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捡点自己的足迹——自传
http://www.zhuokearts.com 2009-03-12 新闻来源:卓克艺术网
艺术家:卢治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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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男孩子记事晚,小时候的许多事情早已忘得精光,记不起自己有什么美术天分,只依稀记得一位幼稚园的李老师在家访时对我母亲说过我在上图画课时表现很好。(所谓“好”也许只是认为我在图画课上不那么顽皮,还算专心而已。)
 
1954年进常熟路小学。六年的小学生活,美术是一片空白。唯一与美术有关的记忆是:有一位同学叫潘耀昌,他父亲潘思同是有名的水彩画家。偶尔到他家去玩,看到墙上他父亲的作品很是钦佩,但心中决没有要做一个画家的愿望。(潘耀昌如今是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据他回忆我们两从幼稚园到中学一直是同班,所以如今我们每次见面总感到既亲切又有趣。)
 
1960年进中学,我当时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科学家、建筑师或工程师,在所学的科目中我比较喜欢文学和数学,对物理、哲学、英语也都有兴趣。我入迷地做汽车火车模型,也会就一道数学难题睁眼琢磨一个晚上,而第二天晚上我可能又在想如何写一首好诗。在课余时间里,精力旺盛的我对什么都入迷,打球、游泳、表演、诗歌朗诵…也热中于出黑板报写美术字画报头,却完全记不起美术课上了些什么内容,很不好意思,连美术老师是谁都记不得了。
 
1963年,高中。徐一轩老师来我们学校担任美术教员,他是我哥哥的朋友,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是陆俨少的学生。可惜高中阶段已没有了美术课,我也就无缘成为他的学生。课余时间他带着美术兴趣小组的高足们在校园四壁画了许多令我惊叹的招贴画。我当时对排球入迷,担任学校排球队队长,在球场上摸爬滚打,忙于四处征战为学校争光。如有时间多余,则要去排练《黄河大合唱》,我要把光未然写的朗诵词,念得象中央电台播出的一样。于是,我又一次与美术失之交臂。
 
1966年,在高三毕业的当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里,社会上,大字报铺天盖地。家中“成分”不算太坏也并不太好,参加一些活动也不太忙。我渐渐开始逍遥地登上高梯,学着写标语描摹领袖肖像,这能消耗我的精力,也满足我学习新东西的愿望,既不杀气腾腾,却也算是一项“革命工作”,很合我胃口,我的美术生涯也由此开始。我的哥哥卢象太当时是中学的美术教员,他成了我的启蒙老师。
 
1968年春夏之交,终于等来了分配的消息,大学正被砸烂,升学完全无望。在分配的方向中有工矿,也有农场。当时我正热衷于爬在高墙上绘制大幅的毛泽东主席象,且画技正日日进步时,不免对决定命运的分配过程掉以轻心。当我双手粘满颜料下了梯子回到地面,突然发现原先分配在工厂的我稀里糊涂地被掉包到了农场。1968年8月6日清晨,我把画具打进了行李包,不情愿地踏上了开往上海市黄山茶林场的大客车。
 
二,
一路烟尘滚滚,在陡峭的盘山公路上经过12小时心惊肉跳的颠簸,大批知青灰头土脸地被送到了地处皖南腹地的黄山茶林场。黄山脚下溪水清澈,绿树葱茏。青山碧水间,白墙黑瓦翘角地镶嵌着幢幢农舍,景色迷人。后来一位来自闸北区的老队员赵金林对我说,他们一群人曾因不堪清苦与艰辛,准备逃回上海。去车站的路上,平时熟视无睹的如画风景突然使他们陶醉与留恋,清溪、古桥、白石滩,古老的民居和满山翠竹倒映在清澈的水潭中┅┅。最后,一行人鬼使神差地全都跑回队里。
 
然而这里毕竟是曾经关押劳改犯的囚地,生活不如想象般浪漫,采茶也远不如风景那般有诗意。在春雨中采茶尤其辛苦,脚下泥泞,一不小心便是一个大跟斗。衣衫被外面的雨水和里面的汗水湿透,又被茶丛与茅草毫不留情地撕成碎片。每天采茶时双手与茶树枝叶成千上万次摩擦,手指开裂,钻心地疼。我也曾充任樵夫,冰天雪地里穿了单衣上山砍柴,供队里烧水煮饭,也当过挑夫往山上背米挑水扛石头,还做过石匠放炮炸山修公路,都是如今民工干的最重最累也很危险的活。不过劳动中的我依然是乐观的。文革中的知青,衣衫褴褛,食物粗糙,却自有一份吃得苦中苦的豪情。
 
