人,对于这个系列,约翰·卡普兰有着明确的目标:“我以21岁作为纪实的题材,目的是让观众就我们文化中不同的生活方式,寻找自己的结论。今天的美国,有着那么多的对,也有着那么多的错。透过直接审视21岁年龄层的角度,我希望观众明白美国正朝积极方向演进,同时也能理解到对机会有限的人来说,无论那是经济机会或个人机会——时间看来是停滞不前的。” 21岁的布莱恩是这个系列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他出生在一个公务员家庭,全家居住在华盛顿,那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当布莱恩告诉他的双亲自己是同性恋时,他们不再理睬他。无奈的布莱恩离家出走,去了同性恋云集的旧金山。 一天,约翰·卡普兰在街上遇见了布莱恩,当时布莱恩为了毒品正在街头出卖自己。那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都认识他,他有着快乐的天性,擅长讲故事,就像外交官一样,很懂得和人交往的技巧。但是,敏锐的约翰·卡普兰马上就注意到布莱恩和别人迥异的个性:“他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喜剧演员,他的快乐是一个面具,背后隐藏着沉重的悲伤。作为一个人,他有很多优点,他应该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演员,或者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推销员,他却在街上出卖自己的肉体。” 由于布莱恩快乐的天性,每个人都喜欢他,所以大家开始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一次,北旧金山一个供同性恋者居住的旅馆请他做经理。那里风景优美,盛产葡萄酒,大家以为布莱恩将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布莱恩身上的自我毁灭倾向和毒瘾再度无可挽回地发作,一个周末,他又跑回了旧金山,失去了工作。约翰·卡普兰在和布莱恩接触的时候,发现他生活的重心只有high,他喜欢像风筝一样飞在天上,自由自在,这也是为什么他愿意为了毒品出卖自己身体的原因。 布莱恩无忧无虑的个性使得约翰·卡普兰很容易和他成为朋友。约翰·卡普兰对布莱恩说:如果你还要注射毒品的话,我会拍一张你正在注射的照片。你要记住一点,你注射毒品不是为了我注射的。约翰·卡普兰注意到布莱恩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自我评价很低,他希望让别人高兴。约翰·卡普兰对布莱恩说:如果为了让我拍照片,自己却因此死了,我会非常内疚的。在约翰·卡普兰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解释,因为这是新闻摄影工作者的伦理。 和这个系列中的每一次拍摄一样,约翰·卡普兰为布莱恩拍了数百张照片,从中选出了得奖作品中的这一张——布莱恩在浴室的镜子前往自己的胳膊上注射毒品。约翰·卡普兰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你拍得越多,出现好照片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你拍很多很多的话,一定会有一张好的,现在有了数码相机就更容易了。 约翰·卡普兰通常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拍摄之前与拍摄对象的交流和沟通上。为了拍摄布莱恩,约翰·卡普兰多次去旧金山。约翰·卡普兰说:“有时候,我会问我的拍摄对象,如果我早上6点出现在你的卧室,你会有什么感觉?我会告诉他说,我不是记录生活的表面,我要记录你生活中真实的那一面,是发自内心的。” 看到那些悲惨的场面,约翰·卡普兰会抢拍,免得因为没有拍到而后悔,然后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再决定要不要发表,新闻伦理和道义会帮助他作出决断。约翰·卡普兰对那些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的拍摄方法嗤之以鼻:“很多成功的摄影家只是把拍摄对象作为实现自己的野心的工具,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关心或者对人有同情,这一点让我觉得很羞愧,虽然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给不同的人拍照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如果我在他们这样的处境,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每次看到那些在农村的非常贫穷、辛勤劳作的人们时,都会觉得是他们教会我脚踏实地地、谦卑地做人。很多人说你获了那么多奖,应该目标很明确才对,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的心里经常充满了同情和怜悯。” 《饥饿的苏丹》,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得普利策奖? 凯文·卡特之死 约翰·卡普兰先后做过两次普利策摄影奖的评委。普利策摄影奖的评委会由5个人组成,1994年那一届,评委们被一张来自非洲的照片所震撼。这张著名的照片就是《饥饿的苏丹》,由南非自由摄影师凯文·卡特拍摄。照片上一个头大如斗、皮包骨头的小女孩又累又饿趴在路边,一只饥饿的秃鹰在不远处虎视眈眈地盯着她,随时会扑向自己的猎物。 约翰·卡普兰说:“这可能是《纽约时报》这样一张著名的报纸第一次得到普利策摄影奖,那时《纽约时报》并不因为它的照片而出名。从那以后,《纽约时报》的图片质量不断提高,后来又得了一个摄影奖。” 颁奖之后不久,约翰·卡普兰接到一家日本电视机构驻美国的记者打来的电话,该记者表示他们正在做关于普利策奖的专题,希望采访作为评委之一的约翰·卡普兰。约翰·卡普兰接受了采访。 记者一开始问了一些关于评审程序的问题,话锋很快一转:对于《饥饿的苏丹》的争议你是怎么想的?约翰·卡普兰十分诧异:什么争议?在评审的时候,评委们没有任何争议。日本记者转述了佛罗里达一个记者就这张照片写的一篇专栏文章,大意是:你看这自私的、不关心民众的媒体和记者,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得了普利策奖。 约翰·卡普兰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评论,他对记者回忆道,评委们当时非常仔细地看了这张照片,照片有注释,提示会有人来帮助这个小女孩,给人的感觉小女孩不是独自一人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约翰·卡普兰还指出,小女孩的手上有一个环,说明她当时受着人道保护,所有的评委都注意到了这些细节。在评审的时候,评委们都信任这个摄影师——如果这个小孩需要帮助的话,摄影师一定会施以援手的。但是,这个节目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约翰·卡普兰的陈述被无情地切掉了,节目还是紧紧围绕新闻伦理和道德观展开,对凯文·卡特和普利策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电视节目播出不久,1994年7月27日深夜,南非警察在约翰内斯堡的一辆货车车厢里发现凯文·卡特已经僵硬的尸体。凯文·卡特在汽车的排气管上套了一截软管,把废气导入货车车厢,用一氧化碳自杀身亡,年仅33岁。货车的座位上有一张纸条:“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从某种角度而言,在媒体的重压之下,凯文·卡特就像照片上的那个小女孩,媒体就像那只凶猛的鹰。约翰·卡普兰质疑道:“有道德问题的究竟是摄影师还是电视台?我虽然不认识凯文·卡特,但是我有认识凯文·卡特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说,凯文·卡特在生活中遇到了其他的困难……” 凯文·卡特的遗书中这样写道:“心情恶劣,没有电话……没有付房租的钱……总是警察、总是屠夫……”(感谢王宁、顾文君、卢隽婷对本文提供的帮助,沈亦文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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