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生命五十年——记方增先先生的中国人物画

中国人物画的变革是现当代中国文化演进总谱中的一阕极富丰采的华章，同时也是潜含在这个历史交响全曲之中涌动着民族精神的一曲主调。这场变革历经几代人的努力，在20世纪的50年代之后，开始形成融贯中西、面向时代的社会性高潮，并被中国绘画界的整体引为一种时代性的使命。方增先先生正是被这样的历史潮流推向前台，将这种文化变革的使命引为一生的奋斗目标。 　　方增先先生的笔墨揭示了他作为一个艺术生命的始终不渝的追索者的形象。他的笔墨方法经历了长期的跬积和变革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内在是他内心世界的成长，是他血肉生命的变化。笔墨是他生命运行的鲜活的印迹，是他生生不息的精神蹊径。 　　首先他从线和墨的写实体系，向着笔与墨的表现体系演进。从《粒粒皆辛苦》的隽永开始，经过《说红书》的丰富层次、《艳阳天》的潇洒，转向《母亲》的深厚，又直入《家乡板凳龙》的沉郁凝重。这是一个笔墨的变迁历史吗？这是一颗生命的变迁历史，这颗生命由敏感、灵动、专情而趋向宏博、浑厚、整一。这颗生命蘸着墨、挥着笔、饱含着血性，把自己写在那些生的、活的形象之上。这颗生命让笔一道道地交错、让墨一层层积叠而臻入生命与物象的浑然合一的境界，臻入人与笔墨相应相忘的自由境界。方先生甚至在努力实践着，让黄宾虹的浑厚华滋与潘天寿的博大霸悍，在人物绘画上，会师聚合而成一个时代的纪念碑。 　　与此同时，方增先先生还从早期的写生速写型的人物处理，向着形象的整体塑造改变。近几年，方先生总是强调人物的形体需要“背”。“背”什么？造型法则。不仅“背”人物的解剖结构，人物的形体特征，而且“背”人物的造型取象之法，“背”人物与画面诸物浑然相合的处理方式，“背”人物融化在诗意境域之中的陶然相忘。方先生一系列生动而简远的怀古题材绘画，无不体现了这种“背”的内涵和诗意。这种“背”，绝非硬“背”，而是让人物如传统虫鸟般地还原成几个部件而自主生动地演练起来，活化起来。石涛说：“笔锋下决出生活。”方先生就是要通过这种“背”，让笔锋进入相忘之境，让人物“生活”起来，随着不同的传统诗意，涌现出一个个陶然忘我的得意之像。 笔墨的变化，造型的变化，背后是意趣的变化。方先生从瞬间的捕捉向着隽永的表达改变。在《粒粒皆辛苦》《说红书》中，方先生表现出突出过人的抓瞬息、抓情韵的能力，经历了生活和生命的淘洗，逐渐地变化为《母亲》和《家乡板凳龙》中某种沧桑与隽永同在的意趣，某种苦味与意味共存的追求。这种意趣和追求一方面是那颗活泼生命对荒寒和拯救的渐悟和凝视，另一方面是对绘画的更大的精神容量和自由表达的不懈追索，是表现画外意境的终身使命。方增先先生开创了一条当代中国人物画家别开生面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只有方增先，才能在从写实体系转入笔墨自由的表现体系之时没有走向抽象，从强调“写”生转入“造”像之时没有走向僵化，从表现瞬间转入营造隽永之时没有走向空泛。这条路既塑造方增先自己，也为当代中国人物画变革创新提供了杰出的典范。 方增先先生是新浙派人物画的当之无愧的领军者，是中国人物画当代变革的始终不渝的追索者。笔墨生命50年，方增先先生以他不凡的生命激情来推进中国人物画的变革和发展，催生自己的独特而丰满的笔墨世界。这个生命与笔墨交织在一起，纵贯五十多年，昭示着一个时代的特色和风采，一个民族的使命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