每天傍晚收工下山是我最为惆怅的时刻,行走在羊肠小道上,“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前途如模糊而看不到边的远山那样渺茫,难道我真要在这条山沟里终老吗?直到回了宿舍,青灯之下,面对白纸,又有画笔陪伴,我的心才又慢慢充实起来。
 
队里让我在宿舍的外墙上画了幅毛泽东像,宿舍紧邻公路,这成了我的大广告,队内队外都知道五连来了一位知青画家。附近生产队的农民也前来邀请,远远近近,不少农舍的白墙上都有我写我画的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像。如此看来,我到真该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要不然,我的这段美术之路真不知如何走。
 
一位叫匡进武的老队员来到我的宿舍,送给我一堆铅笔、橡皮和铅画纸。他说他以前也学过画,来到茶林场也还坚持了一阵,后来觉得没多大希望,也没多大意思,放弃了。听罢我心里一阵悲凉。我很感激他,不仅仅为了这一堆铅笔橡皮,他在提醒我,这一幕决不能在我身上重演。我喜欢画画,我不放弃!
 
69年7月5日清晨,我在暴雨声中醒来,正为不用上山劳动而心中窃喜。推门一看,山脚下的小溪因涨水而变成了大河,淹没了大片菜地与棚舍。与我们相邻的四连,一群知青手拉着手跨越公路桥,准备渡河抢救对岸仓库里的化肥。此时洪水漫过桥面,平日以为坚不可摧的钢筋水泥公路桥,竟在水中漂起,如一叶小舟瞬间倾覆。年轻的躯体与书桌般大小的巨石一同在洪水中翻滚……
 
11位牺牲的知青成了烈士与英雄。为了学习与表彰他们,场部从各连队抽人搭建宣传班子,筹备一个长期陈列的展览。当时写文稿的王小鹰如今已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签约作家。画画的则有金稼仿、王羽寅、唐文和我。他们三位从小学画,出道早。要算我画龄最短,为了不太丢脸,唯有加倍努力。这一时期我画了大量的草图与速写,我真正的美术创作是从那时开始的。为此,我一直记得这11位知青英雄。30多年光阴过去,他们的坟冢已被荒草湮没,遗像上的他们却依然年轻。
 
持续的创作使我明白,20多岁开始学画有点晚,我努力创造与寻找学习机会。每次探亲我总是赖在上海,找一切借口延长假期,直到春茶大忙前才回队里。我在家里画速写、素描与色彩习作。还常到一些工厂与单位帮着搞宣传展览。所有的美术院校都停办了,这是当时唯一的也是普遍的学习途径。所幸平时我在队里表现尚好,白天劳动象赎罪般不惜体力,晚上收工后还忙着出墙报搞宣传,队里也把我的超假学画当成“革命需要”,网开一面不作追究。
 
黄山茶林场受上海与安徽的双重影响,好象是在72年,合肥寄来一份安徽省版画展览的征稿通知,我让队里的卫生员乔梅摆了个磨镰刀的姿势,根据速写刻成我的第一件版画作品,并因此被召到合肥参加了一个版画创作研讨会。我开始喜欢上版画强烈而概括的黑白关系,也喜欢遒尽而锐利的刀法,就此和版画结上缘分。
 
进入70年代,文革中期,社会生活部分恢复正常,高校也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黄山茶林场因11位烈士而远近闻名,吸引了大批被“解放”的画家及艺术院校的教师前来下生活收集创作素材。我记得起来的有:刘柏荣、石奇人、赵谓谅、徐文华、胡若思、应野平、刘旦宅、郁文华、陆一飞、凌启宁、魏景山、黄启厚、黄非、韩纪扬、张自申、陈大羽等多人,他们的到来给了我不少学习与交流的机会。
 
张自申老师当时在安徽师范大学任教,72年来茶林场写生时给我示范了不少灰调子的“苏派”风景写生。他看了我的一些肖像写生与速写,建议我去考他们学校。他说茶林场虽不在他们的招生范围内,但他可以特批一个名额,带帽给我。我心存感激但还是放弃了这次机会。因为此时知识青年返城风潮涌动,与我同时赴皖的知青,有不少已分批回到了上海。我离开上海已有五六年,想回家了,我对上海更有认同感。
 
1973年十月,在一个海拔近1800米,被称为万人坑的山窝里,我正带着几名70 届的知青砍柴伐木,为队里准备越冬的柴火,此时接到了上调的通知。早晨,我离开自己亲手搭建的小草棚,下山赶回队里,准备取了行李再到场部集中。下山途中,我独自一人,最后一次在这条熟悉的羊肠小道上行走着,林中阳光缕缕,路边芳草萋萋,木叶沙沙,泉鸣鸟啼。路上我心情复杂:知识青年下乡这项荒谬的决策,导致我在山沟中耗费了生命中极为珍贵的六年青春,我庆幸自己没有虚度。这条景色优美而文化荒芜的山沟真也没有亏待我,给了我不少的机会,使我踏上美术之路。但是一旦回到藏龙卧虎的大上海,这样的机会还有吗?
 
三,
回到上海了!我被分配到上海市文化局——恰恰是个令我担心的藏龙卧虎之地!
 
也许是因为对我印象颇好,场部将唯一的文化局的名额留给了我,也许是因为听了场里的有利介绍,文化局领队的工宣队员周师傅特别照顾,将我分配到一个专业美术单位——上海美术设计公司。这令我感到压力重重:此地名家如云,我这位山沟里自学的业余作者恐怕只配到食堂里去烧火做饭去了!三天的学习之后公布了分配方案,同时报到的六人中,五个真的被分到食堂,我是唯一例外的幸运儿,被分配到模型设计组。事后得知,真亏得这位素不相识的周师傅特别关照,说小卢在黄山经受过艰苦锻炼,应该让他发挥特长。此事若要摆到今天,我完全应该提着烟酒登门拜谢的,只是当时还不兴这做派。
 
在模型设计组,我的工作与画画关系不大,到更象工程师、设计师或技术员。我为各类建筑、车船、机器、沙盘模型画出详尽的制作图,标明材质、色彩与加工要求,然后下车间去,协助木工、金工、电工和漆工师傅制作完成。凭着中学阶段较好的数理化底子和在农场自学的美术基础,我很快无师自通地胜任了本职工作,开始有多余的时间画习作搞创作,也有一些作品参加了各类美术展览,此时,曾经想当工程师的我开始觉得画画对我更有吸引力。不久,公司党支部书记来我办公桌边聊天,她先是表扬我那么快地适应了新的岗位,设计也颇受好评。在我听得高兴的时候,她话音一转,有意无意地希望我安心本职工作。我明白她的话外之音是周围舆论倾向使然。也清楚当时一个支部书记说话的分量。我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放弃美术创作安分顺从地做模型设计师——在这方面我不怀疑自己的能力;或者继续做我的美术梦——但不知道面前的发展空间有多大。我一时间心猿意马。
 
此时,在茶林场与我同队的施选青也调回了上海,我们在队里一直是搞宣传与出壁报的合作伙伴,巧的是,也经周师傅之手,她被分配到文化局并被安排在美术馆工作。当她把这一消息告诉我时,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不能碌碌无为!不能自甘平庸!自此之后,我更加珍惜每一次展出的机会,每件作品都加倍用心和努力,因此也有更多的作品入选了全市乃至全国性的展览。施选青和我于1977年1月23日结秦晋之好。两年后,女儿出世。为她起名时我们两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两个字——卢丹。
 
1982年,我领到了上海美术家协会的会员证,心中没有太多的欣喜,倒有几分惶惑与惭愧,一向自我感觉并不良好的我,迫切希望学习深造,于是在1983年月5月,走进了华东师大艺术系的教室,那年我已经36岁。教室里有位比我年龄更大的学生陈敦,对这位“同学”我该称老师的,当年我在农场回沪探亲时,在他辅导之下画了不少素描与色彩习作。
 
授课的汪志杰老师和张定钊老师指导我们画了一大堆石膏与人体长期习作,汪志杰老师说:长期作业的效果与影响,你们恐怕要5年10 年后才能领悟和消化。如今20 年过去了,他说的这番话我体会深切。
 
1985年我又参加成人高考,进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设计系继续学习进修。班上的同学大多比我年轻,都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和工作经历,思想活跃,在艺术上各有自己的见解。画课堂作业时人人亮出绝技八仙过海,如同带了自己的拿手好菜共同赴宴,风味花色各不相同。身为副院长的任意老师对这个班非常关注,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是出名的,但对我们的一些出格尝试倒也常常网开一面,尊重我们的自由发挥。
 
1985年春夏之交,几乎在进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进修的同时,我被借调到新成立的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创作中心担任美术创作的协调联络工作。创作中心主任严明帮原先是上海市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的编剧,70年代到黄山茶林场下生活时我们认识的。他敏锐地感觉到作为中国新兴版画的发祥地,眼下上海的版画创作反到是一个薄弱环节:没有专业版画创作队伍,院校也没有版画系,老严认为我们应该有所作为,建议将支持版画当成创作中心美术工作的重点。
 
我找来张嵩祖,王劼音,奚阿兴,盛增祥,洪建华,蔡兵,刘亚平,姜明立,肖谷,张树荪,奚建中等十余位有潜力的中青年版画家商议,成立了一个群体起名为《版画角》,并决定每人拿出数件作品开联展。这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中却有点出格的味道,我是始作俑者,更感到压力重重。所幸压力之下参展者无一人退出,我为自己有了一批可信赖的朋友而欣慰。
 
在上海美术馆举行的《第一届版画角作品展览》结果圆满,开幕式上我们希望来的差不多都来了,很热闹,反响也出呼意料地好。《新民晚报》记者李坚第二天中午前来参观,他来得不是时候,见观众稀稀拉拉就写了一篇报导呼吁,他高度评价展览但起了个别出心裁的标题《版画角门可罗雀》,朋友们觉得这不是事实,也很没面子。但报导效果出奇好。许多读者因好奇纷纷前来,起了几个小高潮。
 
有几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张嵩祖、王劼音在布展时特意让出显眼的好位置,将自己的作品放在最不起眼的角落,此举在版画角内奠定了正气;二是在《版画角》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我与阿兴发生了艺术见解之争。以前和阿兴关系不算密切,我两平时都是随和之人,很少争论,那天却异常固执地激烈争了好长时间,弄得朋友们都有点紧张,但有意思的是事后我们彼此之间却丝毫没有伤和气伤感情,我想应该算是好朋友了。以后相互见面总感到异常亲切,那天争论的是什么问题倒一点都记不得了。三是美术界有人对我们自己筹备展览持批判态度,而德高望重的杨可扬先生表示:对青年人的探索应该支持。四是我尊敬的何振志老师认为《版画角》的联展形式很好,值得推广。
 
展览结束后美术馆收藏了其中的一些展品。我的《彼岸》也在其中,这于我是第一次。
 
当时,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在《版画角》策划与展出的同时,全国85美术新潮涌动。一年后,在上海《海平线》画展上,美术界开始了全面的思想解放。
 
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多次参加《版画角》与《海平线》等联展,获益不小。我每次以组画的形式探索特定的主题与创作手法。第一届《版画角》展出《忆江南》与《路难行》两组,追求诗意的剪纸风格;第二届《版画角》展出的是《旅途启示录》,主题含有反讽和隐喻,用可以层层撕揭的厚纸制版;第二届《海平线》采用拼贴与随意摆放的方式制版;在第五届《海平线》上展出的《考古笔记》和《水乡图画》则是我用新掌握的铜版蚀刻法表达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受与思考。
 
以后几年中我还策划了几次《版画角》特别展,每次实践一些特定的想法。一次是邀请油画家周长江也来做版画,他以《互补》为题材刻了一幅大木刻,在展览会上很引人注目。另一次是王劼音从奥地利回来,创作中心为他筹办了一个广受好评的个展。还有一次是专为韩颐、王成城、李磊、张德明、陈新、雪儿等《版画角》新朋友策划的联展。我们通过承接艺术项目自己筹款集资,独立办展。这在当时,特别在版画界是一种新的尝试。版画要改变面貌,牢骚和埋怨无济于事,我想知道,不依赖别人,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此时,我的角色更象是一位版画活动家。
 
1987年,我借调到创作中心已有两年。两届《版画角》活跃了上海版画创作气氛,但版画创作条件却无法得到根本改善。此时,原上海美术设计公司总经理蒋昌一被调到上海油画雕塑院担任院长,他为人宽厚,善解人意,他觉得我在策划与组织艺术活动方面有一定能力,如果能到油画雕塑院去,一是可以兼任办公室主任,为他分担一些行政工作,二是筹建一个开放式的版画工作室,使油画雕塑院在西画创作领域里门类更加齐全,也增强油雕院与外界的接触与联系。当时文化局付局长杨振龙及图美处的孙学铭处长都很支持。在七月的阳光里,我骑车沿新华路到油画雕塑院报到,一路上惊讶自己的好运气。
 
我很珍惜这飞来的运气和良好的条件,在完成行政工作之余,不敢放松创作,1988年,我作的壁饰《文明》在全国第七届美展获得铜奖。这是我在全国获得的第一个奖项。获奖固然高兴,但版画工作室的计划由于各种原因被耽搁与拖延下来,令我沮丧。
 
1989年,油画雕塑院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竞标五星级威斯汀太平洋大饭店整体环境艺术项目。因为有在美术设计公司工作的经历,蒋昌一放手让我担任该项目的总体设计。五星级大酒店当时很稀罕,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对我是难以想象的挑战。 好在我们有一个理想的合作班子。当时油雕院挂帅的是正副院长蒋昌一、周长江。华东师大主要参与者一位是我的兄长卢象太,另一位系主任张嵩祖,我把他也看作自己的老大哥似的。另一位重要成员是张秉坚,他虽比我年轻,却异常的有胆识有主见。
 
阅读了几大捆工程图纸,广泛浏览了各艺术门类的作品。一年后,上千件作品摆放到位。除了策划与操纵整个项目之外,我和张秉坚合作设计了饭店大堂的大型壁饰,并在他中途赴美求学后,由王凯与张敏协助我最后完成。这一过程对我是极为重要的学习与补充。本人一向自我感觉不好,这次经历使我有了面对大事物的自信。并能从更宽阔的角度理解审视艺术与文化。工程结束后,《美术》杂志约我撰文配图介绍,我将整个过程归结为艺术与环境的对话。在以后“对话”成了我创作时一个重要的思考原点。
 
不过平心而论,大的艺术工程虽然轰轰烈烈,但常常受制于人且商业色彩颇浓。相反当我做版画时,虽默默无闻,但却有心灵的自由,它是我的一方净土,我依然钟情。
 
1991年我参加了廖修平老师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主持的“现代版画研习班”。当时铜版石版丝网版在国内还不普及,这些技法对我来说也是全新的,面前又出现了一片奇妙的新天地。在学习班上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及来自台湾的同行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特别是廖老师,他给了我很多的关心鼓励,返回美国之后还经常来电来信送工具寄材料,无论在艺术上还是为人处世方面他都令我敬重,是我心中的楷模。
 
回到上海,准备施展身手的我因缺乏材料设备面临无米之炊。幸亏此时为太平洋大饭店创作大型壁画的稿费发下来了,我委托老朋友韩颐找人做了台铜版画机,又走街串巷去买锌版,还自己动手配材料,排风机是用厨房脱排油烟机替代的。经过半年的努力,我在上海油画雕塑院建立了个人简陋的版画工作室。但作铜板不如我想象的那么顺利,铜版画技术有一定难度,我在南艺学习时间太短,再加上自制材料性能不佳,印出一大堆废品。南艺的小小成功使我误以为自己聪明,事情哪那么容易!
 
在1993年春,我又到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再次专门进修铜版画。讲课的是加拿大籍教师戴维.西维尔伯格。他设计的课程注重技法,严密周到实用性强,正好解我燃眉之急。临近学习结束,我作铜版蚀刻渐渐得心应手。戴维在作业上给了个好评语,还说让我到加拿大去做他的助手。戴维是个幽默大师,开玩笑罢了,但还是让我增强了自信心。
 
回到上海,我作为油画雕塑院的特派代表,继续兼任华东师范大学环境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很忙。我在学校借了一间空实验室,利用每天中午一二小时休息时间做铜版。于是有了在第五届《海平线》展出的《考古笔记》和《水乡图画》两个系列。其中各有数件作品入选全国美展和全国版展,并被上海美术馆和其他省市美术馆收藏。看了我的新作,老朋友王劼音和肖小兰都说:“许多人入了商海就再也回不来了,本以为你再不会有时间、有心思作画了。这真是出人意料,没想到!”。我听了颇为得意。
 
日积月累,持之以恒,我手中渐渐积攒起一批作品。
 
经张秉坚推荐,应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艺术学教授桑德斯的邀请,我于1998年10月赴美国讲学并举办个展。演讲、开幕、参观、捧场、出售都不足道,一些观众主动找我聊天倒是有点意思。其中有两位是从南卡毕业的职业艺术家。一位说他以前只知道中国版画家木刻作品好,没想到铜版也能作得那么好。另一位则坦率地说她尽管觉得我的铜版画做得不错,但她不太喜欢,倒是在幻灯片中看到我的几件题为《文明》的大型壁饰,觉得特别棒。
桑德斯带我参观他们的工作室,满屋子都让我新鲜和羡慕。显眼处放着一块待印的大石版,估计象我这样的汉子两人是搬不动的,却走过来一位满脸皱纹老祖母级的业余学生,推一辆小液压车便轻轻巧巧地把石版放到了印床上。在美国,艺术创作的条件真是好,但在美国做一个职业艺术家却实在不容易。
 
反观我们,创作的条件虽不太好,但生活的压力并不大。我由此胡思乱想:“当艺术不再是好职业的时候,那些依然时时惦记着艺术的人,才配得上艺术家的称号”。还有一个想法是:“说不定哪天我们的创作条件好了,好日子却由此而结束了”。
 
回到上海,幸亏“好日子”并没有结束。我辞掉了华东师大环境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的职务,回到油画雕塑院安安心心地作画。1999年,我创作的《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获建国50  周年上海美术作品一等奖。2001年另一件作品《我们是铁,我们是钢》获当年上海美术作品展银奖并被上海美术馆收藏。我自己更在乎这个二等奖,因为这是件雕塑,是我以往参展作品中的另类。在正宗的专业雕塑家看来,这件作品怕缺乏“基本功”的含金量,我自己也明白作品是在观念、构思和视觉效果上占了便宜,多少有投机取巧的味道。我本来就没准备花大力气去博奖的,获奖收藏是意外收获。其实更大的收获是我玩了一把泥巴、石膏与钢铁,有许多宝贵体验是在版画之外的。
 
2001年2月,上海美术家协会各艺术委员会改选,前版画艺术委会主任王劼音谦让说,他当这个差使已多年,接近退休年纪了,如果改选换个年轻的,办法或许更多。经投票,我被选为新一届版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信任是荣誉,也是压力。我想到了版画界的前辈沈柔坚先生、吕蒙先生、杨可扬先生、杨涵先生、邵克萍先生,也想到了我们版画界的几位老大哥张嵩祖、董连宝、王劼音,多年来他们为上海版画的发展作了不懈的努力,他们的威望和能力都远在我之上。不知道自己这个新主任能否胜任。也不知道可以做点什么实际的事情。戴了艺委会主任的帽子不做事情也可以混得很潇洒,但那不是我的为人,面对当时上海版画界令人沮丧的现状,自己应该有所作为。好在长期以来有前辈们的楷模作用,版画界一直很团结;美协秘书长朱国荣对我们很支持也很放手;社会各界都有不少关心支持版画的朋友,相信事情不至于败在我的手上。
 
在我最需要朋友援手的时候,朋友们拍马赶到。
 
一位是尔冬强。他是艺术家,优秀的摄影师。他也是有头脑、懂得经营的出版商和企业家,还是位眼光有预见性的收藏家。他精力旺盛多才多艺。他是版画角的老朋友,一直很对版画很热心。这点对我来说最有意义。所谓“强者见不得弱者的窝囊”,看到版画这副不死不活的样子他一时性起,他决定投资成立一个版画工作室。
前来增援的另有一拨人马。“马”是“马利画材有限公司”,“人”是他们的正副老总杨中义、杨恩广以及具体联络的范济东。他们根据我画的草图开始试制版画机。版画家杨涵先生是位老革命,他见了新机器后用老战士的口吻说:我们有枪了!
 
长期捆扰我们的场地和器材问题就此迎刃而解。
 
在尔冬强的艺术中心内,我们先是在廖修平老师和扬劲松的协助下,策划了一个全国版画邀请展。半年后,经香港版画家协会的推荐,又举办了欧洲版画邀请展。尔冬强办展很有眼光和品位,我也有多次策划展览的经验,我们强强联手,两个展览都办得很有声色。
 
展览曲终人散大功告成,但版画工作室离正常运作还有较大的差距:还须添置不少设备器材;我们缺少管理人员和技工;工作室本身场地狭小还兼办公、展览、演出等多项用途,不可避免地影响创作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长期资金和精力投入,而且暂时还看不到回报前景。尔冬强的职业特点是每年长期外出,他不在,工作人员就观望,我认为必须解决的很多事情就无法决策与实施。虽然他很尊重我,但这毕竟是他的产业。尔冬强能做到这一步已很不容易,他热心版画,但我不能要求他丢下摄影一心关注工作室,他的钱也是长途跋涉一次次按快门攒来的辛苦钱,我不希望版画工作室变成他的累赘。我准备探索另一种模式,作自己的工作室。
 
此时,陈家泠老师和任国雄找到我,说荣联房产公司的老总王德荣先生准备无偿提供半岛花园的大片房子设立一个艺术中心,让我一起出点主意,我不假思索地提出做一个版画工作室的要求。
 
我分别向尔冬强和马利画材公司发出邀请,希望到一个新的空间里再度合作。尔冬强表示他有大量的摄影项目和课题有待完成,恐怕没有时间和精力了。马利的两位老总杨中毅、杨恩广接受了我的邀请,伸出了援助之手。
2002年11月22日,半岛版画工作室成立。它坐落于苏州河边,大门上方有杨可扬先生手书题写的室名。门内一侧有白壁供嘉宾留名,最早签上的几个名字为杨可扬、宋源文、吴长江、齐凤阁、李树勤、王维新……。 宽敞明亮的工作室内整齐地摆放着崭新的版画机和工作台,展厅内,佳作满壁,来自上海和全国的朋友济济一堂。这一天对于我,对于上海版画界的前辈和朋友都是有意义的,工作室属于大家,这是我们多年的梦想,我很高兴今天终于在我的手里做成了。我预感上海版画最困难的日子即将过去。
 
我兴奋忙碌着,也为工作室日后的发展担忧。这不若做艺术委员会主任潇洒,可以混。工作室须要日复一日的投入,我感到有点心力疲惫。
 
恐怕是上苍可怜,安排我休息。在这当口我的腿不慎骨折了。坐在轮椅上,神经开始松弛下来,我准备心安理得地享用这伤筋动骨的100天。我认定缺了谁地球也照样转,朋友们会为我呵护新生的工作室。
 
平静下来以后才想起:我怎么会头脑发热地搞出个版画工作室,我是不是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了?我本是个图安逸的懒人,以后却要天天为工作室操心,还有时间画画吗?大家都在忙大事,挣大钱,版画不象人民币美圆那样管用,会有人来做来印吗?不盈利的版画工作室能撑多久?
 
自私的想法可以有,但退却是不可以的,不能对不起那些对我寄予希望给予帮助的朋友。一旦想通,也就可以安安心心地看书睡觉勾草图了。
 
4 个月以后我丢掉拐杖回到工作室,令人欣慰的是,情况一天比一天好。来访嘉宾的签名铺满了整块白墙,油画国画水彩画家们每周的铜版画沙龙坚持了一年多至今还在延续,不少海内外的画家与我们联络准备交流,闻讯前来的学员络绎不断,马利公司则源源不断地为我们试制出许多新材料、新工具、新设备。当然,最令人兴奋的是我和我的朋友们有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创作环境。
 
在工作室门前,看着满目绿树和苏州河一天天清亮起来的河水,我想着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我不象有些朋友那样认为自己生来就该是画画的,我能踏上艺术道路并走到今天有很多幸运成分,但不全是幸运,我也努力了,我生性随和但也不轻言放弃。我于1947年在战乱中出生,在50年代的人祸天灾时长大,又在文革的动乱中成年。庆幸的是,在目睹了我们国家经历一系列的变革日趋兴盛之后,我终于沾上了一段好时光。
 
                后记
 
终日忙忙碌碌很少有空坐下来写一点文字,感谢龚云表先生给了我这个机会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一个回顾与总结。
 
父亲在我两岁那年便去世了。为了将哥哥和我抚养成人,母亲在外忙碌辛苦,我则成了个调皮的野孩子,从小缺乏向母亲倾诉的机会和习惯。成人之后,母亲光知道我很忙,好象有所成就也为我高兴,但总不太清楚我在忙什么。我用心写这篇自传,一多半也是为了向母亲作个交代,好让她高兴。遗憾的是自传临近结束,2004年3月2 日母亲因突发脑溢血住院,在医院彻夜守护时,我一遍遍地祈望母亲苏醒,但母亲最终在昏睡中离去。这意味着我再也不能向母亲当面述说了,我为失去这永远不再的机会而深深自责。母亲的死提醒我,要懂得珍惜!无论是对艺术,还是对生活——这是母亲以自己特殊的方式给我的最后训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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